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7日 星期六
热衷于造神的湖南人
“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革命的圣地”。笔者这一代人是在这样的教导中长大的,以至我在童年时代有好长时间一直误以为,湖南的韶山在南京的东边。1981年7月,21岁的我决定独自外出旅行,目的地就是韶山。当时,我除了故乡南京的周边地区,还没有去过稍远的地方,无论是300公里外的上海还是1000公里外的北京我都没有去过,却去了更远、交通更不方便的湖南。在长达18天的行程中,我没有住过一次旅馆,也没有坐过一次卧铺,车站码头的长椅、窗台和广场是我过夜的地方。似乎只有这样,自己才像个真正的“朝圣”者。然而当我身临其境时却感到深深的失望:从长沙到韶山的专线列车崭新而整洁,车厢里却只有少数几个带着箩筐的农民。当我从韶山站换乘公交车前往5公里外的毛泽东故居时,偌大的客车上只有司机、售票员和我3个人。售票员告诉我,即使一个乘客也没有,大客车也是每十分钟一趟地照开不误。
随着“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毛泽东终于走下了“神坛”。这块红色圣地也终于冷落了下来。近年来,韶山又以另一种形式热闹了起来,因为有些人不习惯神坛被空置。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重新将毛泽东供上“神坛”,一些人甚至捎带着把自己也供上了神坛,这就是湖南人!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说到湖南人,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中国近代以来,湖南人似乎总是站在历史的潮头,说他们顶天立地、敢为天下先一点也不为过。湖南人中还产生了一批像沈从文、丁玲、齐白石、黄永玉、田汉、谭盾、李谷一、宋祖英等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文艺家。许多湖南人颇引以为荣。
湖南省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五十分之一,人口约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相对落后。应该说,湖南只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湖南人也只是中华儿女的一部分。事实上,明清两朝凡六七百年,“满朝文武多为江南才子”,此处的江南当指江浙一带。即使在近现代,出自江浙一带的杰出人物也相对多一些,这是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然而相当长时间以来,一些湖南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定中国的湖南人如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德国的普鲁士人、英国的爱尔兰人,只有湖南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他们还宣称“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似乎忘记了近代史上三大政治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没有一个是湖南人!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风云人物如陈独秀(安徽)、李大钊(河北)、蒋介石(浙江)、周恩来(江苏)、鲁迅(浙江)、胡适(安徽)等也并不是湖南人。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一些不甘沉沦的湖南人面对国难当头,曾不断发出舍我其谁的豪言壮语。晚清曾盛传“中兴将相,什九湖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曾这样以死来唤醒国人:“救中国自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各国变法,无不流血,今中国未有以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竟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903年,长沙人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即“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同年,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陈独秀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认为杨度此句名言就是湖南人的精神。湖南人俨然成为国家民族唯一的救世主和保护神。
今天,人们在长沙岳麓书院文庙庑廊还能看到一副对联,其下联是“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作者是杨度的老师王闿运。湘江本是长江众多支流之一,只要还有起码的理性判断力就不会将其本末倒置。湖南文人王闿运故作惊人之语,终于使他成为湖南人狂妄自大的代表。此言罔顾事实、如同梦呓,显然无法令人信服,然而一些湖南人至今对此津津乐道。它形象地暴露出一些湖南人的心迹:他们悍然把自己置身于国家民族之上,在他们看来,泱泱大中华不过是湖南人的附属物而已。
江西人汤增璧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并担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员,他曾经对湖南人有过这样的评价:“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湖南人章士钊则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他们道破了湖南人好大喜功、一意孤行的秉性。
牵强附会,误读历史
胡适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了把湖南人推上神坛,一些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寻找根据。当我们去岳麓书院游览时,大门两旁一副对联赫然在目:“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气。这似乎成为湖南人血统优良的历史依据,因而经常被人提及。最近网上甚至流传一篇文章,妄称“湖南是中国的人才首都”,就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实际情况是,湖南古代被称为蛮荒之地,若与中原、江浙相比,值得称道的名人并不很多。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杰出政治家,还是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等著名文学家,都鲜有湖南人。于是他们只好言必称屈原和范仲淹,把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称之为湖南人的精魂。不幸的是,这两位文化名人都不是湖南人,屈原只是在晚年死于汨罗江,与湖南沾了一点边(湖南的一个研究机构却认定屈原的故乡是湖南汉寿,但公认的说法仍是湖北秭归)。范仲淹本是江苏吴县人,写千古名作《岳阳楼记》时正被贬官在河南邓州,文中的景物描写是依据好友滕子京送来的《洞庭晚秋图》而成。屈原和范仲淹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名人,硬把“湖南人”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显然太勉强。
