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造神的湖南人

“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革命的圣地”。笔者这一代人是在这样的教导中长大的，以至我在童年时代有好长时间一直误以为，湖南的韶山在南京的东边。1981年7月，21岁的我决定独自外出旅行，目的地就是韶山。当时，我除了故乡南京的周边地区，还没有去过稍远的地方，无论是300公里外的上海还是1000公里外的北京我都没有去过，却去了更远、交通更不方便的湖南。在长达18天的行程中，我没有住过一次旅馆，也没有坐过一次卧铺，车站码头的长椅、窗台和广场是我过夜的地方。似乎只有这样，自己才像个真正的“朝圣”者。然而当我身临其境时却感到深深的失望：从长沙到韶山的专线列车崭新而整洁，车厢里却只有少数几个带着箩筐的农民。当我从韶山站换乘公交车前往5公里外的毛泽东故居时，偌大的客车上只有司机、售票员和我3个人。售票员告诉我，即使一个乘客也没有，大客车也是每十分钟一趟地照开不误。

随着“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毛泽东终于走下了“神坛”。这块红色圣地也终于冷落了下来。近年来，韶山又以另一种形式热闹了起来，因为有些人不习惯神坛被空置。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重新将毛泽东供上“神坛”，一些人甚至捎带着把自己也供上了神坛，这就是湖南人！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说到湖南人，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中国近代以来，湖南人似乎总是站在历史的潮头，说他们顶天立地、敢为天下先一点也不为过。湖南人中还产生了一批像沈从文、丁玲、齐白石、黄永玉、田汉、谭盾、李谷一、宋祖英等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文艺家。许多湖南人颇引以为荣。

湖南省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五十分之一，人口约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相对落后。应该说，湖南只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湖南人也只是中华儿女的一部分。事实上，明清两朝凡六七百年，“满朝文武多为江南才子”，此处的江南当指江浙一带。即使在近现代，出自江浙一带的杰出人物也相对多一些，这是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然而相当长时间以来，一些湖南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定中国的湖南人如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德国的普鲁士人、英国的爱尔兰人，只有湖南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他们还宣称“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似乎忘记了近代史上三大政治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没有一个是湖南人！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风云人物如陈独秀（安徽）、李大钊（河北）、蒋介石（浙江）、周恩来（江苏）、鲁迅（浙江）、胡适（安徽）等也并不是湖南人。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一些不甘沉沦的湖南人面对国难当头，曾不断发出舍我其谁的豪言壮语。晚清曾盛传“中兴将相，什九湖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曾这样以死来唤醒国人：“救中国自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各国变法，无不流血，今中国未有以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竟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903年，长沙人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即“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同年，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陈独秀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认为杨度此句名言就是湖南人的精神。湖南人俨然成为国家民族唯一的救世主和保护神。

今天，人们在长沙岳麓书院文庙庑廊还能看到一副对联，其下联是“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作者是杨度的老师王闿运。湘江本是长江众多支流之一，只要还有起码的理性判断力就不会将其本末倒置。湖南文人王闿运故作惊人之语，终于使他成为湖南人狂妄自大的代表。此言罔顾事实、如同梦呓，显然无法令人信服，然而一些湖南人至今对此津津乐道。它形象地暴露出一些湖南人的心迹：他们悍然把自己置身于国家民族之上，在他们看来，泱泱大中华不过是湖南人的附属物而已。

江西人汤增璧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并担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员，他曾经对湖南人有过这样的评价：“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湖南人章士钊则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他们道破了湖南人好大喜功、一意孤行的秉性。


