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同罗章龙的秘密会晤

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曾是中共要员（上）


两年前，我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几位前共产党人的事写成论文，提交学术研讨会讨论，一家学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国内史学界开始注意到原“中央非常委员会”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后应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之约，写出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稿，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

书中说的“西京兵变”，就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前共产党人”主要是指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反对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而被开除的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不服米夫、王明等的错误决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以示对抗。对于这个“中央非常委员会”，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毛泽东在1969年4月“九大”期间还说，罗章龙“他在上海另立中央不晓得为什么，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这些人，后来或被捕牺牲，或被开除出党后沉沦下去，甚至当了叛徒。其中少数有抱负、有思想的人，虽处境艰难，仍不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初衷，寻找机会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

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军阀混战的后期，东北军正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处于国难家仇中的张学良，受世界革命新潮流的吸引，渴求了解革命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那些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党籍但仍胸怀抱负的一些人才，就成为张学良千金以市的对象。张将军邀请他们到自己的身边，委以重任，视为心腹，共谋重振东北军之大计。直至联络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他们都是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一员干将便是黎天才。

从中共要员到张学良的心腹

黎天才，山东蓬莱人，约1900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又名黎经天。受“五四”影响，黎天才很早就投身社会运动，与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1923年“二七”大罢工爆发时，李曾参加罗章龙、史文彬等领导的北方区委组织的声援罢工的大游行，黎天才任游行副总指挥。此后，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五四”时的风云人物高君宇、何孟雄。

加入党组织后，黎天才主要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与工运，并参加过学运、军运等，逐步显示出工作能力。1926年起负责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李大钊避难苏联使馆期间，与外界的联系就倚靠黎天才奔走。其间，他还代理李大钊所兼任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27年夏秋，中共北方党组织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北平市委改组，撤去黎天才市委书记职，指令他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不久，在参加一次撒传单的活动中，黎遭张作霖的军警逮捕，入狱后，组织营救的线索断了，还被同案人出卖，面对酷刑，他登报声明脱离政治，出狱转向。

黎天才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在北京大学文科旁听时就“为人有才干”（见未刊的《罗章龙自传》）。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得到李大钊的赞许，列入党内机密文件保存。此报告后来被北平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黎天才的才华学识也很受张作霖的重视，所以当他出狱后，就被留在东北军中做事。张学良继其父任后，黎天才更加得到信任，逐步成为少帅倚重的心腹。

1931年春，“非常委员会”在北方的组织也遭到统治当局的进一步破坏，大批骨干被捕。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办共产党案的方便，暗中出力，先后释放了吴雨铭、韩麟符、李希逸等人。此间，还保护了被捕的原中共中央秘书潘文郁，并根据中共“北方特科”的意思，将潘引荐给了张学良，当伴读老师。

1933年，张学良从海外归来，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他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做法日益不满。刚驻武汉，张学良就急召黎天才赴武汉组织机要处，吴雨铭、李希逸等也陆续赶来参与，逐渐成为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智囊人物。

这里提到的吴雨铭是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他在潘文郁身份暴露被南京方面逼死后，经黎天才推荐到张学良身边，继续随行讲座，向张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内工农革命的实践经验。罗章龙本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吴雨铭讲解时，又经常提到罗章龙的名字，因此，罗章龙这个人也就深深印在张学良的脑海中，这是后来张学良几次秘密会晤罗章龙并引以为“教授”的重要原因。

1935年，红军经万里长征进入西北，蒋介石窥见红军有立足陕北的可能，有意要移张学良部去对付中共和红军，拟任命张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一度犹豫不决，不想受命。黎天才主张他接受此令，理由：“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同时也可接近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装，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见1949年8月稿《黎天才自传》）黎天才受张学良的倚重，史家称可与郭松龄相比，同为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蒋介石也视黎天才非同一般，不止一次单独召见，曾直接委任黎为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副处长，黎天才的“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一职，也是蒋氏所授，可见他十分明白黎天才的分量。

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黎天才改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他牢牢控制住了政训处，出色地应付与防备了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监控与渗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当面戏语戴笠，说他的特务系统对如此大事竟毫无察觉。张学良虽未点破这是谁的功劳，而心知肚明的戴笠，早默默地给黎天才记下了一笔账。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授意黎天才，要他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见《黎天才自传》）黎天才推荐了罗章龙。此前张学良曾专程往开封，去过河南大学，秘密造访在那里任教的罗章龙。以后黎天才、吴雨铭又安排了罗、张在西安秘密会晤。

张学良同罗章龙的秘密会晤

罗章龙，1896年生于湖南浏阳，中共创建人之一，二至六届中央委员，长期领导工运。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出党后，领衔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在南方和北方的组织先后遭破坏后，罗章龙转入教坛任职。全国解放前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等校任教，晚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为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在北京逝世。

