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日 星期二

佇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3)

——《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

                    

2012年4月26日 初稿

2012年7月25日 定稿于北京 植物园

目录

第一章  对簿历史公堂的过程

第二章  《宋彬彬的谈话记录》等材料的解读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与卞仲耘之死

第四章  宋彬彬还走的出冠名门吗?

第五章  也谈“中国没有斯维特兰娜”

第六章  评范世龙的诋毁文及其它

结束语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与卞仲耘之死

王年一先生生前曾有过一个关于文革“两次发动”的提法。

现在,红卫兵想利用这个提法,将“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交接时段虚构成一个“权力真空”时期。并对“第二次发动”和此“权力真空”时期的产生作因果关系的排序。这种虚构性说法之目的就是要将这一时期出现的红卫兵暴行之罪责归属最大限度的模糊化。

不仅如此。红卫兵还试图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方才出现的失落和沮丧的群体心态前置到8月初[]。反复展示此种失落和沮丧的心态,可以将红八月的所有罪恶推托的一干二净。

为了讲清楚卞仲耘死亡时的文革大背景,笔者更倾向于将文革的发动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简称“三次发动” )。在“三次发动”的框架下解说“卞仲耘之死”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文革“三次发动”及其标志性事件

1966年5月底至6月初,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一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一次发动”)。这个时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中共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亲自批准广播聂元梓大字报;

1966年7月下旬之8月初,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二次发动”)。有三个标志性事件发生: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8.18检阅红卫兵;

1966年10月上旬,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三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三次发动”),以《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的发表为标志物。

文革“三次发动”的主导者

文革的“三次发动”的主导者都是毛泽东。通过这三次发动,斗争矛头不断举高,最终指向刘少奇——“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炮打司令部”的文革终极目标。

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

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在北京地区是各个大专院校和中学的高干子弟。因为只有这批人可以看到当时只下达到地师级的《五一六通知》。而这批人又具备抢夺政治制高点自觉性。所以,敢于出来贴大字报的几乎都是干部子弟或高干子弟。清华的刘涛、贺鹏飞;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宋彬彬都有幸在各自单位的扮演聂元梓的角色。工作组进学校后,就和这些的不同类型的的聂元梓们共同掌控学校的权力。

文革“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

文革“第二次发动”响应者情况比较复杂。

为了找到打到刘少奇的充分理由,毛泽东在武汉游完泳回到北京后就开始指责工作组犯了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并强令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退。1966年7月下旬,江青康生陈伯达几乎天天出现在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他们全力导向,说 “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并默许北大附中红旗首领现场殴打张承先。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希望将斗争的大方向锁定在追究工作组的问题上。因为这是问罪刘少奇的突破口。

工作组的撤退打破了刘邓对大中学校的有效控制。为了寻找打击刘少奇的社会力量,毛泽东首先为全部大中学校中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其中包括蒯大富。但是刚刚平反和尚未平反的“反动学生”惊魂未定,不能胜任搅乱社会秩序的重任。江青在7月下旬在北京大学辩论会上拥抱彭小蒙。毛泽东在8月1日发出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就在中央文革全力导向,企图把运动方向锁定在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的时候,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骤然出现在北京城的大中学校中。这是很值得研讨的一件事情。叶维丽说,对联的出现有搅局的作用。笔者同意这个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和“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着微妙的连带关系。而“老革命”和“老子英雄”的说法和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有着潜在对抗的嫌疑。有文字记载,当刘少奇在7.29大会上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毛泽东极为不屑,说:“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

笔者还认为,“破四旧”这件事也是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其可有可无,本不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一环。毛泽东只是在北京二中红卫兵作出“破四旧”行为之后予以认可。因为“破四旧”是8.18之后,红卫兵作出的回报毛泽东检阅的第一个行动,不认可,上下的互动就失调了。