他们太需要一个文功武备的正宗的湖南人作招牌了。这些年,曾国藩的《家书》一直在全国热销,其声望与日俱增。于是他们选中了曾国藩,并封他为“湖南第一圣人”。如今,一些人在鼓吹湖南人的优越血统时,总要从曾国藩说起。曾几何时,我们的教科书还一直指控曾国藩是杀害同胞的刽子手,不仅充当满清腐朽统治的奴才,还当了洋人的走狗,是十足的民族败类。近来还有人认为,当初,满清政权在洋人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本来气数已尽,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效忠,使满清统治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签定了更多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中国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开放发展的机会,而日本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通过向西方学习,迅速地强盛起来了。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不过,把曾国藩这样一个毁誉参半、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人供为“圣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杨度一向被称为湖南人的又一个杰出代表。他的《湖南少年歌》确实充满激情,尤其是其中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更为后人所称道。可是杨度早期在政治上却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皇派,他曾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坚决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竭力主张君主立宪。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断然拒绝。1907年底,湖南成立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并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推动君主立宪。次年春,在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以“宪政专家”的身份混迹于晚清朝廷,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此间,清政府关于实行“君主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1911,杨度在皇族组成的内阁中出任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相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其幕僚。
1915年4月,杨度在向袁世凯呈送的《君宪救国论》中说:“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其为“至理名言”,并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就连杨度先前的好友梁启超也骂他“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袁世凯临死前则哀鸣“杨度误我!”。
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不愿再闻世事。直到1922年,杨度受孙中山委托,帮助孙中山度过陈炯明叛乱带来的政治危机,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其后杨度开始和李大钊等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同时成为杜月笙的门客,为杜月笙写过《杜氏家祠记》。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直到两年后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享年58岁。杨度的大半生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底是因为长期找不着北,还是把个人私利放在了国家民族之上,值得后人认真考量。笔者设想,按照杨度一贯的行为逻辑,倘若他能多活十年,很可能再次变身,投奔到老同学汪精卫的门下,谋得一官半职。
王闿运现在被称为湖南人的一代宗师。他的弟子除了杨度,教著名的还有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等。谁能想到,这个曾口出“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狂言的文人,后来竟然放下身段,将自己矮化成满清和袁世凯的奴才,并终其一生。王闿运年轻时见曾国藩掌管的湘军势力很大,遂投奔到其帐下出谋划策,图谋晋身之阶。据《曾国藩日记》所载,王闿运曾与曾国藩促膝深谈达十多次。据杨度回忆,王闿运当年多次游说曾国藩像曹操、赵匡胤那样拥兵造反,却未被采纳,也未见任用,最后只得悻悻而去。曾国藩对王闿运评价是:“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王闿运如果自此一直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倒也印证了湖南人的血性。只可惜他到了晚年竟与弟子杨度等一批湖南人都堕落为保皇派,企图让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起死回生。清朝统治垮台以后,年已八旬的王闿运又与杨度一道追随袁世凯,并谋得国史馆馆长之职,兼任参议院参政。1916年,王闿运紧随袁世凯西归,临终前仍心有不甘,他给自己写了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曾国藩、杨度、王闿运是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湖南人。纵观他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很难找到他们与屈原的爱国情怀、范仲淹的博大胸襟有什么相通之处。长期萤绕在他们心头的并不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令他们念念不忘又挥之不去的不过是个人与家族的荣辱得失罢了。
