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元年”与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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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1月,对当时绝大多数不关心政治也不被政治关心的国民来说，平常得犹如每个月，但对共和主义者、清遗民或复辟论者却是“雾月”。另一些人则不然，他们原本也对现实不满，却从新年伊始的某些迹象看到真正的希望，如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发表颇有“新年献词”意味的《一九一六年》，呼唤道：“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乎！诸君所生之时代，为何等时代乎？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之人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于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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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看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使他竟感此前之历史皆为古史，此后之历史将“万事一新”？他解释道：“自世界言之，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欧洲战争，延及世界，胜负之数，日渐明瞭。德人所失，去青岛及南美洲、太平洋殖民地外，寸地无损；西拒英、法，远离国境；东入俄边，夺地千里；出巴尔干，灭塞尔维亚。德、土两京，轨轴相接。德虽悉锐南征，而俄之于东，英、法之于西，仅保残喘，莫越雷池。回部之众，倾心于德。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摩洛哥，皆突厥旧邦，假以利器，必为前驱。则一九一六年以前英人所据欧、亚往还之要道，若苏彝士，若亚丁，若锡兰，将否折而入德人之手；英、法、俄所据亚洲之殖民地，是否能保一九一六年以前之状态；一九一六年之世界地图，是否与一九一五年者同一颜色：征诸新旧民族相代之先例，其略可得而知也。英国政党政治之缺点，日益暴露，强迫兵役，势在必行。列国鉴于德意志强盛之大原，举全力以为工业化学是务。审此，一九一六年欧洲之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新受此次战争之洗礼，必有剧变，大异于前。”

    这倒像德国立场的表述。可德国东西两线之敌“仅保残喘”、英国“政党政治”之“不保”、英国弃自由招募制而改行德式强制征兵制、列国仿效德军使用毒气弹（“工业化学”）等，为何对“中立国”的陈独秀来说，是世界历史的“进化”？即便德国胜，则“英、法、俄所据亚洲之殖民地”——及日本所据台湾和山东——仅“易主”而已，与其“旧主”何干——尽管自欧战开始，德人就一直以此为诱惑阻止中国放弃中立，加入协约国。德人在上海所办中文报纸《协和报》1914年9月12日刊登中国人“汉声”所撰社论，称“目前战祸已渐渐侵及吾国，倘我政府衮衮诸公不力守中立，而贪图外人一时口头禅之小惠，则贻害于吾国者，将不知伊于胡底”。次月17日，又登出德人司克尔“敬告我同受其患之友邦爱国诸君子”的《德之仇中国之敌》，谓“现在欧洲英、法、俄、比四国联合大战德国，而德日两国复在青岛以干戈相见。此端于中国将来诚有莫大之关系。盖德国若战胜，则中国之发达亦可多有利益，而德之仇敌若得战胜，则中华民国可为彼党所破灭”。

    而破坏中国中立者，恰为“德之仇”：日军侵占了中国划定的青岛交战区之外的山东其他地区，并以敌国之民视当地中国人。国内强硬派主张对日作战，但陈独秀却于1914年11月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指主战派意气用事，“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弊一也”，“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者，若德、奥、日本之国民是也”，“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若朝鲜、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及中国是也”，“今者民益贫敝，资械不继，士气不振，开衅强邻，讵有幸理”，“而书生之见，竟欲发愤兴师，为人作嫁，其亦不可以已乎”，称其“爱国适以误国”。