罗章龙1933年曾被当局逮捕，经蔡元培营救出狱，当时国民党要人多次邀罗到南京政府供职，都被谢绝。罗龙章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河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期间，张学良曾亲往开封拜访过他。这便是黎天才、吴雨铭等牵线搭桥的结果。

张学良去开封，当时的报纸有过记载。南京1936年4月25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开封24日电：“行营主任张学良二十三日上午由汉飞抵汴，即于午后检军，并参观河南大学，二十四日晨九时离汴飞西安。”张学良去河南大学，校史上没有记载，其实是去拜访了罗章龙。

张学良初访罗章龙的情况，罗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记述。这次会面，双方都存默识，见面时省却一切繁文缛节，张直入主题，坦率陈述“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见罗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彼此谈话涉及范围甚广，说到今后如何打开僵局，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等问题。会晤中，张还约请罗章龙能到东北大学讲学，藉便“朝夕聆教”。（见罗80年代写《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

张学良再次会晤罗章龙，在罗章龙的回忆录中，是他两次赴西安期间。1936年春，张学良让黎天才请“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是暗示要黎接罗章龙来西安，参与东北军的政治工作。经过黎天才的安排，1936年4月，罗章龙借带领学生去西安实习之便，与张学良见了面。这年秋天，又经吴雨铭的联络，罗章龙再次秘密访问西安，时间大约在旧历七月间。罗章龙这次秘密赴西安，距上一次携学生来西安的时间并不久，但西安形势已渐趋紧张，张学良及东北军、还有西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增。张与罗为什么选此时会晤，会晤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史料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当事人也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回忆。

1936年，东北大学工学院已迁西安，其余各院仍留驻北平。作为校长的张学良，对东大校址安排及办学方针是有考虑的。他谋划筹建西北抗日基地的想法已渐成熟，按“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的计划，就是要使东大成为培养基层军政干部的基地，以改造东北军，增强部队战斗力。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不仅远赴上海邀请杜重远出掌东北大学，且有意延揽四方人才。通过黎天才、吴雨铭邀请罗章龙来西安的东大讲学，共作图谋，当然也是张学良的希望了。据罗章龙遗稿记载，张学良曾派其秘书吴雨铭，以西安方面代表的身份，频频与他接触，请罗在东北大学讲演，并正式送上聘书。罗章龙也接受了邀请，言商得河南大学同意，准备秋后来“共起炉灶”。只因罗一度卧病不起，旋即西安形势骤变，“兵谏”事变爆发，罗未能成行，张、罗也从此永隔了。

除了邀请罗章龙参加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张学良在同罗章龙的会晤中，还多次谈到对西北独立局面的设计与国际联络等核心大事。据罗章龙在《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一文，有简略的记载：张的谈话“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极感兴趣……”而且说“千言万语，最后必须付诸实施，我意已决，以后希望随时聆教……”可见张学良对罗章龙的信任与尊重。

1936年间，西北局势日紧月紧，此时的张学良胸怀大计，急欲开发大西北寻求出路。其间，吴雨铭、李希逸几次来往于西安与开封，与罗章龙设计磋商，又经西安军中众人共议，曾初步拟定了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就是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中所称的“两项计划”。

“两项计划”内容为：

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这个设计中所说的“兵变”，并非指后来发生的“双十二”的“捉蒋”行动，也不单是通常意义上的拥兵自重，它同时还包括建设西北为坚实的抗日根据地，挽救危亡，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根据总方案原则，他们还作出具体的详细方案，以便分期付诸实施。如对东北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动员舆论，在军士、学生和市民中组织力量，尤其要“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以上引文与上同）罗章龙还接受了东北大学之聘，预定于九、十月间来西安共举大事。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实上述“两项计划”确如罗章龙回忆写成的这些文字，另外，这一方案又是由何人上达张学良的，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求实。但据现搜集到的资料分析，尚可寻到一些佐证的蛛丝马迹：

1936年4月9日夜间，张学良曾在陕北肤施（延安）秘密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在随后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会谈的情况时说，张学良防蒋已深，但尚无迹象反蒋。张当时曾坦率表明“现在反蒋做不到，但蒋如降日，他（指张学良──引者注）决离开他”。（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情况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但时隔仅半月，情况则大不一样了。参加肤施密谈的刘鼎会见结束后即回中共中央所在地，当他以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身份返回洛川张副总司令行辕时，张学良立刻表明了自己与肤施会谈时不同的新的态度。刘鼎闻之大奇，第二天（4月27日）即以隐语方式写信给中央详细报告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到5月2日，短短几天之内刘鼎三次发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朱理治，负责中央联络局机要电台的曾希圣，也分别向中央发出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全部围绕张学良的大幅转变：决心反蒋，预备以11月为变化期。短短几天内如此频传迭至的情报，如此相似的内容，完全出乎中共的意料。（未完待续）

无文，《炎黄春秋》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