毛泽东时代中苏领土谈判的教训（下）
【四】六十年代：为政治目的翻历史旧账，而不解决实际问题
1964年的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本来有机会达成一个在现行国际法下对中方最为有利的边界条约。但因为最高领袖执着于利用领土问题来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最终谈判流产，中苏双方均得不偿失，冷战格局也因之改变。
1962年之前，周恩来要求只谈有争议地区，不算“历史旧账”
中国政府着手准备中苏边界问题，开始于1958年。这年四月，外交部向各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提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要求各地有关部门配合中央的行动。7月份，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成立，下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小组。社会主义工作组负责解决中蒙、中苏、中越、中朝边界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组负责解决中缅、中印、中阿和中克边界问题。
其中关于中苏边界的工作计划要点包括：1、中苏边界是由清朝政府和沙皇俄国间划定的，东段主要以河流为界，西段大部分建有界碑；2、除帕米尔一段系未定界外，其他均属已定界；3、但由于河流改道等原因，有些地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双方对黑龙江内的二百多个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看法，新疆段内也有两处存在问题，这些情况均需进一步搞清。
但这一工作计划只在短暂的一段时期内被付诸实施。随着中苏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中苏边界问题也不可避免了成了这一斗争的一部分。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批评了中国解决中印边境冲突的方式方法（苏联其实很担心中共将这一方式方法照搬到中苏边界问题上），周恩来则激烈反驳道：“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自民国以来被长期搁置的中苏边界问题，终于被摆上了台面开始谈判。不过在1962年之前，中方仍将边界谈判限定在上述工作计划之内，即只谈有争议地区，不谈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土地。正如周恩来在1960年10月所说：“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
中苏关系破裂，中方翻旧帐，要求苏联承认旧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1962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成为“修正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毛泽东俨然已成为“世界共运领袖”，其对苏方针也大幅度调整，一改之前的妥协与缓和，而选择了主动进攻。一些中苏边界省份的中国地方领导机构开始指令中国渔民在有争议的岛屿上捕鱼，并让他们告诫苏联边防军人：这些岛屿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
1963年3月初，《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公开声明，中苏之间还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社论完全改变了毛泽东在1945年和1949年“联是第一个废除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的论断。随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提出要解决中苏（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称“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苏联方面答应与中方进行边界谈判，但拒不承认中苏（俄）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坚持认为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只存在小部分边界线未确定的问题。
1964年2月，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在北京饭店启动。中方的谈判进程直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指导，从谈判方针到具体做法，都要请示周恩来，重要问题须请示毛泽东。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是：肯定沙皇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以分清历史是非；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条约割去的领土不要求收回，但条约规定属于中国而被沙俄和苏联占去和划去的领土原则上要无条件归还中国，个别地方归还有困难，可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适当调整。
按照中方的理解，苏联政府应该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方案：苏联失名得实，承认历史上的边界条约确属不平等条约，但中方并不要求其归还这些条约割去的土地。中方坚持要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按李丹慧教授的理解，“为的是安抚中国国内可能会出现的民族情绪。只要苏方承认中俄界约的不平等性，接下来一切都好谈”，不过笔者有不同的理解：此时的中国政府，正在国际国内掀起一场将“苏修”与“美帝”相提并论的宣传运动，中方坚持要苏联政府承认中俄界约的不平等性，恐怕正是为了这场宣传运动服务，一旦苏联承认了这一点，中方就等于拿到了致命武器，就可以在宣传上大做文章打倒“苏修”。
苏联坚决不承认与中国存在任何不平等边界条约
但在苏联政府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那些边界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赫鲁晓夫主导下的莫斯科正积极与西方世界接触，其法律观念远比中国进步，故而相当清楚：如果苏联承认了那些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那么无论中方在此次谈判中对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持何种态度，苏联最后都有可能失去这些领土，因为中方将握有“不平等条约”这样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后可以据此要求苏联吐出这些领土。
在2月26日和3月5日的两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代表所提出的谈判条件都是：沙俄侵占了中国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问题，但中国政府不要求收回；中苏之间仅存在一条边界线，即条约线，但苏方应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解决中苏边界东、西段的所有问题，而非仅确定某个单独地段的边界走向；会谈结果应签署一个新的条约。
3月16日和27日，第三、四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态度越加激愤。中方代表情绪激愤：“不要求你们归还面积为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已经是非常的宽宏大量了。除了这些领土之外，我们再也不会容许你们侵占一寸中国的土地了。……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
不过，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更多的是来自高层，也就是毛泽东的旨意。中方的谈判代表团本身，似乎更热衷于解决中俄边界上的具体问题，故而在第三次谈判全体会议上，中方代表团就提出了彼此互换地图，以找出两国争议地区的建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这一建议得以落实，双方地图对比的结果，显示出了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在找出了具体边界问题之后，莫斯科做出了“准确界定边界全线并在目前生效的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边界条约”的指示。
毛泽东的突然讲话让已经取得的边界谈判成果付之东流
中苏两国代表团在随后的谈判中取得了相当多的进展。根据互换的地图，双方讨论了东段边界线的走向，并就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即同意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对满洲里附近的陆地边界线，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同苏联的全部陆地边界线，基本达成协议，稍有调整。双方同意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总之，整个东段边界除个别岛屿归属未定外，基本上都已达成协议。苏方并已起草好了除黑瞎子岛之外的整个东段边界线的协议，准备签署。西部边界则只是把问题摆了出来，尚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的讨论。
但这些成果最后并没有能够形成条约。当谈判桌上一片乐观情绪的时候，毛泽东于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时，突然发表讲话，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
毛泽东从历史角度对苏联的这批评，直接扭转了谈判的走向。在7月30日召开的第七次谈判全体大会上，中方再度从商谈转入控诉，“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要求苏联承认不平等条约，再次成为会谈的唯一主题。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因此陷入僵局，8月22日，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回国。
毛泽东解释：并不是真要苏联归还150万平方公里土地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谈判即将取得成果之际突然发表讲话打断谈判进程？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但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是无法接受的。在9月15日会见日本议员代表时，他直接拿出了原子弹威胁中国：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
中苏边境关系也因为这次谈判的流产而迅速恶化，苏联以中国有收复国土的意向为由，加紧向远东地区增兵。随后即有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双方反目成仇。中方为了抗衡苏联的武力威胁，转而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冷战局势也因此发生巨大改变。而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从1969年10月一直谈到1978年6月，除了缓和中苏边境紧张局势之外，毫无成果，也正是缘于彼时已经是中、美、苏三国博弈的局面，从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于双方会晤后的每次讨论中，周恩来最先询问的不是谈判的情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这一现象中，即不难看出双方谈判的目的并不在具体的边界问题上，边界谈判早已沦为三角政治的工具。
结语
因为史料及学界研究所限，专题无法介绍中苏第三次边界谈判、中俄（苏）第四次边界谈判的具体情形，但后两次谈判是在脱离了意识形态束缚之后举行的，则毋庸置疑。故而这两次谈判最终也取得了非常实际的成果。其谈判的基本思路，比如：以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通航河流主航道为中心线、非通航河流以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划界的原则，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等等，其实早在1964年第一次谈判当中，就已经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认可。但当时没能据此达成边界协议，反而导致中苏边境关系紧张20余年，耗费无数人力财力，最后一个圈又转回去了……
一场毫无意义的循环。
（编辑注：本文资料，全部取自李丹慧教授的研究成果）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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