    主战派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而总统袁世凯虽视日本为大患，但国力不振不得不暂取忍让，不过当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趁潍坊中国驻军调防之际以一火车军火资助青岛德军以消耗日军实力时，他暗中认可。日本也一直视袁世凯为眼中钉，担心这位实力派强人完成中国统一，于日本“大陆政策”不利，故在1913年“二次革命”和1915到1916年的帝制运动中资助倒袁派。“二次革命”失败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长章士钊流亡日本，次年5月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其友陈独秀是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的幕僚，他起草的《安庆独立之布告》指斥“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革命失败后他闲居上海，与章士钊颇有信件往来。1914年6月《甲寅杂志》登出他写给章士钊的信，历数“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惟其中“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一语让主编章士钊不以为然，谓“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但《爱国心与自觉心》不只从“情势”评判对日开战之弊，还为日本辩护，说“德人为其君所欺，弃毕相之计，结怨强俄，且欲与英吉利争海上之雄，致有今日之剧战，流血被野，哀音相闻，或并命孤城，或碎身绝域，美其名曰为德意志民族而战也，实为主张帝王神权之凯撒之野心而战耳。德帝之恒言曰，世界威权，天有上帝，地有凯撒。大书特书于士卒之冠曰，为皇帝为祖国而出征。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而“日本维新以来，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辱矣”，还谈到1894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藩属国朝鲜，“朝鲜地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贱，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俱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循此逻辑，则山东沦于日本，亦非山东之不幸。

    可到了1916年1月初，他却为何宣布德国为世界新历史创造者，而英国“政党政治”乃劣败之物？《一九一六年》继续写道：“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惨痛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

    “忏悔”什么，文中无交待，不得而知。但前文所说“英国政党政治之缺点”又出现在这里，以证中国不宜采用议会制度：“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他国鲜克臻此，吾人犹所难能。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为一种之经营。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已。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最后一句在当时人听来颇为耳熟。自1915年8月北京筹安会成立，“共和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之说就喧呶于国中。若“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那袁世凯为行专制而在1914年1月采取的第一个关键步骤——解散国会——实乃高瞻远瞩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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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还有《青年杂志》这一期的封面：它没有年份。该志1915年9月创办于上海，前四期的封面均书中华民国年号，到1916年元月，或“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正月”，新出的第五期却不见“中华民国”，连公历纪年也付之阙如，只标示“第一卷第五册 正月号”。这并非排版时疏忽。查其“国内大事记”之“国体问题”，最后一句乃是：“民国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奉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此亦国体表决后正式登极前之大节也。”

    “改元”为鼎革标志。奉民国正朔者，国亡后其遗民当续用民国年号。这就像清遗民林纾在《拜菊盦诗序》中忆其民国七年冬谒崇陵时，开篇便是“宣统丙辰冬”。林纾使用宣统年号，遭到1918年《新青年》的讥讽，说他“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以此作为他反民国的铁证之一（按1912年民国与清室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例》，逊帝尊号仍存不废，则其遗民继续使用宣统年号为民国法律所允许），而《新青年》——按陈独秀1919年1月《〈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的说法——从来就站在“德先生”一边，唯民国是尊：“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资人指责，“若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可“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正月”，《青年杂志》却不书民国年号。论者或曰：此乃袁氏淫威下之权宜之策。但熟谙中国政治情形的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就袁政府此前所颁《报纸条例》发表评论，说“北京以外之各报，当不致受有影响，而京中之报，能否遵行，亦不可必”，“自[辛亥]革命之后，北京宣布之法令多矣，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约报律之结果，亦不外乎此也”。京外报刊哪怕违反“改元”令，也仅有薄惩，远不至于“断头流血”，反倒是热心鼓吹帝制的报刊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因为被取缔的国民党会派出杀手，取其办报人和主笔的性命，如薛大可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报》，其报馆在1915年9月和12月两次被人投入炸弹，死伤二十多人，“主任刘竺佛氏几被殃及”，被迫关张，而主笔黄远生虽远遁美国，竟在12月25日为革命党人枪杀于住宅（革命党见他名列该报主笔，以为是帝制分子，遂下杀手，而他此前实际已与该报脱离关系）。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民四冬月，项城有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曩时部中即通令各省一律遵用。上海各报以格于禁令，勉强奉行，乃以近于滑稽之手段，改民国元年为西历纪元几年，更于西历下别刊‘洪宪元年’四小字，字绝纤细，读者苟不察，几不能见，其用心良苦矣。盖若不刊‘洪宪元年’，销场只及上海一隅之地，不能普及全国，而邮局亦未能为之代递也。”此说在两方面都不甚确切。其一，上海各报并非都书“洪宪元年”，就笔者所查，至少以下数种依然只用民国年号，公然不奉“洪宪”正朔：《新中华》（“中华民国五年正月发行”）、《大中华》（“民国五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小说新报》（“中华民国五年一月出版”）、《小说时报》（“中华民国五年一月一日发行”）、《民权素》（“中华民国五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等。

