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第一颗钮子扣错了，就会一直错到底。”
我二十年受害经历，起源于1958年那“第一颗钮子”。说得准确一点，二十年冤狱生涯的精神锁链和物质锁链，第一环是1958年开始钉在我身上的。我不想、也无须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而是请求以58年当时的政策尺度来衡量58年当时我自己的实情，我不得不问：为什么那时要把我打成受害者？
我十四岁时，1955年春天，初中毕业，从学校直接参加工作，分配到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昭通专区。我戴着红领巾，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献身的满腔热情踏上工作岗位。开始时在财贸部门，1956年6月调专署财办。作为一个知识青年，那正是我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我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发奋学习，并在多次因公下乡的过程中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锻炼自己，改造世界观。
1957年秋天，昭通地专机关开始整风鸣放。我胸怀坦荡畅所欲言，总共提了下述四条意见：
1、我贴过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程步高对工作包而不办”，纯粹从业务工作的角度对程步高提点一般性的批评和建议，丝毫没有上纲上线，更谈不上攻击。
2、花纱布公司党支部书记陈月华同志经常在办公时间搞私生活事务，我多次发现她在办公时间对镜梳妆，而当我因公事找她联系工作时，她说不出本职范围内的起码工作情况。她既不学业务，又不领导思想政治工作，1956年花纱布公司发生严重的花布积压色布脱销，商业资金迟滞不能顺利周转，市场呼声大，地委组织检查组进驻该公司深入检查，发现公司领导方面严重失职，而经理王立学和支书陈月华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把一切责任下推给业务科具体工作人员。专员原德明同志明确批评王立学和陈月华是“无事嫌官小，有事嫌官大。”当时我作为检查组成员，不但在会上当面给王立学陈月华提过意见，而且在整风鸣放中我发言说，该公司的教训有典型意义，我建议政治工作负责干部应深入业务实践，熟悉本职工作，通过业务的推进来体现政治思想的指导作用，不要搞空头政治，不要当所谓“忠实可靠，吃饭睡觉”的闲人。
3、在我小组鸣放中说过，团地工委1956年按中央指示，一度组织在职干部向科学进军，大会动员，小会酝酿，成立各种学习进修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虎头蛇尾，未能持之以恒，而且对各单位向科学进军的学习进度不检查，不总结，事隔一年，由热火朝天变成冷火秋烟，进修班纷纷散了。难道向科学进军仅仅是一时的突击任务就能达到目的吗？我说：“周总理亲笔题写‘知识就是力量’，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文化，但下面有些惯于看风头赶热闹的人，则把‘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喊在嘴上，并不贯彻，更不坚持。这种看风头的人对科学文化毫无感情，仅仅把党中央的口号接过来装潢自己，当作胭脂打扮自己，实际效果经不起检验”。我并且表示，作为在职干部，向科学进军的问题关键在于刻苦自学，不要依赖客观条件，而要立足于主观努力。这是我在鸣放小组会上讲的。
4、我在同样的小组会上说过：“我们昭通专区是山区，公路的建设进度直接影响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我到过鲁甸、巧家、永善、彝良出差，亲自看到人民群众对修公路抱着令人感动的热情，但交通科的测绘定线工作跟不上，党政领导机关对公路建设的布置迟缓，重视不够，领导落后于群众，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我的全部鸣放发言就是这样四条。
这些意见，二十一年前是正确的，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当我回顾起来，更加感到没有说错。掏尽我的心血，透视我的肺腑，剖析我的全部灵魂，找不到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不但会上如此，会下在私人交往中也是如此，光明磊落，天地共鉴。至于程步高之流别有用心的人在所谓“背靠背的挖掘反动言论”中搞了些什么东拉西扯张冠李戴的黑材料强加于我名下，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们既不敢查核对证，也不敢向我宣布，除了在阴沟里搞陷害活动外，他们究竟有什么本事？！
