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曾是中共要员(下)
史迹已很清楚:刘鼎等向中央报告的张学良“实在可爱”的计划,与罗章龙等计策的“两项计划”十分相近。此时,罗章龙、黎天才等的方案,即使还没有达到推动决策人物投入具体实施的程度,但已经从酝酿磋商雏形到有了大致的设计蓝图。所以,不可忽视罗章龙1936年春天那一次进入西安的活动,与张学良惊人变化之间有着联系。
既定西北策划的核心思路第一步是“兵变独立”,下一步是“长期抗战”。对于如何经营西北的具体步骤,黎天才在《黎天才自传》中,有过极为简略的回忆:“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
此后,张学良切切实实开始了西北大联合的部署:加紧与红军合作的步子,在中共地下组织指导下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派人四出活动,先后与广西、山西、四川、山东、新疆等地方实力派联络,甚至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做物质准备;把建设西北抗日基地的设想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如前所述,“两项计划”的“兵变方案”不是指年底“双十二”的捉蒋计划。史学界共同认定的事实是: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并告知中共方面,让处境十分艰难、准备二次长征的红军,再坚持一到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可是,紧接着西安形势发生急变,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进剿,并作出调换将帅的部署,诸多因素迫使张学良在12月上旬下定决心,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行动。这一变化是“两项计划”的谋士们在作如此策划时,绝对没有想到的。黎天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即刻安排夫人回山东“探亲”,也是让她悄悄给罗章龙送去消息,以避免盲动和不必要的自我暴露。随着“兵谏”形势的进展,直至12月25日张学良决意送蒋回南京并被软禁,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罗章龙、黎天才这批原想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蓄势待发,殚精竭虑希望做好一篇大文章的“前共产党人”们,只好悄然画上一个无奈的句号。
黎天才起草“八项通电”
就在罗章龙再访西安与张学良会晤之时,古城西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蒋介石多次严斥张、杨“围剿不力”,拒绝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时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马绍周等人的“艳晚”之事,张学良愤然大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直接把矛头伸向自己的身边了,决心要杀几个省党部的特务,要黎天才就此表态。黎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了利害关系,反对鲁莽行为。他对张学良说,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而起义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特务也无妨;若尚无下一步计划,只为痛快,那只能与人以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学良听了他的劝告,收回成命,并按黎天才的建议,采取低调处理,平息了这次的纠纷。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一年后,他以“剿总”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到来,并随同带来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切都显示蒋此来目的非小,决心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面临如此险峻的形势,不失最后机会,轮番向蒋陈述利害,决心抗日,仍然受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以避寿为名去洛阳,实则调集嫡系重兵分布西安周边。其间,张学良仍多次赴洛,不泯诤谏之心,面蒋时一再陈述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主张,遭到蒋的无理严斥后,决心改取“兵谏”之策。从洛阳回西安后,张学良向杨虎城交底,分头调兵遣将,只待蒋介石再来西安,实施“兵谏”逼蒋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果然乘专车来西安,住在临潼。住临潼本不是蒋行程中的安排,而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张学良在洛阳见蒋时,双方发生多次争吵,蒋对张学良已不再信任了。他此次来西安,不仅带来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准备接替张、杨之职,而且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西移,眼看在西北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
11日下午,蒋介石忽然提出要见黎天才。黎天才和张学良商量后,于傍晚赶往临潼见蒋。蒋介石早在黎天才为奉系服务的时候,对他的才华便很赏识,曾多次称黎天才是自己的学生。这次在临潼面见时,蒋便单刀直入地问他:“你知道张副总司令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天才不露声色地回答:“张副总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的情绪反应。……东北军中各阶层之军官,近来因为绥东为百灵庙战役所受刺激极深,人人都自发奋起抗战之热诚。据我所知,他们义正词严的对张有过表示……张副总司令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进步了。”蒋愤怒地反问:“进步了,进步的意义何解?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这叫进步吗?”蒋还指斥西安有许多共产党的宣传品和刊物,可以自由发行,他气愤地质问:“西安管制宣传品检查邮电的是何人负责?”黎天才直告是由自己负责,蒋更为恼火,面红耳赤地斥责:“你在替谁负责?你负什么责?”