    其二，刊有“洪宪元年”的各报并非都“字绝纤细”，如《中华国货月报》的封面就以硕大毛笔字印着“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正月十日发行”（伍廷芳题），其开篇的“论说”题为《新帝国与国货之前途》（李卓民撰），谓“现在中国的政治已起了一根本的变革，就是把不合国情的共和政治抛弃，改造一君主立宪的国家。那君主立宪的好处就在中央政府之强有力，可以发奋精神，决断大计，实行出种种福民利国的方法，不会被他人阻扰，也不会被他人摇动，所以政治一贯，号令整齐，可免许多往返会商、多生意见的弊端”。《一九一六年》宣布“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这篇社论也认为“共和政治不合国情”。

    陈独秀很少提及美国。或许共和主义者心目中的这个民主楷模之国对中国帝制运动的支持使他们感到尴尬，也使他们的共和信仰发生动摇，而当其游移之际，至少在陈独秀看来，反倒是袁世凯成了顶住国内民意和友邦催促的压力而一再延迟帝制的共和中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对袁世凯的拖延非常不满，希望“袁氏及其顾问们大胆行事”。但1916年1月23日，袁世凯再次发布帝制延期通告。

    次月发行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又重现民国年号。查其“国内大事记”之“帝制延期通告”云：“本月[一月]二十三日，奉有明令，略云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此后凡有籲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可谓辞严而意决矣。”帝制既延期，则民国年号尚可用。赞语“可谓辞严而意决矣”为陈独秀所加。在同期刊登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他说“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因“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而袁氏面对各省代表登极之请的声浪而以民国为重，乃国之柱石，故又赞曰：“自经此次之试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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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杂志》创刊于筹安会成立的次月，前二期尚与当年9月被禁的《甲寅杂志》（时已迁至上海）的共和立场一脉相承。创刊号即刊登陈独秀答王庸工信，驳斥筹安会“共和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的观点，而重头文章《敬告青年》（陈独秀作）、《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作）、《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高一涵作）、《新旧问题》（汪叔潜作）、《现代文明史》（陈独秀译）等皆以法国大革命所揭橥的“共和”为宗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甚至称“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乃居何等。创造此文明之恩人方与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相战，其胜负尚未可逆睹”，若德国胜，则世界将入万古长夜。与此一致，最初两期所登“国内大事记”也将筹安会恢复帝制之议当成一场“扰攘”。

    为何从11月起《青年杂志》发生微妙变化，到次年1月竟出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这样的让共和分子忧、专制分子喜的句子？这就要追究到陈独秀评判文明优劣的标准了。作为“进化论者”，他认为“优胜劣败”乃社会进化之路，而战争则是检验各种文明之优劣的最佳契机。中国屡败于列强给中国人带来的挫折感强化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进化论”的认同，如12月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他并不是带着隔岸观火者的好奇观察欧战的，在他看来，欧战孰胜孰败，事关中国的制度选择，只不过他观察的方式像新闻记者，追逐不断变化的攻守之势，因此对哪种制度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前后颇不一致。