一些人为了进一步神化湖南人,宣称“楚虽三户能亡秦”、“无湘不成军”,有人最近在网上发表文章,题为《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并以现代史的重大事件为证。他们认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部能畅行无阻,一旦进入湖南就遭到挫败,他们把长沙保卫战、衡阳保卫战说成是湖南人打败了日本人,使中国免遭彻底沦陷。认为这证明了“救中国自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他们还经常引用所谓日本军官的话说“要想灭亡中国,除非湖南人死光!”其实,日本侵略者此前已在平型关、台儿庄遭到过惨败,长沙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只是全民抗战的一部分,只不过战场在湖南。当时指挥长沙保卫战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是广东人,带领第十军奋勇保卫衡阳的军长方先觉则是安徽人。
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一些人认为这主要是湖南人的功劳,是湖南人解放了全国。其实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人员构成大体是这样的:红军时期,中央苏区兵员主要来自江西、福建,鄂豫皖苏区主要来自湖北安徽;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主要来自西北、华北,新四军主要来自华东;解放战争时期的三百多万南下大军,绝大部分来自长江以北各省,而湖南人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笔者注意到,一些人在夸大炫耀湖南人的光辉历史的时候,刻意回避了两件由湖南人上演的惊天悲剧。现概述如下,真不知道他们对此会如何解读。
一是长沙大火。1938年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11月12日深夜,日军明明还远在200多里外的汨罗江以北,长沙周围还驻扎着10多万国民党正规部队,但全城人心慌乱,纷纷传言日军已经进城。慌乱中,以湖南警备旅第二团为主的纵火队员分成24个小队,带着汽油与火把开始在长沙全城放火。大火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2000多人在火灾中死亡,烧伤者不计其数。当夜,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都在长沙,险遭不测。郭沫若后来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惨景:“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城市大部分已经沦陷,但从未发生过如此风声鹤唳、自乱阵脚的惨剧。
二是湘西剿匪。以此为题材的影视剧20多年来一直被热播。湘西土匪的知名度因而远远高于杨度、沈从文等湖南名人。湖南地貌三面环山,湘西从宋朝开始到解放前夕一直匪患猖獗。解放前夕,湘西土匪号称有七万之众,成为解放大西南的主要障碍。他们藏之深山,亦官亦民,杀人越货,心狠手辣。有人据此认为湖南人的基因里除了才气、霸气以外,还有匪气。
生命不堪承受之重
2006年3月7日,央视《讲述》播出节目《荒原谜客》,说一个牧羊人在罗布泊发现一具无名尸体,一直曝尸荒野并被风干,无法从面容上判断其年龄,没有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警方根据遇难者遗留的帐篷背包等物品,推断其是一名爱好旅行的背包客。经多方查找,终于证实死者名叫刘子亮,湖南嘉禾县人,是家中年仅21岁的独生子。2005年9月5日,这个从小就喜欢冒险的孩子,为了成就一番事业而离家出走。临行前,他在电脑里写下简短的留言:“爸爸妈妈,我要到外面去闯荡一番事业,回来再给你们一个惊喜。”离家后的刘子亮,曾在长沙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北京。11月4日,刘子亮在北京与母亲通过网络见了一面后,就再也没了音讯。2006年2月26日,刘子亮的父亲从湖南来到了新疆。在米兰警方的协助下,他将唯一的爱子埋葬在罗布泊荒原上。刘子亮留给父母的不是什么惊喜,而是痛彻肺腑的悲伤。
顺便说一下另一个姓刘的湖南人的悲情故事。乾隆当朝时,有个叫刘三元的湖南人写道,他梦见神喻,自己乃汉朝后裔,要求天下官员扶持。尽管乾隆也闻知这刘三元一向疯癫,但仍通过督抚下令,以大逆罪将其凌迟处死。
刘子亮的悲剧具有非同寻常的典型意义。长期以来,一些湖南人笃信“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语),深信“有志者事竟成”,因此他们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一向特别足,甚至把这些看得比生命还重。那些矗立在历史上的前辈似乎一直在鞭策着他们的心灵:如果成不了伟人,生命也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他们不愿像普通人那样平庸地活着,喜欢特立独行,渴望一鸣惊人。他们受梦想驱使,不自量力,以至很难客观地把握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悲剧往往不可避免。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于连生活在拿破仑所创建的时代,出身终于对个人的命运不再起决定作用。这样的时代给了他充分展示才能、建功立业的可能性。于连觉得自己与没有发迹前的拿破仑多么相似:一个是远离法国本土的科西嘉岛民,一个是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个小城木匠的儿子,且有过人的才华。于连梦想着有朝一日像拿破仑一样叱咤风云。司汤达是这样描述于连的:“在于连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没有一点钟不提到拿破仑名字的,一想到拿破仑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下级军官,又卑微,又穷困,却靠了身上的佩剑,便做了世界的主人。于连便有了无限的安慰和几倍的快乐。于连在想象巴黎的众多美丽女人时,便想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被一个美人所爱呢?为什么自己不如拿破仑呢!”
