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杀的好同志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

　　邱会作这个名字，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颇为熟悉。1929年邱会作参加红军，亲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刚满20岁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负责军委直属纵队的行政事务，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据邱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不但和他这个“小兴国佬”相识，而且还说，“我在你家的茶摊上喝过茶，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02年逝世。

被滥杀无辜吓出来的“病”

　　邱会作回忆，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而且，处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

　　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者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晚邱会作就病了，后经人解释，他参加的是共青团，而不是“AB团”，这吓出来的“病”才不药而愈。

　　虽说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红军队伍中的狂杀滥砍仍在继续。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被杀的人喊叫，就用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以后，虽说打“AB团”活动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指战员被无辜地杀掉了，这使得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伤了元气。邱会作认为，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但一些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的愚昧，加重了这场杀人风潮的灾难性。


“扩红”造成的问题


　　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多数战役都是在邱会作的家乡江西兴国境内打的。据党史专家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记载，兴国在土地革命时期人口为23万，参加红军的就有8.5万多人，并组成兴国模范师和中央警卫师，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为全国牺牲烈士之首县。所以周恩来曾诙谐地讲过，“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国外国不如兴国”。第三次反“围剿”后，敌人向中央苏区的侵犯改在闽赣交界一带，兴国等老苏区的任务就是扩大红军和支援前方。到了1933年1月，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红军的战略转变为要与敌人打正面战和阵地战，红军队伍也随着需要急剧扩大，简称“扩红”。 当时“扩红”的办法很特别，名义上是动员，但村里只要能当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没有劳动力种田，就顾不上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把可以送的人几乎全送去了，谁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会以反对苏维埃论处。这样一来，红军的队伍是迅速膨胀了，但质量却下降了，苏区本身也元气大伤。


　　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扩红”成为苏区的主要任务，地方领导干部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撤职处分。当时措施，大致如下：一、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动员令》，提出要“保卫苏维埃的每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扩大红军，誓死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

　　二、各地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

　　名单一公布，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牌”，这对报名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三、由县级苏维埃给每个适龄应征的人发《应征令》，如不执行，就是反对苏维埃。这是个很大的罪名，可以被严厉处置。

　　四、公布严厉惩罚破坏“扩红”行为的命令，凡有破坏者，必定严惩。邱会作回忆，当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剧社曾编了一出宣传“扩红”的戏，剧中的富农婆捣乱“扩红”时的唱词是：“当了红军很艰苦，天天行军两腿痛，夜里放哨没觉睡，冻得身上好冷吆……”本意是宣传“扩红”，演出后却起了反作用。后来对这出戏的剧作者和演员，都以“破坏扩红”罪名，予以严厉处置。

　　邱会作回忆，党内“宁左勿右”的思想，那时候就有了。当时农民中“反征”现象其实也很严重，最常见的就是躲起来，或是自残。入伍后开小差的人也不少，部队如果发现开小差，会立即派人做说服工作，一般允许你回家呆几天，到时主动归队就算没事。如果不回来，“扩红队”就会把不归队者抓到乡政府去，强制送到部队。对开小差，地方政府的处理比部队还严厉。

　　过去在分析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总是讲王明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邱会作本人认为，这与中央苏区的政策出了问题也有关系，如过度征粮、过度“扩红”、土地革命中滥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这些都让红色政权多少失去民心。以兴国县为例，当时实际上已到了人力、物力都已竭泽而渔的地步了。


执行死刑途中捡回一条命

　　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其实，如杨尚昆回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战略转移了，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到了突围前夕的5、6、7月份，临时中央又展开三大运动，即突击“扩红”、突击征粮、突击肃反。其间，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

　　1934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财埋掉，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要是传出去，就会动摇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对斗争十分不利。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

　　完成任务一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为严峻，但红军内部的肃反也更加严厉了。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当时别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都可以随便杀人，多少人就此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刀下冤鬼。）

　　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也是邱命不该绝，就在押往行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对邱会作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到这里，就插进来解释说：“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长征出发前，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恐怖气氛相当厉害。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从1930年开始杀“AB团”，到1934年开始自己杀自己，一些所谓“不可靠分子”，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不少都惨遭杀戮，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被冤杀了。邱会作可说是侥幸从左倾屠刀下捡回了一条命，他对苏区肃反扩大化是有着切肤之痛的。


七大召开时，会场上哭成一片

　　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纷纷接着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里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我们对邓发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说：“1934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位连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都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个人拖出去杀了。”这个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场出现了失声痛哭、擦抹眼泪的悲惨景象。

　　对于肃反滥杀无辜的问题，有代表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追查邓发的责任！”话音一落，全场此起彼伏地发出“同意”的响应。会议结束时，陈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说：“我们今天的会提出了过去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代表团一定向大会主席团报告。”平时散会时，大家都是很活跃的，但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都心情沉重地离开会场。

　　过了两天，毛泽东亲自来到邱会作所在的华中代表团，就苏区肃反问题讲了一次话：一、被错杀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以烈士对待；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邓发的责任问题。

　　毛泽东讲话后，代表们没再提出新的意见。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当年的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在七大预选中就从候选名单上落选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和何方谈及七大时曾说，毛泽东曾到张闻天处征询意见，落选的几位要不要列入七大正式名单？毛泽东笑着问她：你是娘娘，有何意见啊？刘英说，娘娘已经下台了。毛泽东说：你是三朝元老，应该听你的意见。刘英直率地说：除了邓发，其他几位都可以列入正式名单。邓发在肃反中错误太大，影响不好。最后选举的结果，邓发没有当选七大中央委员。到了次年的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

作者：韩三洲，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