    欧战之初，青岛德军投降于日英盟军让他感到德国在欧洲也无胜算，遂以“野蛮”之国和“文明”之国定义德国和日本。但自1915年11月起，欧战格局大变，德国“以鲜血造成了今日之荣誉”，而“政党政治”的英法两国“仅保残喘”，这在他看来是议会政治失败的明证。《青年杂志》的调子也跟着改变，由崇拜“法兰西精神”转而崇拜“德意志精神”，所刊有关德国的文章骤增，尽是溢美之辞。其实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在那些主张共和的文章之间，就极不协调地夹进一篇盛赞德国皇帝的译文（《世界说苑》），把威廉二世描写成一心为国、深谋远虑、体恤下情、与民同乐并受到举国爱戴的君宪皇帝（“德人高呼‘国有凯撒，真吾曹之至乐也’”）。在筹安会向国人劝说帝制好处时，《青年杂志》登出一篇赞美德皇的文字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12月刊登的李亦民的《安全论》则谈到筹安会，称“今天下问题之最大者莫‘安全’两字若也。四年以来，维持现状之政象，一以是为指归。帝制论兴，至以筹安标党会之名‘非是不足以策安全’，即其揭橥之根本义。反对者流，又为种种危言以相抗。”又云：“帝制论兴，或以维持现状为理由窃窃诽议，不知帝制固难以求安，然名共和而实帝制之现状岂终有安全可言，又焉有维持之必要。实际之帝制则安之，名义之帝制则懼之，始终一苟媮之精神而已。不佞于此非以讨论帝制之得失，更非谓安全为社会所不需。特以此种苟媮之精神，处帝制足以召亡，处共和亦足以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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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杂志》开始礼赞“德意志精神”，称“日耳曼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故富于独立自尊之心，而为我心之强盛，主张自己权利，不肯丝毫放过，亦为诸族之冠。遇事则坚忍不拔，不惮无谓之研究，社会交际，则上下阶级，非常分明，无敢或紊，故凡与德人游者，不易肝胆相照，恒使人生畏怖防范之心，因其对于他国，主张自国之权利，对于他人，主张自己之权利，争竞之态，溢于词色，不若英人之态度宽宏，法人之温和如玉，相与接近者，自觉蔼然可亲也。实则为我者，人类之本性，德人特率其本真，不作伪以欺天下耳”。

    而法兰西精神此时听起来倒像无政府主义：“法兰西人，富于自由思想，其趋向与德人之艰苦卓励者不同，且思想界受种种复杂之灌输，故无论对于何种学说，何种事象，无始终执一之迷信。种种高尚之大发明，皆其思想活泼之赐也。然流弊所届，却与放任主义相邻，不能勇猛精进，就如法律规则，在德人眼中，一字一句，皆必有非常强大之效力。设使无效力，则竟宣告废止之，不肯为片纸之虚设。法人不然，每见典例发布，未几已同虚设。”

    1916年12月所登刘叔雅《叔本华自我意志说》则追寻“德意志精神”的谱系，首提叔本华：“先生之说以无生为归，厌生愤世，然通其意，可以为天下之大勇，被之横舍则士知廉让，陈之行阵则兵乐死。绥其说一变而为尼采超人主义，再变为今日德意志军国主义。”同期谢鸿的《德意志青年团》则大赞德国军国主义教育使其“国民意气之盛，可谓横绝一时。实际德国之强，不在军容之盛，由于国家之基础巩固，举国人民复能贯彻青年德意志主义，尽其所有智力、能力、财力以供国家牺牲。有此精神，乃有今日之战绩。饮水思源，谓非青年社会教育之赐不得也”。

    从这里可找到《青年杂志》反儒、道、佛的动机。与尼采反基督教的理由一样，它认为儒、道、佛造就了信奉“奴隶之道德”的文弱国民，如陈独秀所说：“吾国旧说，最尊莫如孔老，一则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一则以雌退柔弱为教，不为天下先。吾民冒险敢为之风，于焉以斩。魏晋以还，佛法流入，生事日毁，民性益偷。由厌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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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青年杂志》支持帝制，乃厚诬陈独秀，但《一九一六年》的确惹起了嫌疑。1916年3月《青年杂志》停刊，时当袁世凯取消帝制之时。三个月后，袁氏病殁，清算帝制分子及其喉舌就成了新一轮的舆论狂热，《一九一六年》也遭非议。9月，当《青年杂志》易名为《新青年》复刊时，就不得不对这篇九个月前的文章作出辩白。

