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之死：小报不可小觑的能量

上海著名小报《晶报》1919年3月3日创刊号第一版 最近的热播剧《向东是大海》中，有个镜头是某官员翻看《晶报》。微博网友打趣说，深圳《晶报》真会打广告。很快就有人更正说，此《晶报》非 彼《晶报》，解放前上海亦出版过《晶报》。确实，作为有名的四大小报之一，《晶报》等当时在上海滩一度可是大有呼风唤雨之势，其能量有时甚至不逊于《申 报》、《新闻报》这样的老牌大报。比如阮玲玉之死，特别是其遗言“人言可畏”，就透露出小报这种不可小觑的能量。 刚进入演艺圈的阮玲玉，起初并未引起小报的注意。当时她初露头角，尚属所谓浑金璞玉阶段，还没有大放光芒。凭借《挂名夫妻》一炮打响后，由 于缺乏有力的后台，又不善活动交际，阮玲玉并未就此扶摇直上，反被派在《白云塔》等片中充当胡蝶的配角。到外地宣传时，都是胡蝶站在中央，兴高采烈地向观 众鞠躬招手，而阮玲玉总是退让到后面。 进入联华公司后，阮玲玉声名渐起。其不幸的身世、成名的艰辛和卓越的演技作为制造名人神话的合适材料，被小报一再使用，以致家喻户晓。同 时，她的未婚同居生活、私生女儿、“移情别恋”、跳舞的嗜好、香港约会等“丑闻”也被《晶报》和《罗宾汉》等小报真真假假地一一披露。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阮玲玉也不得不寻找合适的方式来应付媒体。和现在港台的一些艺人一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明星也把适时会见报纸记 者，努力与他们交朋友，尽量提供一些个人的背景资料，当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丝毫不涉及个人的喜好。其典型者如四十年代的当红明星周璇，就多次在杂志上答读 者问，其内容之丰富，可谓有问必答。比如有读者问：你每天看小报吗？如果上面说了你不喜欢的事，你会气愤吗?周璇说：我不天天看；如果说了我不喜欢的事， 我也不会气愤，因为心中无愧。阮玲玉也在学习怎样和记者打交道，但她的气质和秉性显然不太能适应小报风格的八卦新闻，更扛不住被围观的诸多压力，特别是 “人言可畏”。她最终选择了以死相抗。 1935年初，阮玲玉遭遇《新女性》事件。这是由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一部电影，主人公韦明以1934年2月自杀的明星女作家艾霞为原型。阮 玲玉饰演的韦明真情流露，感人至深：“一场含泪出卖自己的戏，是不能再逼真了。观众们尽在伤感地流泪，啊，阮玲玉的魔力!”《新女性》在2月初上映后很快 就轰动了上海乃至全国影坛，各大报纸的副刊和期刊纷纷为之做影评，还发表了很多观众来信。但是，《新女性》在新闻圈里亦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艾霞之死， 一些小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难辞其咎，片中对此作了有力揭露。记者公会认为有侮辱新闻记者的成分，要求联华公司重新剪辑，并公开向新闻界发表道歉声明，保 证以后不会出现类似状况。联华无奈登报称“敝公司《新女性》影片，有穿插新闻记者之片段，致引起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之不满。后蒙汪伯奇(《新闻报》负责 人)、马荫良(《申报》负责人)两位先生出面调停，敝公司深为感歉。现将片中欠妥各节剪除，业已圆满解决，特此启事”。记者公会得寸进尺，再度提出抗议， 认为联华的感歉启事，并非正式道歉的广告；获悉导演蔡楚生反对删改此片后，更认为公司对导演还是有意袒护。他们再次提出三个条件：联华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 道歉；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将《新女性》影片内有意尽情侮辱新闻记者部分截去。起初联华不允，但是考虑到记者公会不准各报宣传影片的威胁，最终 只得照办。这就是《新女性》事件。在此过程中，一些记者尤其是小报记者，大写诽谤文章，甚至捏造谣言来攻击《新女性》的编导和演员，扬言要把某某等骂出上 海去。对阮玲玉更是大加攻击，将其出身和私生活，用大字标题和暧昧字眼发表在各大报和小报上。 