蒋介石还拿出一份由手下特务提供给他的所谓“反动分子”的名单,要黎天才回答对这些人该如何处理。黎天才看了名单,断然否认他们是共产党,提出把他们送出国去读几年书。蒋听了大为光火,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坦然陈词:“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形势与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就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性的应战计划。我看到飞机场上停着那样多的飞机,我认为都应该开到绥东前线……”蒋介石听了这番回答,按捺不住地咆哮起来:“你的说法,同张汉卿前天同我说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以上对话,均引自《黎天才自传》)
这次蒋介石与黎天才长达一个半小时谈话,蒋介石在后来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也有记载:“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早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之深,痛切诫斥之。……汉卿今日行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天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可见蒋也十分清楚黎天才和张学良的不一般关系。
11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刚返回家,即接到张学良电话,要他赶快来。黎到张那里,已是晚10时多。张学良一见黎天才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现在我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见《黎天才自传》)张学良决定在12日凌晨发动“兵谏”,他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定3时多要发出对全国及各地方当局的通电,其中应清楚写明几项行动纲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黎天才立即起草。黎长期考虑“处处照顾到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当时的政策”,(见《黎天才自传》)接受张学良布置的任务后,可谓成竹在胸,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完成通电草稿,后随张学良赶往新城大楼(杨虎城西北军驻地),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商定,仍由黎天才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张、杨通电,提出了西安事变的救国八项主张。张、杨通电和八项救国主张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循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事变的当天,通电即向全国发出。如此明确的纲领,使西安事变之举,在政治上历史上立于不败。它果然成为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把金钥匙,事变的当事人、调停者都充分地启用了通电和八项主张的内容。不仅如此,通电和八项主张向世人宣告了西安事变所争的不仅在统一战线、民族独立,更在于政治自由、国家民主。此后,以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在全国形成团结一致的抗日战争高潮,西安事变通电与八项主张之功是不可没的。
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将《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由黎天才主管。黎天才作为掌管宣传舆论的负责人,将西安事变之真相及通电八项主张宣告于世界各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西安事变以后的黎天才
据史料分析,张学良决心放蒋并亲自护送回南京之举,事前是与黎天才商量过的。虽然黎天才也曾反对张亲自送蒋,但了解张的苦衷及决心之后,还是细心周密地配合了张的行动。
张学良到达南京的第二天(12月27日)曾发给杨虎城、黎天才各一电。给黎的电文是:“天才兄可勿离陕,切实统制幼稚言论。”(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张学良年谱》)电文之意说明张、黎之间必有约定,在张学良离开之后,黎也要“离陕”。不然,为何有“可勿离陕”之嘱呢。黎天才离陕将赴何处呢?据与黎天才同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李金洲回忆:“张副总司令离西安时,曾令随员人等,搭民航机随后赴京……”(见台湾《传记文学》载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可见张在离开西安时确曾与随从人员有过交代,而其中当然主要是黎天才了。张学良到南京后,发现情况有变,才有给黎天才的这份电文。张学良决心送蒋,此行吉凶难卜,事前曾与黎天才商定到南京后的联系方法,编定了亲译电码,各自秘藏在身。张学良到南京后即被软禁,数日不归,真相不明,西安方面非常焦急。延至12月29日,黎天才拟代表西安三方赴南京探视,便电告张学良,很快黎天才就收到张的回电,暗示南京形势险恶,反对黎等前往。因电码用的张、黎所约之密码,黎断定此时张还没有失去自由,便于30日与李金洲、鲍文樾飞往南京。
黎天才等赴南京时,随身带着杨虎城、周恩来、赵四小姐以及东北军将士给张学良的信。下午,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戴笠派人以安全为名将黎天才接到戴公馆,其他人则安排到别的地方。此时黎天才感到情况有异,灵机嘱咐李金洲把部分行李和文件带走,自己到戴公馆等候见戴笠。见面时戴告诉他张学良已受军法审判,黎不能见他。随后,黎也被软禁在戴公馆。据戴笠讲,黎天才被软禁的原因有二:“一、天才兄担任华北政训处副处长,未能弭患于无形,有亏职守。二、双十二事变前一日下午,蒙最高当局召见,曾受严厉申斥,翌日黎明即发生事变,黎颇有暗中鼓励之嫌。”(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发表之后,黎天才更是被严加管束。他曾两次上书,请求去溪口与张学良同处,恰逢戴笠不在南京,信被郑介民扣下。郑劝他不要作此举,如果真把你送到溪口,那你只有随着张先生的命运去了。
“七七”事变后,黎天才在软禁中肾病发作,送入中央医院治疗,出院不久即去了上海,此时软禁才名存实消。全面抗战爆发,戴笠曾拟聘黎为政治总教官诱其入伙,黎坚辞不就。上海沦陷后,戴笠要黎撤往后方,他严辞拒绝说:“我顶天立地做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做汉奸。我什么时候做汉奸,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见《黎天才自传》)此后,黎天才依然与方方面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独与汪伪没有干系。
黎天才困居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远离政治,对旧友故交都疏而远之。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重新介入社会活动,帮人做一点生意。1948年秋,他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在国民党上海交警局系统内,见机进行策反。1949年春天,为迎接上海解放,他又配合中共做工作。上海一解放,他曾协助市政当局在保证水、电正常供应和保存档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后数年间,他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政府,提供线索,清捕隐藏的敌特分子。他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担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以汉奸罪名被政府逮捕入狱,实际是受潘汉年案的株连。1958年被判为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逝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了对黎天才的原判,予以平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无文,《炎黄春秋》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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