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中使用过化学武器

　　近日，随着叙利亚内战的不断深入，叙利亚军队保有的大量化学武器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些武器最初是用来对抗以色列手中的核武器的，叙利亚也并未真正使用过这些武器。

　　不过外界一直质疑，走投无路的巴沙尔政权，会把其维护统治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些化学武器以及发射他们的飞毛腿导弹身上。不过巴沙尔政权目前为止依然态度坚决，即化学武器是用于抵御外敌侵略的，坚决不会用于内战中。至少到目前，叙利亚政府依然信守承诺，没有动用这类武器。

　　当然，并不是每个政权都能够如同目前的巴沙尔政权一样。就拿中国来说，在持续三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就曾使用过化学武器。


　　国民党的化学部队与化学武器生产能力

　　国民党的化学战部队于1933年开始创建，并在抗日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仿效美军编制，于1946年9月9日将防毒处改编为化学兵司，编制62人，下设行政、训练、作战、补给、技术、工务6个科，负责化学兵部队的训练和作战、化学装备的研制和技术改进、化学参谋机构的建立以及军用化学器材的补给等一切事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准备内战对其军队进行了全面整编。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国民党认为自身兵力强大，没有实施化学战的必要，其化学兵部队都被改为常规部队。独立步兵第1团回国后转隶步兵第67师，脱离了化学兵建制，其余4个迫击炮团均改装美式武器，分别称为陆军重迫击炮第11、第13、第14、第15团，1947年学兵总队撤销后直属国民党政府国防部。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上述部队分别被调往各战区并以连为单位配属各军、师参加作战。其中，第11团配属东北行辕、第13团配属徐州司令部、第14团配属郑州司令部、第15团配属武汉行辕。这4个团的大部先后在作战中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导致国民党军化学兵的主体力量丧失。这也使得到了战略决战时期，国民党对化学战产生了需求迫切需求，的战略决战时期，国民党，然而缺乏足够专业的化学战部队。

　　比起化学战部队，国民党的化学武器生产起步时间接近，但是进展更快。1933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巩县建立了第23化学兵工厂负责化学战剂及化学装备的研制。国共内战后迁至四川泸州。该厂与1934年成立于南京的应用化学研究所共同负责化学战剂及化学装备的研制，当时能够生产的化学战剂有光气、双光气、芥子气及路易氏气等毒剂，具有月产毒剂120吨的能力。1936年，国民党曾生产了l万颗毒气炸弹用于抗日备战，每颗毛重15千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台湾北部一个日军遗留的大型化学武器生产厂。应用化学研究所于1947年迁返南京旧址，主要研究化学原料、细菌、兵工材料及有关国防化学问题。但由于此时化学兵不被重视，人力物力投入很少，所以没有大的发展。


　　战局不利时的疯狂使用

　　事实上，在，因为在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占尽了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因此，国民党他们当时并没有打算使用化学武器，而是将化学战部队作为普通炮兵投入内战之中使用。然而随着国民党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失败和解放军的大举反击，国民党面对不利的战局，也开始全面使用化学武器。

　　以下是国民党军队使用化学武器的不完全记录：

　　1947年12月8日解放军围攻莱阳，国军向我军施放毒气。1948年2月13日沈阳以北石佛寺附近战斗，国军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等部向我军使用窒息性毒气炮弹一次。1948年3月31日阜宁西之益林战斗，国军整五十一师一一三旅连续向我军使用毒气弹三次。1948年4、5月临汾战斗，国军守军曾一再向我军施放催泪、喷嚏、窒息等毒气。1948年6月25日兖州西关国军向我军发射毒气炮弹。1948年7月上旬襄阳外围黑虎堰地区战斗，康泽下令一○四旅向我军施放大量毒气。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中，王耀武麾下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之一七二团向我军施放催泪性毒气数次。1948年12月17日，杜聿明部向我军放射催泪性三七化学抛射弹。1949年1月7、8两日，国民党飞机向包围杜聿明部的人民解放军阵地大回村东北的刘楼、左砦、梁井、张小庄、张小楼、张老庄、李明庄一带投掷大量毒瓦斯弹。1949年10月6日，衡宝战役中，桂军八十七师、一七一师向我军施放催泪性毒气。

　　以上仅是规模较大的几次化学武器使用的战例，实际上，据解放军的记载，国民党在内战时期向解放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总数达到了数百次之多。


　　不解的化学武器使用之谜

　　虽然国民党使用化学武器的场合非常之多，但是通过自己研究可以发现，国民党在大多数时候使用的化学武器都是对人体伤害较小但是能显著影响作战的各种低等级产品，如毒瓦斯弹、催泪毒气、喷嚏性毒气等等，而窒息性毒气或者神经性、糜烂性毒气的使用则非常罕见。这一现象展现了内战中化学武器使用水平较低的一面，于是一度有人认为，是国民党高层的克制和顾全大局在使得其没有动用以上大规模化学武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曾经有如下的回忆：我想突围也无望，但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董明德来，不能不敷衍他一下。于是即找第三处处长邓锡洸来商讨，拟定陆、空协同放毒突围的计划。董说：“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部队被消灭后，共军即广播出来。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掩护你们突围。”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我问董：“用的什么毒气？”董说：“催泪性的。”我说：“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董说：“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因此可见国民党对于使用窒息性毒气实际是毫无忌讳的。

　　之所以国民党“不敢用”，除了顾忌其威力之外，实际还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战术素养低下，无力大规模实行化学作战所致。

　　通过施放毒气进行化学战，实际上是一种对作战部队要求很高的作战行动。它的成功实施需要三点：一是优秀的气象情报，能够准确地预计作战时的风向，不能让毒气滞留原地，更不能让其飘回己方阵地；二是专业的化学战投放队伍，从而准确地将化学武器投放到目标附近；三是训练有素、协同紧密的作战部队，能在毒气威力消失的第一时间发起进攻，同时不至于迷失方向，陷入毒气之中受到损失。

　　而大多数的国民党军队，显然没有办法获得准确的气象情报；而训练有素的化学战部队则因为被国民党当做普通炮兵使用而在战斗中损失殆尽；而训练有素、协同紧密的作战部队这一要求，大多数国民党军队是想也不敢想，如果国军都能训练有素到能有效进行化学战的话，中国革命的敌人，原本会更加强大。

　　只有少数国民党军队具备这种优良的素质——新一军、新六军这些受过正规美式训练的部队就能进行较好的协同，因此，也只有他们才敢于使用窒息性化学武器，对解放军进行进攻。

　　因此，使用威力较小的化学武器，与其说是“顾全大局”，不如说是“投鼠忌器”，害怕自身作战部队遭到损失而已。自然，这些砸在战场上除了使人暂时咳嗽流泪的烟雾，也未能阻止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的全面溃败。

施洋，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