此时碰巧又发生了和她同居过的张达民诉讼事件，这对阮玲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张达民抓住两年前办理手续时的一个漏洞，对当时订立的分离契 约不予承认。2月26日他向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初级庭控告阮玲玉侵占罪及伪造文书罪，并到地方法庭以妨害家庭罪及通奸罪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法院接受了诉 状。按当时惯例，“案经自诉，事即公开”。阮玲玉是成了名的女星，案情又涉及以阔绰风流闻名的广东籍茶业巨商唐季珊，一些小报记者遂发挥其搞黑幕新闻的种 种本事，着力突出阮玲玉与两个男人的情史。揭人阴私、低级趣味、幸灾乐祸、造谣生事、煽风点火、猥亵心理、淫秽揶揄……无所不用其极。报纸上用耸人听闻的 标题连篇累牍地刊登消息报道：《张达民将控阮玲玉通奸》，《阮玲玉通奸案发》、《背张嫁唐都是为了财产 三角恋爱纠纷未已 继以通奸罪起诉》……就连《申报》这样的大报亦以《阮玲玉小史一页》为题来报道这场讼事。 初级庭于3月2日开庭审理。阮玲玉没有到，代理律师说她因病不能出庭。法官最后宣布此案与张达民向地方庭所告的案情有连带关系，所以一并移 交地方庭审理。地方庭决定于3月9日开庭审理，并向阮玲玉、唐季珊发出传票。根据规定，刑事诉讼被告必须到庭，而且要站入法官案台右角的一个竖立的齐胸高 的方形木桶内；每次庭讯结束，还须出具“庭谕交保”。这样，阮玲玉就不能像上次一样不出庭了。一些人对此无疑是幸灾乐祸的。3月7日，阮玲玉去公司请假， 因为9日要出庭，不能在8日到苏州补拍《国风》外景。走在街上，只听报贩大声喊着报纸上的标题，此伏彼起。过去崇拜她的影迷以及一些熟人、同事也视她为祸 水，对她侧目而视。阮玲玉觉得，在人们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整个儿颠倒过来了。世间虽大，却无她申冤辩白的地方；人海茫茫，有谁知道她的满腹冤屈？ 过去阮玲玉从未对记者谈自己的私生活。开庭前几天，《万象》画刊记者因封面事与她面商时，问及诉讼之事。阮玲玉破例主动谈了与张达民的关 系，急于为自己辩白的心情溢于言表。她问记者：“先生，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呢? 人家一定要骂我不好的，你以为究竟是谁的不是呢?”名导演费穆在对她有所劝慰和鼓励时，她问的也是：“费先生，你看我是一个好人吗？” 3月8日，没法打开这个心结的阮玲玉自杀了。到底是谁杀了阮玲玉，或者说她何以会走上选择自杀的道路呢？当年《电声》杂志上有人总结了六方 面的理由，其末条为“报章上对她攻击得太厉害了”。所谓报章上的攻击，主要还是小报。确实，小报记者“善谣”；但另一方面他们亦坚持认为：“小报铺张扬厉 的新闻”，“往往先前是谣言，后来竟变成了事实，谣言变成了事实，谣言也失去了谣言的原旨，社会上都很欢迎谣言，就是因为谣言将来会变成事实的。”有关阮 玲玉的报道亦然：小报所载固不乏谣言，但亦有符合实情的。比如唐季珊经常打骂阮玲玉，即是如此。《小日报》记载：“外传未死之前，阮有入舞场而归，唐批其 颊事，是死之近因。”《大日报》报道：“大家都知道唐季珊玩弄女人的历史，也知道了阮玲玉时常与唐季珊罅隙的事情。”该报并载，阮玲玉自杀的前夜与自杀的 当夜，均曾被唐季珊痛殴。 尽管如此，小报上很多报道还是失实的，甚至是恶意捏造或有意而为的。对这种可畏的人言，性格比较软弱的阮玲玉感到难以承受。她曾向黎民伟诉 说：“我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我无罪，不过报上登的太难听了，马路上卖报的小孩，嘴里乱喊着什么，更叫我听了难堪。”黎说：“小孩无非想多卖几份报，事过 境迁，人们也就忘了这件事，你不要过于介意。”她说：“出庭我倒不怕，所怕的是正逢着星期六，旁听的闲人一定特别多，叫人难为情。”而8日审理阮玲玉案的 旁听票也确实被一抢而空，以至于报上登出“法院非戏院，旁听票隔日作废”的告示。显然，阮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阮玲玉亦和友人林楚楚谈及讼事。林以“官司劳神”慰之，阮谓“实在灰心、寒心、痛心”，说罢一声长叹，两泪潸然。林说江律师负责，不必过 虑；阮苦笑，同时又叹道：“环境逼得我没有路走了，哪里是一回官司的单纯事件啊。”3月7日从黎民伟家回来后，与唐季珊谈及讼事，阮仍说有“九成九可以胜 诉，惟惧上公堂为众目所视”。可见，“人言可畏”确实反映了阮玲玉内心的焦虑，也因此被她写进了遗书之中。 