就整体而言,可将当时的大中学红卫兵分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和“血统论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两大类。毛泽东选择支持的两个中学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都具有“反工作组”的特征。但是,大专院校和中学掌权的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并不具有反工作组的特征,而是以宣传血统论为宗旨。这类红卫兵组织成为红卫兵的主流。而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因其同样持有血统论的理念而和主流红卫兵沆瀣一气,因此,他们所具有的反工作组特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城区内,中学的权力基本掌握在“血统论红卫兵”手中。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都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主义兵”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何芳芳;女附中的梁二同、郑中伟;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等。上述这些人在对联问题上多持反对态度。这些文革中的“最正确者”们并没有因工作组的撤退而掌控学校权力。大学也是同样,笔者在1966年8月初至9月中旬多次见过蒯大富——一个刚刚摘掉反革命帽子,略带些怯怯自喜的落魄之人。

大学的权力也掌握在血统论红卫兵的手里。谭力夫领导的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不但鼓吹血统论,更具有鲜明的保工作组的特征。清华大学的权力并没有因被平反而落入反工作组明星蒯大富的手中,叶林和王光美的工作组虽然撤离,但是贺鹏飞的红卫兵仍然控制清华园。8月24日下午,几千名北京中学红卫兵在贺鹏飞的指挥下“血洗清华园”[],捣毁二校门就是一个例证。虽然清华大学8.23事件比师大女附中的8.5时间晚了18天,但就其性质而言是完全一样的。有证据显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参与了“血洗清华园”的行动。

北京中学红卫兵跨校联合行动的事例在血洗清华园的8月24日以前至少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8月13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小流氓”(与红卫兵同龄的青年学生)。会上批斗对象惨遭毒打。面对红卫兵施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端坐主席台不予制止[]。

同样的案例还有北京中学红卫兵组织的8月19日斗争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干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关于这次批斗会的情况,具体到红卫兵个人的行为,只留下了孔丹和秦晓护卫校长杨滨免遭毒打的人道主义情节。但是,这次斗争会的自始至终都充斥着暴力,红卫兵根本无视刚刚颁布的“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对挨斗者拳打脚踢。教育局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8.19市级批斗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谁?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参与其中?46年过去了,红卫兵们守口如瓶。

工作组的仓皇撤退和红卫兵的强势登场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交替出现的本质就是权力的传递。其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权力真空”时段。工作组的撤出不但没有削弱红卫兵的权力,反而扩大和加强了红卫兵的权力。大中学校的权力无一例外落入红卫兵的手中。使他们在学校大权独揽,胡作非为。

从七月下旬开始,经历红八月,直至九月,大约60天的时间,掌控北京大中学局面的就是强势登场的血统论红卫兵(也就是老红卫兵)。他们来势汹汹,当仁不让。并不因中央文革已经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感到沮丧。谭力夫那句“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是工作组撤退后老红卫兵心态最典型的表露,哪有什么沮丧和迷茫。

老红卫兵在短命的70天里做了以下四件事情:

1) 残酷斗争基层走资派走资派;

2)以镇压流氓为名,打杀城市平民子弟;

3)以扫四旧之名抄家和破坏文物;

4)打杀地富反坏右,并驱逐十多万地富反坏右出北京。

作为“第二次发动”的主要响应者,红卫兵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填写了文化大革命史上最为凶残的一页。后来,毛泽东阳脸变阴脸,将这个时期和工作组的“50天”一并划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

文革“第三次发动”的响应者

“第三次发动”的响应者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被誉为“五大领袖”的那几个人(聂元梓是一个例外,她是“第一次发动”的第一号响应者)。这些人的代表人物就是蒯大富。经过两个月的调教和预热,他们开始逐渐占据文革的舞台.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邓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意图开始落实到实处。

此时,各大中学校校掌权的老红卫兵方感大势去矣。在城区中学,反工作组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逐渐开始掌权,他们的市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叫做“首都兵团”。这些人中的知名者后来都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常委。而女附中的郑仲伟等人如果不是在66年年末卷入“12月黑风”也会在红代会的常委中占有一席之位。大学的情况也是这样。无论蒯大富还是王大宾,他们都是在13期红旗社论之后才开始真正挺直了腰板。