    于是，复刊号登出一封由《青年杂志》作者之一的汪叔潜写的读者来信，质问：“国事前途惟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乃先生于一九一六年之论文中，将政党政治轻轻一笔抹杀。夫抹杀政党政治，原非抹杀政党，然当此政党观念仅仅萌芽之时，吾愿贤者慎勿稍持此种论调，致读者之以词害意也。且即就政党政治而论，初亦何尝可以抹杀哉。先生之言曰：‘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又曰：‘纯全政党政治，唯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愚诚不审此语何所根据。”又云：“政党政治者，立宪政治之极轨也。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否则有特别情形者也，否则其国之政治初未上宪政之轨道也。”陈独秀在答复中努力自辩，但最后承认：“前文未达，予读者以误会，资官僚以口实，殊非立论之旨。得尊函纠正之，敢不拜嘉。”

    “吾人没齿不忘”的袁世凯在复刊号中一变而为“违法叛国，急于偿其称帝之素愿”的阴谋家，而“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的国会的重新开张则使陈独秀喜极欲哭：“嗟乎！国会神圣，为何种机关，议员代表人民，为何等人物，乃至今日始见于社会，吾心滋戚矣。”当然，复刊后，有关德国的文章锐减，但这并不意味《新青年》的“德意志精神”的衰退。10月登出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称“和平者痴人之迷梦”，“愿吾青年，人人以并吞四海为志，席卷八荒为心，改造诸华，为世界最好战之民族，国家光荣，庶可永保勿坠”，并说“就今日国际关系言之，则威力诚为正义，强弱诚即曲直”，“德意志人谓德国之兼并世界为合乎公理，谓世界之被德国征服为光荣，语虽近夸，实含至理”。

    次月又登出刘叔雅《军国主义》，称“求生意志，乃世界之本源，竞存争生，实进化之中心，国家者，求生意志所构成，军国主义者，竞存争生之极致也”，“苟欲守此疆域，保我子孙黎民，舍军国主义无他道；生于今日之世，苟欲免为他人之臣虏，舍持军国主义无他法”。吴虞也于次年2月发表《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谓孝道之废“乃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亦即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绝异之点”。将文明社会等同于军国社会，足见《新青年》期望于“新青年”的是“德意志青年团”的中国版。析其立论之逻辑，其反孔非儒，与其说因孔教与共和相抵，不如说与军国社会相抵。对军国主义的崇拜也体现为对威力强大的武器和暴力语言的崇拜，如同期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宣称要以德国造“四十二生的大炮”对付文学革命的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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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美国决定对德宣战，并动用强大的战争舆论机器，以“公理战胜强权”的说辞建构其参战正义性，从道德制高点打击德国。这对《新青年》宣扬的“威力诚为正义，强弱诚即曲直”形成压力，于是态度一变，跟着高喊“公理战胜强权”。美国参战，德国战败已可预期。陈独秀遂力挺中国政府加入协约国，其《对德外交》称“白皙人种之视吾族，犹人类之视犬马。德意志人过用其狭隘之爱国心，尤属目无余子”，“此次对德外交，果能全国一致，始终出以强硬态度，无论结果之成败如何，其最低成功，吾人服公理不服强权之精神，已第二次表示于世界（反对袁氏称帝为第一次），一改数百年来屈辱的外交之惯例，虽予以极大代价，所得不已多乎”，“倘有机缘加入欧战，不独以黄奴之血点染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一快举”。此文文气颇可称道，但前后逻辑却成问题。

    4月他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醒》，讥讽反对对德宣战的孙中山为“失意之伟人，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呼吁国人“执戈而起，随列强之后，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话虽如此，但“君主主义、侵略主义”并非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区别性特征。

    次月他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称“我国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狠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他想象中的共和政体就像他所反对的帝制一样，干净得没有一点异议。


程巍，《中华读书报》（ 201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