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与诽谤：法国大革命前的地下阅读

    禁书，一种天然富于时代气息的异类，流转于不见天日的地下世界，撩拨着政治最易感的神经，也传达出人们最渴望的信息和刺激。美国著名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便从那些风行于18世纪末法国的畅销禁书中，嗅出了大革命风雨欲来的潮湿气味。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人们会自然而然联想到那些不朽的名篇：《论法的精神》、《哲学辞典》、《社会契约论》……但法国学者莫奈在清点18世纪私人藏书拍卖目录的索引卡时，却产生了一个疑惑：他发现在20000册拍卖图书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仅有1册，“好像1789年以前，鲜有人读过这部18世纪最伟大的政论、法国大革命的圣经”。虽然罗伯特·达恩顿看出了这发现背后的取证偏差，却接过了疑惑，认为问题依然存在。

    作为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达恩顿长期从事书籍史及由此延伸的文化史研究。他找到了一家名叫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完整档案，并且花大力气系统整理了50000件信函和若干架账簿，着力于一种难度极高的研究——观念的传播与接受。近几年，他的研究成果被陆续翻译介绍成中文，也为更多人所了解。

    达恩顿关注书籍与历史的深层关系，尤其是书籍与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联系。其关于书籍史的几本代表作，各有侧重，展现了其多面的视野与眼光：《启蒙运动的生意》主要为传播研究，展现了启蒙思想是如何在《百科全书》的出版商战中迅速扩散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复原了法国大革命前的一种文化生态，通过分析作者、出版商、版权中间人的境况和互动，勾画了一个不同于“启蒙运动”的地下文化世界。而新近推出中文版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则更进一步，不仅关注书籍的传播，更关注观念的接受与影响。在此书中，他试图通过对禁书的研究，解答莫奈提出的挑战：如果启蒙运动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那么什么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

    达恩顿花了25年的时间，研究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发现秘密就隐藏在那些索然无味的表格和数据中。纳沙泰尔出版社是一家位于瑞士纳沙泰尔公国内的重要出版批发商，专门面向法国市场。这家出版社保存下了完整的出版档案，提供了大量民间书商的出版与销售信息，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人普遍的阅读趣味。并且，由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是向巴黎销售“禁书”的重要通道，所以这些资料也是追踪“禁书”的绝佳素材，事实上也是仅存的完整素材。

    在沉睡已久的档案里，达恩顿读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术语：“哲学书”。在当时的书商之间，这个行话的意思是“图书交易中的违禁物”，专指那些给他们带来麻烦必须谨慎处理的图书。这并不是一个依照内容而做的分类，所以包罗万象。比如今天我们把《社会契约论》归类为政治论著，而认为当时的畅销书《沙特鲁堡守门人……艳史》属于色情文学，但是在18世纪，书商们却不做区分地把它们全部归在“哲学书”名下。

    将思想巨著与色情文学并置，是书商们的技巧，而探讨两者的关系，则考验史学家的眼光。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发货单上，色情书的散页要和其他书掺杂在一起发送，以便掩人耳目。于是达恩顿发现了这些别有意味的指示：“将《少女学校》、《宗教的残酷》、《放荡的帕娜斯》夹入《法国新教徒传》，将《快乐的少女》放入《新约》。”在他看来，这种混杂的处理，不仅出于书商们的生意经，也反映了当时法国人阅读的现状，“自由和放荡似乎连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在秘密书目上所有的畅销书中发现共鸣”。

    为了探索这一“共鸣”，达恩顿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解读了当时风行波旁王朝的三种地下读物：以《开放的特丽莎》为代表的纯色情文学，该书用性爱的主题制造了一位自由爱恋、自由思想的“哲人”；以《2044年》为代表的乌托邦文学，其特征是思想的实验；以《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为代表的政治诽谤文学，这一部分达恩顿解读得最精彩，也最有心得。

    《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高居纳沙泰尔出版社畅销书第二位，被归类为“诽谤作品”或“丑闻编年史”。此书讲述的是女主人公从出身贫寒到进宫陪侍的“个人奋斗史”。用达恩顿的话来说，“它读起来像下流的灰姑娘故事，因为杜巴利从妓院一路睡进王宫”。不过，相比于《开放的特丽莎》，杜巴利伯爵夫人的故事除了色情外，还多了一层“宫廷政治”的色彩，也因此它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草根读者对于凡尔赛生活内情的好奇心。

    类似《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这样风行于暴风雨前夕的诽谤作品，究竟与大革命有着怎样的关联？它仅仅是市井之徒的咸湿话题，还是一个预告未来的政治谶语？为此，达恩顿深入文本内部，分析故事里所塑造的国王与王公大臣形象。在诽谤作品里，他们往往奢靡、专制、淫乱，而小说家们最津津乐道的还包括他们的性无能——“既不能战斗，也不能做爱。”杜巴利夫人之所能成为路易十五的“御前首席情妇”，便在于她利用在妓院习得的技巧，帮助了皇帝重振雄风。

    与“政治预言”的惯常思路不同，达恩顿认为，“《轶事》不仅是奇闻掌故，而且具有革命性。……我不是指《轶事》预示或推动了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任何事物。我的意思是，轶事从根本上抨击了波旁王朝的合理性。”讲述国王的性生活，古往今来并不为奇。那些出身名门的贵妇人，从来都是证明皇帝个人魅力的鲜活脚注，这些人的重要作用就是证明君王的阳刚之气。但杜巴利不同，她是妓女，没到凡尔赛之前，任何人花几便士就能占有她。资质平庸、出身低贱、举止粗俗，让她成为截然不同的女主人公。在《轶事》里，她把国王拉低到了她那个层次，剥掉了他的魅力光环，耗尽了王权的威严。

    要理解达恩顿从《轶事》嗅出的“革命性”，必须明白君王的“名誉”在一个君主集权制国家里的作用：它关系到了治乱的根本。在这样的权力关系里，名声是一种权力形式，尤其在王公阶层。马基雅维里曾解释说：“如果他们在别人的印象里是善变、轻浮、柔弱、胆怯、优柔寡断，就会让人不耻。一位王公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伟大、气概、庄重、刚毅，这样伟大德望的王公很难遭人算计。”所以，维护名誉是君王统治的基本要义，在法国尤其如此。作为一个同时代的注解，随后流行的《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评注》还郑重其事地比较了诽谤作品在英国和法国的不同破坏力：“在英国，国王仅仅是共和国的首席公民，因此，这样的反君主制讽刺作用不大。但是，在集权君主制国家，由于君主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国法，这样的讽刺本身会打倒一切，因为它抨击了政体本身。”

    问题回到最初：如果启蒙运动不能被认作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那么什么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对此，达恩顿的解答是：“事实上，没人有预见法国大革命或者在1787年之前激励法国人起来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应该被理解为旧政权去合法化的过程，而不应该视为新政权的预言。”那些以色情与诽谤为主题的政治民间传说，主观上并不想召唤革命的热情，也无意去做改天换日的大事。但那些可以水滴石穿的文字，那些对放荡的国王和阴险的部长大臣们的戏谑，却磨洗掉了王权在臣民心中的神圣外壳。是它们，为摧枯拉朽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枯”与“朽”的宫廷想象。

    达恩顿最后写到的：“巴士底狱几乎空了，路易十六全心全意向往臣民康乐，这些在1787和1788年无关紧要。政府承担谴责。在长期的舆论中它输掉了旷日持久控制公共舆论较量的最后一轮。它丧失了合法性。”


倪雪君，《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罗伯特·达恩顿著，周国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