之所以会有上述这种局面出现, 除了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陈伯达在10月召开的中共工作会议上发言,其中对对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它是宣传“反动地主阶级的血统论”。这就从精神上解除了老红卫兵的思想武装。陈伯达关于对联是宣传血统论的讲话内容在两个多月之后被写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

陈伯达在10月的工作会议上批判对联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两个月前,对联鼓噪京城之时毛泽东不可能没有耳闻。但是,毛泽东在表示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同时并没有正面评价这个后来被认定为宣传“封建地主阶级的血统论”的对联。然而,毛泽东在8曰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已经留下重要伏笔。他在信中写下了对红卫兵的支持的语句后紧接着写到:

“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段话话分为三句。

第一句话强调要“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核心内容,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甚非计也。

第二句话强调“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这是在重复他一年多前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亲自撰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五项条件”中的其中一项;

第三句话是在强调“解放全人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教义。

这三句话明显是在调教红卫兵。

尽管毛泽东8月1日已经发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但是,在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关于支持青年学生的那段文字却是含混不清, 居然没有注明“红卫兵”三个字。时隔46年,只有麦克法夸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十六条’里有一处重要的遗漏,它没有提到和认可红卫兵”[]。

“十六条”的有关文字是这样写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十六条”的执笔者之一是张春桥。“红卫兵”三个字没有出现在“十六条”中,此“遗漏”是有意还是无意,很值得研讨。

“十六条”上述这段文字中所说的“革命大方向”就是“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这一点显然是“血统论红卫兵”所不具备的。因此,“十六条”所言“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不是指的“血统论红卫兵”,而是指敢于和薄一波、王光美叫板的蒯大富那一类人。

“十六条”的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中重复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关于团结大多数的的内容,并且直截了当的讲明了运动的整人重点:“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什么“反动老子” 的“混蛋儿子”,也不是什么“流氓”、“阿飞”。

化解和利用红卫兵的躁动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毛泽东一方面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和《十六条》中昭示阳谋、留下伏笔,道理早已讲明,将来弃之不用时,勿谓言之不预;另一方面,毛泽东放纵红卫兵,让其血债累累,尽快走向反面。正所谓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可惜啊,狂热的少年“老红卫兵”还沉浸在“英雄”“好汉”的自恋中,怎能读懂伟大领袖的用意?

红卫兵把北京城搅得污七八糟之后被毛泽东逐出文革舞台。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红卫兵方才得到理应归属他们的荣耀。老红卫兵不退场,打倒刘少奇的文革主题曲就永远无法奏响。

两年后,刘少奇倒台已成定局。毛泽东故伎重演,让蒯大富双手沾上工宣队队员的血,将其逐出历史舞台。

文革“三次发动”的受害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就大、中学校而言,“第一次发动”的受害者就是陆平(北大学校长)、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卞仲耘(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杨滨(北京四中校长)、沙坪(女三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五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这些校级领导干部。

同样,“第二次发动”的受害者还是上述这些人。卞仲耘、沙坪、梁光琪被红卫兵打死。当然,在“第二次发动中”被红卫兵打死的人还包括那1700多名死难者。

“第三次发动”的受害者人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66年10月开始批判“反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8年3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段期间,党内高层斗争日趋残酷,但是普通百姓和基层干部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从王晶垚先生公布的《王永海谈话记录》和《汪玉冰 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现象。王永海工友和汪玉冰老师都是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才敢拜访王晶垚家和在控诉会上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笔者的朋友也是文革研究人员,他倾向对文革初期作另类的“二次发动”划分。就是将王年一所谓的“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合并为一个阶段。而将笔者的所谓“第三次发动”定为“第二次发动”。 其理由是,要以文革受害人群的变化为依据,来划分文革发动阶段。而以往的文革研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过多地关注发动者的主观意愿和谋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话题回到师大女附中

卞仲耘是“第一次发动”的直接受害者

6月2日,刘进、宋彬彬和马德秀效仿聂元梓,在校园贴出第一张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