1958年2月12日，学习小组长李洪邦不知按谁的指示通知我：“你下放劳动锻炼一个时期”。我说：“我早已写过大字报请求下放劳动锻炼。”我欢欢喜喜移交了工作，由李洪邦派了专财政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送我去“劳动锻炼”，而且多话不讲，连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和蒋异伟同时被送，离开了专署机关。甚至连送人者也不知道要送到哪里，请看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当时只知道新民村有些地专机关干部在修水库，我们三人一路到了新民村。那里负责人范崇德看了送人者手持的一个不知什么函件，就说：“你们不是到这里，是要到段家石桥水库才对。”我们在新民村供销社楼上住宿一夜，第二天又到段家石桥工地，就被接收了，编入右派小组劳动。又过了一天，集体回到昭通，向彝良大坪农场进发。到了农场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下放劳动锻炼”，而是一个劳教农场。从那时起，我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当做了专政对象。
我惊奇，愤懑。我问农场负责人李明山和周积顺：“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卡住？为什么任何人没有向我宣布任何罪名？为什么任何人没有向我宣布戴任何帽子？为什么整个农场劳教人员都得到处理通知书，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把我作为劳教人员看待？”他两人回答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不清楚，不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也不知道你受什么具体的处理，但是既已到了这里，都是劳教人员，你就安心劳动吧，人人都要改造世界观嘛。”我说：“不能这样头发胡子一把抓。‘人人都要改造世界观’是指自觉的学习和思想改造，而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不能把这个界限故意弄混淆。我究竟犯什么错误？戴什么帽子？受什么处分？通知书在哪里？”他们无话回答，但硬要把我当做劳教人员。
我在农场劳动了一个多月，除了供我吃饭之外，没有一分一厘的经济待遇。连二月份我在专署工作半个月的工资都没有发给我。
我从农场其它人的处理通知书中看到，当时送劳教的是三种人：右派分子，坏分子，历史反革命。显然，这三种帽子都不合我的口径。我没有右派言行，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违背六条政治标准，当然不属于右派。我没有贪污盗窃，没有堕落腐化，没有投机倒把，没有扰乱社会治安，没有一丝一毫刑事性罪行，当然扣不了“坏分子”三个字。我历史清白，十四岁从学校参加革命进入机关，我大概也不属于历史反革命吧。三种席位我冷静观察，觉得自己都无法对号入座。那么，我属于什么呢？只能叫做受害者。本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随便找个借口，随便立个名目，随便拼凑个“处理通知书”发给我，这在当时程步高之流也是完全做得到的，这叫做举手之劳。但是，这伙假左真右、权欲熏心的害人虫，当时已连这个简单手续也顾不得、不屑一顾了，他们用“下放劳动”的骗局把我骗至农场，落入陷阱，他们睡得着了。他们故意不在文字上给我半点依据，免得日后告发，他们自以为高明。殊不知，这正是他们明目张胆破坏整风反右，挟权营私，理亏心虚的表现。他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无辜的青年下此毒手？我当然清楚地知道，这是程步高杀人灭口的一种伎俩，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私。李曰垓不肯抱程步高的粗腿，程步高做梦都害怕李曰垓有朝一日会揭穿他逼死人命的卑鄙秘密，于是他利用专署党组负责人的实权，把我扼杀在无声无息之中。
我热爱劳动，但不能热爱这种屈辱状态下的强迫劳动。我不能忍受迫害。我必须向中央告发这件冤案，连同张凤吉血案一起彻底揭翻。我充分意识到这一案件的深度和难度，只有北京城的阳光才能融解乌蒙山的坚冰。劳教一个多月后，1958年3月19日，我毅然离开农场，奔向首都。
但是，刚刚走出一百里，在盐津庙坝被抓回农场，立即被钉上脚镣，带镣劳动。下流语言的咒骂声和拳脚交加的肉体摧残双管齐下，开始向我显示了镇压之权的应有威风。6月15日在农场大会上把我逮捕，押送彝良县监狱。由彝良县公安局一个名叫汪必俊的人单独对我“审讯”二十分钟就落板定案，接着就以彝良县法院名义发下一张六年刑期的判决书。法院任何工作人员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审判，一次也没有，半次也没有，而判决书上公然凭空编造说：“由本院审判员黄元富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某某某、某某某出庭，业经本院审理终结，判刑六年。”发判决是在一天夜晚，由黄元富到看守所单独发给我的。我问黄元富：“你这个审判长什么时候开庭审判过我？两个所谓人民陪审员象什么模样？什么时候与我见过面？”黄元富吼叫起来：“你少啰嗦！现在是政法大跃进，你知道吗？”