牵强附会，误读历史

胡适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了把湖南人推上神坛，一些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寻找根据。当我们去岳麓书院游览时，大门两旁一副对联赫然在目：“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气。这似乎成为湖南人血统优良的历史依据，因而经常被人提及。最近网上甚至流传一篇文章，妄称“湖南是中国的人才首都”，就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实际情况是，湖南古代被称为蛮荒之地，若与中原、江浙相比，值得称道的名人并不很多。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杰出政治家，还是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等著名文学家，都鲜有湖南人。于是他们只好言必称屈原和范仲淹，把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称之为湖南人的精魂。不幸的是，这两位文化名人都不是湖南人，屈原只是在晚年死于汨罗江，与湖南沾了一点边（湖南的一个研究机构却认定屈原的故乡是湖南汉寿，但公认的说法仍是湖北秭归）。范仲淹本是江苏吴县人，写千古名作《岳阳楼记》时正被贬官在河南邓州，文中的景物描写是依据好友滕子京送来的《洞庭晚秋图》而成。屈原和范仲淹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名人，硬把“湖南人”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显然太勉强。

他们太需要一个文功武备的正宗的湖南人作招牌了。这些年，曾国藩的《家书》一直在全国热销，其声望与日俱增。于是他们选中了曾国藩，并封他为“湖南第一圣人”。如今，一些人在鼓吹湖南人的优越血统时，总要从曾国藩说起。曾几何时，我们的教科书还一直指控曾国藩是杀害同胞的刽子手，不仅充当满清腐朽统治的奴才，还当了洋人的走狗，是十足的民族败类。近来还有人认为，当初，满清政权在洋人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本来气数已尽，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效忠，使满清统治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签定了更多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中国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开放发展的机会，而日本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通过向西方学习，迅速地强盛起来了。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把曾国藩这样一个毁誉参半、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人供为“圣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杨度一向被称为湖南人的又一个杰出代表。他的《湖南少年歌》确实充满激情，尤其是其中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更为后人所称道。可是杨度早期在政治上却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皇派，他曾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坚决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竭力主张君主立宪。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断然拒绝。1907年底，湖南成立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并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推动君主立宪。次年春，在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以“宪政专家”的身份混迹于晚清朝廷，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此间，清政府关于实行“君主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1911，杨度在皇族组成的内阁中出任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相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其幕僚。

1915年4月，杨度在向袁世凯呈送的《君宪救国论》中说：“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其为“至理名言”，并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就连杨度先前的好友梁启超也骂他“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袁世凯临死前则哀鸣“杨度误我！”。

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不愿再闻世事。直到1922年，杨度受孙中山委托，帮助孙中山度过陈炯明叛乱带来的政治危机，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其后杨度开始和李大钊等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同时成为杜月笙的门客，为杜月笙写过《杜氏家祠记》。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直到两年后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享年58岁。杨度的大半生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底是因为长期找不着北，还是把个人私利放在了国家民族之上，值得后人认真考量。笔者设想，按照杨度一贯的行为逻辑，倘若他能多活十年，很可能再次变身，投奔到老同学汪精卫的门下，谋得一官半职。

王闿运现在被称为湖南人的一代宗师。他的弟子除了杨度，教著名的还有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等。谁能想到，这个曾口出“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狂言的文人，后来竟然放下身段，将自己矮化成满清和袁世凯的奴才，并终其一生。王闿运年轻时见曾国藩掌管的湘军势力很大，遂投奔到其帐下出谋划策，图谋晋身之阶。据《曾国藩日记》所载，王闿运曾与曾国藩促膝深谈达十多次。据杨度回忆，王闿运当年多次游说曾国藩像曹操、赵匡胤那样拥兵造反，却未被采纳，也未见任用，最后只得悻悻而去。曾国藩对王闿运评价是：“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王闿运如果自此一直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倒也印证了湖南人的血性。只可惜他到了晚年竟与弟子杨度等一批湖南人都堕落为保皇派，企图让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起死回生。清朝统治垮台以后，年已八旬的王闿运又与杨度一道追随袁世凯，并谋得国史馆馆长之职，兼任参议院参政。1916年，王闿运紧随袁世凯西归，临终前仍心有不甘，他给自己写了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曾国藩、杨度、王闿运是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湖南人。纵观他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很难找到他们与屈原的爱国情怀、范仲淹的博大胸襟有什么相通之处。长期萤绕在他们心头的并不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令他们念念不忘又挥之不去的不过是个人与家族的荣辱得失罢了。