6月3日团中央干部张世栋率队进入师大女附中后就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

北京大学6月18日发生群众不听工作组劝阻,揪斗殴打干部和教员的事件,史称“6.18事件”。在师大女附中情况却是截然相反。6月21日,女附中工作组和师生代表会(宋彬彬、刘进、李松文都是其成员)召开批斗卞仲耘大会。在这个会上,卞仲耘受到残暴的殴打。学生用木头步枪不断对卞仲耘做刺杀动作,卞仲耘后背的皮肤被戳烂。工作组组长张世栋是这次暴力批斗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张世栋、宋彬彬、刘进、李松文坐观施暴、均无劝阻。6.21事件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女附中的第一起暴力事件。它的示范作用和教唆作用在8.5惨案中显露的清清楚楚。(笔者将另外成文《从6.21到8.5——卞仲耘的死亡之路》)

批斗会后若干天,卞仲耘被定为“四类干部”,属于敌我矛盾。

卞仲耘是“第二次发动”受害者。她在校园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文革殉难者。

没有“第一次发动”将卞仲耘定为“四类干部”,卞仲耘就不会在“第二次发动”中被当作“坏人”活活被打死。刘进曾在8月6日的广播中咆哮:“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但是刘进再疯狂也不会说:“好人打好人,死了,活该!”

“第一次发动”结束了卞仲耘政治生命,“第二次发动”结束了卞仲耘自然生命。

宋彬彬是“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

和卞仲耘的遭遇正相反,在师大女附中,宋彬彬是“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这是无容辩驳的事实。毛的“第一次发动”是在电台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女附中,宋彬彬应声跃起,贴出攻击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成为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毛的第二次发动的重要举措就是支持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被耀武——成为二次发动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符号。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无论是五人联名的《也谈卞仲耘之死》,还是宋彬彬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刘进、宋彬彬从来不深谈她们是否参加过7月29日的人民大会堂的会议这个话题。人们从刘、宋的文字中无从分辨她们是否参加了7.29会议。

关于7月29日前的情况,刘进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从刘进的这段文字中,人们无从分辨,刘、宋到底是跟着大多数同学一起去外地军训了呢,还是去了马神庙整老师,或者哪都没去,留在了师大女附中。

“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交接时刻就是7月29日。那一天,北京大中学校的文革骨干云集人民大会堂。毛刘周邓都到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宣布撤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而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就是工作组离校后掌管学校权力的人。这些人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是她们在后工作组时期具有文革领导者身份的证明。

刘、宋在7.29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有刻意掩饰之嫌。其刻意的遮盖之目的很显然,如果确实存在着一个如她们所描绘的“权力真空”时期,或“无政府主义”时期,那么,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人员应该是随机的,每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都应该有同等的机会。退一步说,所有属于“红五类”的学生都应该具有具有同等的机会。但是恰恰相反,能够参加7.29会议的人员就是工作组时期的红人,工作组走后,她们就顺理成章地掌控了学校的权力。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彬彬、刘静、马德秀还有那个叫李松文的人都参加了7.29会议。当然,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肯定是没有资格参加7.29会议的。“有资格”和“没有资格”是权力认定的结果,这种权力认定的存在就是“权力真空”根本不存在的最好说明。

8.18上天安门的人员名单的确定也是“权力真空”不存在的证明。凭什么刘进就可以决定谁可以上天安门,谁就不可以上天安门?除了权力能够决定此事,还有别的什么玩艺儿吗?

想借“文革二次发动”论开脱宋彬彬是徒劳的。有人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的最大贡献只是搞了一个有字的红袖章。不对!女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卞仲耘校长,用这个示范性事件开启北京城红八月的死亡之门。

从文革“二次发动论”中推演出来的“权力真空”论的本质是将“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红卫兵的退场时间最大限度地模糊化。将“第三次发动”时段红卫兵方才具有的失落心态前置到8月初,这样就可以使红卫兵所犯种种罪行之客观效果和主观心态不能对应,一切罪恶便可一推六二五了。

这种诡辩或许可以骗骗80后和70后的年轻人,甚至60后的中年人。就是骗不了文革的亲历者。

关于文革的“三次发动”的话题到此结束。(未完待续)
郎钧,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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