判决书上开列的罪名叫做“劳教逃跑，抗拒改造”。但是，先用“下放劳动锻炼”的骗局把我骗到农场，不给合法的书面通知，继则以“劳教逃跑”之罪名判刑，“劳教”二字才第一次在书面形式上出现，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不知从法律角度来讲能否站得住脚？姑且不说这一案件的彻底冤屈性质了。
不久之后，汪必俊、黄元富二人都因流氓本质导致严重犯罪，引起了强烈民愤，被判处比我长的徒刑，劳改去了。他两人经手制作的一系列冤错案件，1962年时曾由彝良县委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过复查，释放了不少被他们错判的人。而我这一冤案则一直无人过问，照那张凭空编造的错误判决书执行。这一事实说明，汪黄二人只不过是制造我这件冤案的幕前小丑。
那时候我还不满十七岁。尚未取得公民权，便失去了公民权。红领巾上还留着我的体温，法西斯政治迫害便夺去了我的发言权和生活权利。我没有危害过国家和人民，而那些真正危害国家人民的败类容不得我。这就是二十年冤狱血泪的第一环锁链。从那时起，残忍凶恶的政治迫害，敲骨吸髓的经济克扣，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就接踵而来了。二十年来，赵通海忠实秉承了第一颗黑钮扣的制造者的意图，以杀人灭口为既定方针，把我紧紧封闭在冤狱深处。原判6年，没有加过刑，连记过都没有记，但实际上我被监狱和劳改队直接关押十七年，其余三年也是以“强迫留队就业”的名义把我禁锢在警戒线内，不准越雷池半步。我的母亲饿死，我的弟弟受株连而失学，我的未婚妻和岳母受株连而失去了户口和粮食，直到抢亲的惨剧公开演出，直接恢复了土司头人式的奴隶制迫害方式。这个过程之曲折、手法之卑劣无耻，这里不准备赘述了。
二十一年来，我在难以言喻的苦楚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应有的理智，我没有把怨恨指向共产党，我分得清什么是党，什么是程步高、赵通海。在艰辛的劳动之余，我发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阅读报刊，并用极大的毅力自修完大学文科全部教程。我坚信有一天真理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渴望着党的领袖能够体察到受害者的真情，体察到在远离首都万里之外的云南昭通冤狱深处，一个爱国公民的热血依然在躯体内沸腾。二十一年来，我从真实意义上改造世界观，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主观性，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等通病，我竭力在坚实的思想基础上去理解辩证法唯物论的真髓。我命运悲惨，灵魂干净，年复一年，铁窗高锁，空有爱国之心，难偿报国之志，人生有限时，含恨叹无辜！1978年12月4日下午，我终于离开冤狱，这是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具体办案人员仍然在老框之内对待新形势，他们口头上向我承认错抓错关了，但善后工作丝毫不做，我的身份仍然是所谓“劳改留队就业人员”。我忍无可忍，请岳母卖掉小猪，凑得四十七元做路费进京告状，受到了中央公安部的热情接待和认真过问，这才真正揭开了我这一冤案复查的序幕。公安部信访处将我的冤情作为典型案例向部领导写了专题报告，并用电话和函件向云南省公安厅作了指示。我在北京逗留二十六天，亲身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光辉和首都的温暖，我内心比任何人都更深地知道这是周总理的遗愿、邓副主席的心血，点点滴滴，铭刻肺腑。12月31日过新年，我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精神归宿，这就是在首都中山公园水榭，参观“天安门诗抄书法展览”，从万千观众的盈盈泪眼中感受到了毕生最大的精神共鸣。我在观众留言簿上写了一首七绝：
云岭燕山泪万重，一览书展情更浓。
梦魂三年哭总理，今日方知人心同。
写完之后，身边忽然有许多温暖的手向我伸来。这首小诗，也就作为我此份书面报告的结束语吧。我想，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是不会拒绝一个受害公民为它而献身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于昭通新生农具厂
李曰垓，《往事微痕》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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