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前言

“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迅猛开展以后，鉴于有些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运转，亦不能向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提出，选派一批记者，去全国各地调查了解“文革”开展情况向中央报告，使中央能及时观察和掌握全国运动。因而也就有了1966年9月成立，存在近3年幷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特殊机构——中央文革记者站（简称记者站）。

记者站成立初期，主要是从新华社驻各军种和大军区的机构中抽调20多名人员参加，后因运动深入发展，调查“文革”情况的任务日益繁重，党中央又从中央办公厅、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工人日报社、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解放军各军种和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干部，先后共有200多人，参与了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工作。

记者站的记者按照中央规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真实、全面反映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分别以新华社、《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报刊记者名义，常驻全国各省市区机关所在城市、问题突出的中小城市、重点工矿交通企业和商贸口岸及农村社队，调查运动和生产建设情况。后期又因人手不足，吸收了一批在校大学生，作为通讯员和联络员，协助记者调查采访，整理摘编上报各地来京人员的汇报材料。记者们调查采访的层面非常广泛，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行业。

记者站是中央的“文革”动态调查机构，名义上受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组）领导，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亲自过问，具体指导。毛泽东主席对记者站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记者要全面地反映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多做调查研究，要进行分析。不要只反映坏事，不反映好事。”为记者工作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还多次批转记者的稿件。这些被批转的稿件，有的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有些被加上按语，或配发社论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突出位置发表，指导运动的开展。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总理对记者站的领导更为具体，曾多次接见记者站来京集训的全体人员，幷作了重要讲话，交代任务，为记者确定了工作方针、原则，还及时纠正记者工作中的问题。他除了批阅记者站编印的《快报》《文革简报》《动态清样》等内部刊物和部分记者的材料以外，还多次听取驻外地记者的口头汇报。他让记者参加中央解决各省市区问题的会议，了解中央精神，收集上报与会人员反映的情况。在个别地区形势较为严峻、事情比较紧急的情况下，还派记者去接待群众、制止武斗，幷去做各派大联合的工作，给被围攻的领导干部传达中央的指示等等。把记者作为机关工作人员来使用。

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员，如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以及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等，也曾对记者做过指示，下达任务，听取汇报，还审查过记者的部分稿件。
由此，记者接触的上层情况，是多方面的。

为保证记者能较好地完成向党中央反映“文革”情况的任务，中央有关部门曾联名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向记者提供食宿、交通、通讯、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不得干预他们的调查活动等等。所有这些有力的支持，为记者在当时全面动乱的形势下，排除各种障碍和干扰，亲临现场，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开展记者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给中央报告真实情况，记者普遍下到最基层，始终处于“文革”运动第一线，不仅参加中央的会议，参加各省市、各大军区常委会等各种会议，更多时候是深入工厂车间、农村社队的田间地头、各派群众组织之中、关押干部的“牛棚”和武斗现场……广泛接触党、政、军、民、学各界，各种观点和各种职务的人，既有群众组织，也有被揪斗的领导干部和军队的“三支两军”人员；既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和逍遥派；既有中上层人士，更有最基层的普通人；既调查“文革”运动，又了解生产建设；既了解正面经验，也调查反面问题。对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相关的人物，都是直接到现场，了解当事人，掌握第一手材料，幷反复核实，力争弄清真相。尽管记者报道中的观点，因受“文革”指导思想和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难免有片面、偏颇甚至完全错误之处，但绝大部分调查列举的事实，基本是符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

由于记者有特殊工作条件的保证，触角是广泛的，视角是独特的，见闻更是丰富多彩的。既看到了运动中的盲从和疯狂，也看到了运动中的迷茫不解，敷衍变通，甚至抵制和抗争；既看到了分裂和争斗，也看到了维护团结、稳定局势的艰难努力；既看到了思想的扭曲、精神的堕落、良知的沦丧，也看到了真理的威力和正义的呼喊；既看到了由发迹到衰败的昙花一现的表演，也看到了从倍受压制、屈辱到中流砥柱的正义复出；既看到了生产建设的削弱和破坏，也看到了坚守岗位、忠于职守、加倍工作而取得的工作、生产建设成果……

当年的这些记者，现在大都已七、八十岁。他们每当回忆起过去那段特殊的经历，总觉得应该趁现在身体尚健，记忆力尚好，抓紧把它撰写出来，公布于众，供人们研究总结，引出正确的经验教训，这是在有生之年应该做的一件有益的事情，也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记者当年调查采访所写的材料，现在尚保存在档案馆里，没有解密；记者当时的笔记本也大部分已经上缴。现在只靠记忆和手头掌握的有限资料，写出的事情，可能不足当时见闻的百分之一、二，但相信它对“文革”的研究，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于是就产生了这本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时间间隔已四十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难免有缺陷和不足，期待经历过“文革”的人，特别是书中所叙述事件的当事人，给予补充和纠正。

目前，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资料，只是当年中央文革记者站部分记者的回忆文章，且大部分已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发表过。我们相信，现在集结出版，也将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或许会使更多的当年记者同事引起回忆，也动手撰写一批文章，将自己在采访中亲历的珍贵材料保存下来，为“文革”史的研究起到应有的作用，尽到应尽的责任。

《飞鸣镝》编者，网刊《昨天》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