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曾是中共要员（下）
史迹已很清楚：刘鼎等向中央报告的张学良“实在可爱”的计划，与罗章龙等计策的“两项计划”十分相近。此时，罗章龙、黎天才等的方案，即使还没有达到推动决策人物投入具体实施的程度，但已经从酝酿磋商雏形到有了大致的设计蓝图。所以，不可忽视罗章龙1936年春天那一次进入西安的活动，与张学良惊人变化之间有着联系。
既定西北策划的核心思路第一步是“兵变独立”，下一步是“长期抗战”。对于如何经营西北的具体步骤，黎天才在《黎天才自传》中，有过极为简略的回忆：“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
此后，张学良切切实实开始了西北大联合的部署：加紧与红军合作的步子，在中共地下组织指导下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派人四出活动，先后与广西、山西、四川、山东、新疆等地方实力派联络，甚至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做物质准备；把建设西北抗日基地的设想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如前所述，“两项计划”的“兵变方案”不是指年底“双十二”的捉蒋计划。史学界共同认定的事实是：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并告知中共方面，让处境十分艰难、准备二次长征的红军，再坚持一到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可是，紧接着西安形势发生急变，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进剿，并作出调换将帅的部署，诸多因素迫使张学良在12月上旬下定决心，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行动。这一变化是“两项计划”的谋士们在作如此策划时，绝对没有想到的。黎天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即刻安排夫人回山东“探亲”，也是让她悄悄给罗章龙送去消息，以避免盲动和不必要的自我暴露。随着“兵谏”形势的进展，直至12月25日张学良决意送蒋回南京并被软禁，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罗章龙、黎天才这批原想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蓄势待发，殚精竭虑希望做好一篇大文章的“前共产党人”们，只好悄然画上一个无奈的句号。
黎天才起草“八项通电”
就在罗章龙再访西安与张学良会晤之时，古城西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蒋介石多次严斥张、杨“围剿不力”，拒绝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时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马绍周等人的“艳晚”之事，张学良愤然大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直接把矛头伸向自己的身边了，决心要杀几个省党部的特务，要黎天才就此表态。黎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了利害关系，反对鲁莽行为。他对张学良说，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而起义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特务也无妨；若尚无下一步计划，只为痛快，那只能与人以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学良听了他的劝告，收回成命，并按黎天才的建议，采取低调处理，平息了这次的纠纷。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一年后，他以“剿总”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到来，并随同带来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切都显示蒋此来目的非小，决心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面临如此险峻的形势，不失最后机会，轮番向蒋陈述利害，决心抗日，仍然受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以避寿为名去洛阳，实则调集嫡系重兵分布西安周边。其间，张学良仍多次赴洛，不泯诤谏之心，面蒋时一再陈述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主张，遭到蒋的无理严斥后，决心改取“兵谏”之策。从洛阳回西安后，张学良向杨虎城交底，分头调兵遣将，只待蒋介石再来西安，实施“兵谏”逼蒋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果然乘专车来西安，住在临潼。住临潼本不是蒋行程中的安排，而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张学良在洛阳见蒋时，双方发生多次争吵，蒋对张学良已不再信任了。他此次来西安，不仅带来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准备接替张、杨之职，而且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西移，眼看在西北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
11日下午，蒋介石忽然提出要见黎天才。黎天才和张学良商量后，于傍晚赶往临潼见蒋。蒋介石早在黎天才为奉系服务的时候，对他的才华便很赏识，曾多次称黎天才是自己的学生。这次在临潼面见时，蒋便单刀直入地问他：“你知道张副总司令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天才不露声色地回答：“张副总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的情绪反应。……东北军中各阶层之军官，近来因为绥东为百灵庙战役所受刺激极深，人人都自发奋起抗战之热诚。据我所知，他们义正词严的对张有过表示……张副总司令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进步了。”蒋愤怒地反问：“进步了，进步的意义何解？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这叫进步吗？”蒋还指斥西安有许多共产党的宣传品和刊物，可以自由发行，他气愤地质问：“西安管制宣传品检查邮电的是何人负责？”黎天才直告是由自己负责，蒋更为恼火，面红耳赤地斥责：“你在替谁负责？你负什么责？”
蒋介石还拿出一份由手下特务提供给他的所谓“反动分子”的名单，要黎天才回答对这些人该如何处理。黎天才看了名单，断然否认他们是共产党，提出把他们送出国去读几年书。蒋听了大为光火，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坦然陈词：“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形势与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就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性的应战计划。我看到飞机场上停着那样多的飞机，我认为都应该开到绥东前线……”蒋介石听了这番回答，按捺不住地咆哮起来：“你的说法，同张汉卿前天同我说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以上对话，均引自《黎天才自传》）