早在1933年，就有人写道：“或者阮女士谦顺的个性是她一生得失的最大关键。‘谦’当然可以获得朋友们的同情和资助，‘顺’就难免不时受 命运的捉弄。”名导演费穆亦在一篇纪念性文章中称：“以她这样的一个女子——感情丰富的女子，她必然会对人生失望的，阮又始终不能变成一个冷酷的人物或者 是十分乖巧的女子，她把人生看得甚是严肃……（结果）每有一件事袭击她的感情，她就立刻悲观起来，她脆弱到毫不能抵抗。”也因此，面对小报的煽惑和可畏的 人言，她只能被捉弄，而无法抵抗。 诚如鲁迅指出的：小报上的那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或许并无什么影响，因为“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 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所以，“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像阮玲玉这样的人 就成了小报发威的好材料。“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 斗呢?” 更妙的是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没有阮玲玉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不及阮玲玉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 想：我虽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还是鲁迅看得透：“花几个铜元就发现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 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所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小报之毁人和人言之可畏，对阮玲玉来说都是非常真切实际的。 胡蝶曾劝阮玲玉：“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 是苦尽甘来吗?”对此，阮含泪带笑说：“你真会劝人。”胡蝶倒是认为，“其实这倒真是我的人生哲学，几十年来，我几经甘苦，历尽沧桑，总是这样自我安慰才 度过来的。”可惜，阮玲玉不这样想，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悲观，也注定了她的悲剧。 另关于阮氏遗书，除《申报》、《大公报》、《电声》杂志、《良友》画报等之外，当时香港的一份小刊物《思明商学报》亦刊载过，只是版本略 异。一些论者断言，从心态、口吻和笔调等看，后者应是阮的亲笔；但亦有论者认为，所谓思明版应是伪作，并推测最有可能写此遗书的或为记者滕树谷等。按滕是 《时报》的电影编辑，1934年艾霞自杀后，他在报纸上把艾霞和导演蔡楚生的照片放在一起，大做文章。也因此，在看完影片《新女性》之后，滕树谷大怒，认 为电影里侮辱记者的片断是影射自己，是蔡楚生对其一年前所作所为的报复。于是纠集一些小报记者大写诽谤文章，扬言要把蔡楚生等骂出上海去。连带亦涉及对阮 玲玉的一些侮辱性报道。阮玲玉自杀后，滕树谷等也受到批评。但是这些记者还不死心，在殡仪馆前发放阮玲玉死于韦明自杀的暗示的传单。对此，《新女性》编剧 孙师毅很气愤，毅然写下挽联：“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攸亏、廉耻丧尽、良心抹杀、正义沦灭、反自鸣卫道之徒，都尚苟安在人 世?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所致的。请只看啰啰唣唣是非倒置、泾渭故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辩、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滕树谷等在小报上组织 发表不利于阮玲玉和《新女性》的报道，这应该是可能的；但说他们有可能伪造遗书，甚至以此达到避免舆论谴责和逃脱自身罪责的企图，这种观点还是有些牵强。

刘宪阁，《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