一些人为了进一步神化湖南人，宣称“楚虽三户能亡秦”、“无湘不成军”，有人最近在网上发表文章，题为《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并以现代史的重大事件为证。他们认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部能畅行无阻，一旦进入湖南就遭到挫败，他们把长沙保卫战、衡阳保卫战说成是湖南人打败了日本人，使中国免遭彻底沦陷。认为这证明了“救中国自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他们还经常引用所谓日本军官的话说“要想灭亡中国，除非湖南人死光！”其实，日本侵略者此前已在平型关、台儿庄遭到过惨败，长沙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只是全民抗战的一部分，只不过战场在湖南。当时指挥长沙保卫战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是广东人，带领第十军奋勇保卫衡阳的军长方先觉则是安徽人。

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一些人认为这主要是湖南人的功劳，是湖南人解放了全国。其实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人员构成大体是这样的：红军时期，中央苏区兵员主要来自江西、福建，鄂豫皖苏区主要来自湖北安徽；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主要来自西北、华北，新四军主要来自华东；解放战争时期的三百多万南下大军，绝大部分来自长江以北各省，而湖南人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笔者注意到，一些人在夸大炫耀湖南人的光辉历史的时候，刻意回避了两件由湖南人上演的惊天悲剧。现概述如下，真不知道他们对此会如何解读。

一是长沙大火。1938年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11月12日深夜，日军明明还远在200多里外的汨罗江以北，长沙周围还驻扎着10多万国民党正规部队，但全城人心慌乱，纷纷传言日军已经进城。慌乱中，以湖南警备旅第二团为主的纵火队员分成24个小队，带着汽油与火把开始在长沙全城放火。大火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2000多人在火灾中死亡，烧伤者不计其数。当夜，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都在长沙，险遭不测。郭沫若后来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惨景：“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城市大部分已经沦陷，但从未发生过如此风声鹤唳、自乱阵脚的惨剧。

二是湘西剿匪。以此为题材的影视剧20多年来一直被热播。湘西土匪的知名度因而远远高于杨度、沈从文等湖南名人。湖南地貌三面环山，湘西从宋朝开始到解放前夕一直匪患猖獗。解放前夕，湘西土匪号称有七万之众，成为解放大西南的主要障碍。他们藏之深山，亦官亦民，杀人越货，心狠手辣。有人据此认为湖南人的基因里除了才气、霸气以外，还有匪气。


生命不堪承受之重

2006年3月7日，央视《讲述》播出节目《荒原谜客》，说一个牧羊人在罗布泊发现一具无名尸体，一直曝尸荒野并被风干，无法从面容上判断其年龄，没有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警方根据遇难者遗留的帐篷背包等物品，推断其是一名爱好旅行的背包客。经多方查找，终于证实死者名叫刘子亮，湖南嘉禾县人，是家中年仅21岁的独生子。2005年9月5日，这个从小就喜欢冒险的孩子，为了成就一番事业而离家出走。临行前，他在电脑里写下简短的留言：“爸爸妈妈，我要到外面去闯荡一番事业，回来再给你们一个惊喜。”离家后的刘子亮，曾在长沙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北京。11月4日，刘子亮在北京与母亲通过网络见了一面后，就再也没了音讯。2006年2月26日，刘子亮的父亲从湖南来到了新疆。在米兰警方的协助下，他将唯一的爱子埋葬在罗布泊荒原上。刘子亮留给父母的不是什么惊喜，而是痛彻肺腑的悲伤。

顺便说一下另一个姓刘的湖南人的悲情故事。乾隆当朝时，有个叫刘三元的湖南人写道，他梦见神喻，自己乃汉朝后裔，要求天下官员扶持。尽管乾隆也闻知这刘三元一向疯癫，但仍通过督抚下令，以大逆罪将其凌迟处死。