这次蒋介石与黎天才长达一个半小时谈话，蒋介石在后来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也有记载：“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早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之深，痛切诫斥之。……汉卿今日行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天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可见蒋也十分清楚黎天才和张学良的不一般关系。
11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刚返回家，即接到张学良电话，要他赶快来。黎到张那里，已是晚10时多。张学良一见黎天才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现在我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见《黎天才自传》）张学良决定在12日凌晨发动“兵谏”，他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定3时多要发出对全国及各地方当局的通电，其中应清楚写明几项行动纲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黎天才立即起草。黎长期考虑“处处照顾到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当时的政策”，（见《黎天才自传》）接受张学良布置的任务后，可谓成竹在胸，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完成通电草稿，后随张学良赶往新城大楼（杨虎城西北军驻地），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商定，仍由黎天才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张、杨通电，提出了西安事变的救国八项主张。张、杨通电和八项救国主张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循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事变的当天，通电即向全国发出。如此明确的纲领，使西安事变之举，在政治上历史上立于不败。它果然成为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把金钥匙，事变的当事人、调停者都充分地启用了通电和八项主张的内容。不仅如此，通电和八项主张向世人宣告了西安事变所争的不仅在统一战线、民族独立，更在于政治自由、国家民主。此后，以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在全国形成团结一致的抗日战争高潮，西安事变通电与八项主张之功是不可没的。
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将《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由黎天才主管。黎天才作为掌管宣传舆论的负责人，将西安事变之真相及通电八项主张宣告于世界各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西安事变以后的黎天才
据史料分析，张学良决心放蒋并亲自护送回南京之举，事前是与黎天才商量过的。虽然黎天才也曾反对张亲自送蒋，但了解张的苦衷及决心之后，还是细心周密地配合了张的行动。
张学良到达南京的第二天（12月27日）曾发给杨虎城、黎天才各一电。给黎的电文是：“天才兄可勿离陕，切实统制幼稚言论。”（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张学良年谱》）电文之意说明张、黎之间必有约定，在张学良离开之后，黎也要“离陕”。不然，为何有“可勿离陕”之嘱呢。黎天才离陕将赴何处呢？据与黎天才同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李金洲回忆：“张副总司令离西安时，曾令随员人等，搭民航机随后赴京……”（见台湾《传记文学》载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可见张在离开西安时确曾与随从人员有过交代，而其中当然主要是黎天才了。张学良到南京后，发现情况有变，才有给黎天才的这份电文。张学良决心送蒋，此行吉凶难卜，事前曾与黎天才商定到南京后的联系方法，编定了亲译电码，各自秘藏在身。张学良到南京后即被软禁，数日不归，真相不明，西安方面非常焦急。延至12月29日，黎天才拟代表西安三方赴南京探视，便电告张学良，很快黎天才就收到张的回电，暗示南京形势险恶，反对黎等前往。因电码用的张、黎所约之密码，黎断定此时张还没有失去自由，便于30日与李金洲、鲍文樾飞往南京。
黎天才等赴南京时，随身带着杨虎城、周恩来、赵四小姐以及东北军将士给张学良的信。下午，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戴笠派人以安全为名将黎天才接到戴公馆，其他人则安排到别的地方。此时黎天才感到情况有异，灵机嘱咐李金洲把部分行李和文件带走，自己到戴公馆等候见戴笠。见面时戴告诉他张学良已受军法审判，黎不能见他。随后，黎也被软禁在戴公馆。据戴笠讲，黎天才被软禁的原因有二：“一、天才兄担任华北政训处副处长，未能弭患于无形，有亏职守。二、双十二事变前一日下午，蒙最高当局召见，曾受严厉申斥，翌日黎明即发生事变，黎颇有暗中鼓励之嫌。”（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发表之后，黎天才更是被严加管束。他曾两次上书，请求去溪口与张学良同处，恰逢戴笠不在南京，信被郑介民扣下。郑劝他不要作此举，如果真把你送到溪口，那你只有随着张先生的命运去了。
“七七”事变后，黎天才在软禁中肾病发作，送入中央医院治疗，出院不久即去了上海，此时软禁才名存实消。全面抗战爆发，戴笠曾拟聘黎为政治总教官诱其入伙，黎坚辞不就。上海沦陷后，戴笠要黎撤往后方，他严辞拒绝说：“我顶天立地做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做汉奸。我什么时候做汉奸，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见《黎天才自传》）此后，黎天才依然与方方面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独与汪伪没有干系。
黎天才困居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远离政治，对旧友故交都疏而远之。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重新介入社会活动，帮人做一点生意。1948年秋，他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在国民党上海交警局系统内，见机进行策反。1949年春天，为迎接上海解放，他又配合中共做工作。上海一解放，他曾协助市政当局在保证水、电正常供应和保存档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后数年间，他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政府，提供线索，清捕隐藏的敌特分子。他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担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以汉奸罪名被政府逮捕入狱，实际是受潘汉年案的株连。1958年被判为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逝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了对黎天才的原判，予以平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无文，《炎黄春秋》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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