巴尔扎克后来指出:“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他笔下《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和大卫也都是这样的典型,而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和毁灭着来自外省的青年。巴尔扎克在《幻灭》序言中还说:“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
笔者曾经与十几位湖南人有过密切接触和交往。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的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或下属,有的成了朋友甚至亲戚。与6000万为生计而奔忙的湖南同乡相比,他们是出类拔萃的幸运儿。平心而论,就才能而言,他们大多并不比其他省区的人突出,却凭着自己的执着获得了现在的职位。尽管他们的才能往往并没有达到职位的要求,工作中甚至经常难以胜任,却仍在内心里自比屈原、贾谊,深感怀才不遇。笔者所在的这个中央机关有一半公务员是近几年招录的,其中有两名(一为女性)来自湖南,不久他们便先后辞职,选择继续深造,因而成为多年来仅有的主动辞职者。当成百上千名莘莘学子奋力竞争中央机关一个公务员职位的时候,他们却成认为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央机关并不能成就自己的梦想。
沈从文笔下湘女的柔情曾经令人感动不已。她们不追求奢华的生活,只要男人实实在在地对待她们就很心满意足了。然而湘女的心思早已今非昔比了,她们曾用行动证明自己巾帼不让须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8000个湘女为了追寻梦想,毅然告别亲人与故土,远赴新疆。如今,这批湘女在世的也都年逾古稀,她们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无比懊悔地说:如果当年知道去新疆不过是帮别人生儿育女,自己是绝对不会那么积极应征的。她们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然而,当今的湘女依然耽于梦想。有一位相貌平平来自湖南湘潭的80后,从京外一所普通高校毕业后,幸运地进入中央国家机关从事财务工作。不料在以后的三四年里,她竟换了四个单位,而现在这个单位也不是她十分满意的。她还托人介绍了几个对象,有中央机关公务员、有海外留学生和现役军官,她却一个都不满意。或许这位湘女将也像其前辈名人杨度一样,一生都找不着北!
笔者在写此文之前,曾花费大量时间浏览数百个湖南人的博客,对湖南人的秉性有了更直观的感悟。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些生在红土地、吃着红辣椒的一群人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别样的世界,似乎全然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们在充满浮躁、不知所云的博客中竭力表现自己的非凡。一些名不见经传、至今未发表过几篇象样文章的博主动辄以才子才女自居,甚至标榜自己是大师、名人,以争夺当地“文坛第一把交椅”。有人在网上发了一篇《丑陋的湖南人》,指出湖南人仍热衷于“窝里斗”,还说“湖南人差不多全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凡是取得大成功的湖南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在湖南本土获得成功,个中原委,不言自明。”令人不安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却有人依旧抱着极端思维不放,行为方式依然遵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处境卑微甚至可怜的人却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大言不惭地预言,他的儿子将来会比赵太爷的儿子“阔得多”。众所周知,阿Q的所谓精神胜利法不过是掩饰内心深重自卑的麻醉剂罢了。不幸的是,至今还有人如此执着地炒作自己的祖先或本地名人,不是太可悲可怜了吗!
屠雨迅,原标题为《热衷于造神的人们》,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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