刘子亮的悲剧具有非同寻常的典型意义。长期以来，一些湖南人笃信“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语），深信“有志者事竟成”，因此他们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一向特别足，甚至把这些看得比生命还重。那些矗立在历史上的前辈似乎一直在鞭策着他们的心灵：如果成不了伟人，生命也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他们不愿像普通人那样平庸地活着，喜欢特立独行，渴望一鸣惊人。他们受梦想驱使，不自量力，以至很难客观地把握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悲剧往往不可避免。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于连生活在拿破仑所创建的时代，出身终于对个人的命运不再起决定作用。这样的时代给了他充分展示才能、建功立业的可能性。于连觉得自己与没有发迹前的拿破仑多么相似：一个是远离法国本土的科西嘉岛民，一个是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个小城木匠的儿子，且有过人的才华。于连梦想着有朝一日像拿破仑一样叱咤风云。司汤达是这样描述于连的：“在于连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没有一点钟不提到拿破仑名字的，一想到拿破仑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下级军官，又卑微，又穷困，却靠了身上的佩剑，便做了世界的主人。于连便有了无限的安慰和几倍的快乐。于连在想象巴黎的众多美丽女人时，便想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被一个美人所爱呢？为什么自己不如拿破仑呢！”

巴尔扎克后来指出：“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他笔下《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和大卫也都是这样的典型，而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和毁灭着来自外省的青年。巴尔扎克在《幻灭》序言中还说：“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

笔者曾经与十几位湖南人有过密切接触和交往。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的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或下属，有的成了朋友甚至亲戚。与6000万为生计而奔忙的湖南同乡相比，他们是出类拔萃的幸运儿。平心而论，就才能而言，他们大多并不比其他省区的人突出，却凭着自己的执着获得了现在的职位。尽管他们的才能往往并没有达到职位的要求，工作中甚至经常难以胜任，却仍在内心里自比屈原、贾谊，深感怀才不遇。笔者所在的这个中央机关有一半公务员是近几年招录的，其中有两名（一为女性）来自湖南，不久他们便先后辞职，选择继续深造，因而成为多年来仅有的主动辞职者。当成百上千名莘莘学子奋力竞争中央机关一个公务员职位的时候，他们却成认为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央机关并不能成就自己的梦想。

沈从文笔下湘女的柔情曾经令人感动不已。她们不追求奢华的生活，只要男人实实在在地对待她们就很心满意足了。然而湘女的心思早已今非昔比了，她们曾用行动证明自己巾帼不让须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8000个湘女为了追寻梦想，毅然告别亲人与故土，远赴新疆。如今，这批湘女在世的也都年逾古稀，她们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无比懊悔地说：如果当年知道去新疆不过是帮别人生儿育女，自己是绝对不会那么积极应征的。她们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然而，当今的湘女依然耽于梦想。有一位相貌平平来自湖南湘潭的80后，从京外一所普通高校毕业后，幸运地进入中央国家机关从事财务工作。不料在以后的三四年里，她竟换了四个单位，而现在这个单位也不是她十分满意的。她还托人介绍了几个对象，有中央机关公务员、有海外留学生和现役军官，她却一个都不满意。或许这位湘女将也像其前辈名人杨度一样，一生都找不着北！

笔者在写此文之前，曾花费大量时间浏览数百个湖南人的博客，对湖南人的秉性有了更直观的感悟。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些生在红土地、吃着红辣椒的一群人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别样的世界，似乎全然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们在充满浮躁、不知所云的博客中竭力表现自己的非凡。一些名不见经传、至今未发表过几篇象样文章的博主动辄以才子才女自居，甚至标榜自己是大师、名人，以争夺当地“文坛第一把交椅”。有人在网上发了一篇《丑陋的湖南人》，指出湖南人仍热衷于“窝里斗”，还说“湖南人差不多全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凡是取得大成功的湖南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在湖南本土获得成功，个中原委，不言自明。”令人不安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却有人依旧抱着极端思维不放，行为方式依然遵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处境卑微甚至可怜的人却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大言不惭地预言，他的儿子将来会比赵太爷的儿子“阔得多”。众所周知，阿Q的所谓精神胜利法不过是掩饰内心深重自卑的麻醉剂罢了。不幸的是，至今还有人如此执着地炒作自己的祖先或本地名人，不是太可悲可怜了吗！

屠雨迅，原标题为《热衷于造神的人们》，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