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轩、章立凡：流离两岸六十年（上）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本文作者亮轩、章立凡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亮轩来自台湾，章立凡居住北京。亮轩的父亲马廷英的妻子，后来嫁给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
宽恕是有前提的，还历史以正义
亮轩：我跟立凡的头一回见面，是好多好多年之前，因为我是在台湾还没有对大陆开放旅游的时候，就偷偷的从香港溜进来了，我母亲还挺紧张的，希望谁都不知道，把我当个宝似的给捂住。其实台湾也没那么严重，也谈不上是什么秘密的，因为是公开的秘密，因为有太多的人到大陆来探望他们的亲友，甚至有相当重要的人。
他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在台湾可以称之为投匪，“你投到匪营里头去了”。有一些真的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甚至是军方人物，有一位也是我的本家，姓马，名字叫做碧，马碧先生。我上过他的课，他是征战学校的首席教授，也是王将军首席的幕僚，他就回了四川了。所以回大陆的这种潮流是“沛然之莫能与”。我是其中一个泡沫，我跟立凡个人的私事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些私事让我们慢慢的在纸面上说吧，我现在就把麦克风交给我的弟弟章立凡，谢谢大家。
章立凡：关于这本书（《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和我们这两家人的故事，我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体验来阅读的。当然，既然是家史，体验的时候还有很多亲情的成份。实际上1949年才结束的这场内战，中国很多个家庭从此有了四十年以上的分隔，这中间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惨痛的。我想我母亲和我的国光哥，还有他的姐姐马玉光，他们分手的时候，可能我妈妈并没有想到这一分手会是几十年。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一个中国，忽然打完仗以后就互相不能来往了，这种情况我们回顾历史，在近代以来，比如说北洋军阀政府期间和南方政府，南北各有一个政府，但是老百姓还是可以互相来往的，亲人还是可以走动的。虽然说有政治上的对立，但是不会侵入到私域，就是家庭这样的领域不会侵入到。但是后来就不同了，四十年代抗战结束以后的这场内战就改变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局面。
我们回顾巴黎和会的时候，其实当时有两个政府，南方有一个政府，北方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两个政府他们各自派了人组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巴黎和会。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不一样的，但是对外他还是一个中国的形象。而且我们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成立联合国，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代表团里也有来自中共的重要人物董必武先生。那个时候政治还不像后来这么样的非此即彼，就是你必须选择党派，你必须选择跟谁走，这个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发生了这样一种非常截然的选择。
前两年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南渡北归》，实际上我们这一家人，以我妈妈为一个线索分成了两家，一家南渡，一家北归。南渡和北归各有各的命运，但是我感觉好像文化的星火还是南渡了，而我们北归的这部分，我们的文化传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就是有了与对岸不同的一个重大事件，叫“文化大革命”或者叫“大革文化命”。这个，作为我们北归的这一家，我们章家，那是深受其害。而且不光是我们一个家庭如此，是有无数个家庭都深受其害。所以我想这段历史，至少对我个人来讲是刻骨铭心的，我不可能忘记。今天也有网友在微博上说，是不是章先生你要学一学曼德拉，你要学会宽恕。后来我的回答就是，宽恕那是有前提的，南非人民他们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他们停止了种族歧视，纠正了以往的历史错误以后才谈得上宽恕，在这个以前我觉得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要理清这段历史，要有一个历史的正义。
亮轩：曾经播报毛泽东去世消息
章立凡：我下面也不多说，因为可能我们还有好多的互动，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说说，我想起几件事，有几个小故事，因为马先生他曾经是播音员，他跟我讲过，他播了几个重要的新闻，有一个新闻是毛泽东逝世；还有一个新闻，好像是我父亲逝世没有播吧？
亮轩：没播，我看到了。
章立凡：你就说说当时是怎么播的。
亮轩：我担任中国广播公司播音员主持人的那个时代，台湾还是戒严时代，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白色恐怖时代。可是我实在讲，并不完全认同这么尖锐、这么极端的字眼，因为他不是像文革的时代那样的一种恐怖，他是少数人民，你真要惹事，你要实行社会主义那还能不恐怖嘛。因此像许多新闻也同样的有管制，我是一个播音员，我只能播新闻稿，我不能写新闻稿。当然在中广公司的立场，他是希望可以培养出来四个专长集于一身的人，叫编采译播，能编，能采访，能翻译，也能播，我大概属于这四个条件当中具备的比较少的人才之一。我常常在直播的时候想早一点看到播出稿，因为播出稿有的人写得非常潦草，我很怕我播的时候落词。所以我经常跑到楼下的新闻部等稿子，新闻部的记者还在那边写，那个时候有类似影印机，实际上是电报传过来的电传机，我就到电传机那等看有什么新闻。结果出来一个毛泽东过世的新闻，我还眨巴眨巴眼儿，我说有这回事吗？有，事实如此。我就赶快扯下来交给了新闻部。这个事很麻烦的，新闻部不能轻易的马上把它变成新闻稿，他得呈报。我就不等呈报了，我直奔副总经理的办公室，敲敲门。我们公司倒是很民主，像总经理办公室、副总经理办公室，他们的确在党里面占着很高地位，但是我们也是年纪轻，不知轻重，我就敲敲敲，“报告副总，毛泽东死了。”“啊？不要乱讲啊。”“我说真的，电报就在楼下。”副总就下去了，张副总他是非常有分寸的人物，他等于是一个替蒋家看家的人，绝对的忠党爱国。并不是忠党爱国是没有道德的，我非常尊重他的品德。他到美国去开会，人家把青天白日给降下来，他老先生那么胖，那么重，那么高，他把这个旗子咬在嘴里爬上去把它升起来，这是很少见的。所以他一跑下去，新闻稿就出来了，我就是第一个播出了毛泽东过世的新闻的人。那也没什么，我从来也没提过，没想到立凡记得那么清楚。
章乃器先生我是早就知道了，我哪知道他就是我母亲未来的夫婿，我也要叫爸爸的人啊，我不知道。我也知道七君子的故事，因为我们这一代，并不是说我个人，我可以简单说，外省第二代的特别的一个族群，还不是属于眷村文化的，我们很多人的家庭背景都是大学教授，或者是我们叫沦陷，你们叫解放，这个用词都得当心，我没有恶意。解放之前的省主席，比如说何健，他的女儿就是我隔壁班的，像这种很多，一问都是有很特别背景的。我们这种外省第二代，我们还是个位数年龄的时候，特别是男孩，下课后聊什么呢？我们就聊李宗仁跟孙科竞选副总统，那个小男孩说收音接着播李宗仁、李宗仁、李宗仁、孙科、李宗仁、李宗仁，全是李宗仁。我们就很紧张。我们这一代的这种外省人小孩，念书念到近代史，我们的国土一块一块的拉了去，我们小孩在底下抹眼泪，将来一定让中国强起来。这样的背景，跟当地的小孩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我当然知道七君子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也不算小了，应该是读大学的时候。《中央日报》刊载了一个小小的新闻，章逆乃器过世还是什么，他没有用毙命就不错了，章逆乃器。因为国民党政府有的时候用词很不文雅，比如说赫鲁雪夫，他叫做赫酋，酋就是酋长，酋长在那个时候是有价值观念判断的字眼，是野蛮人斯大林，史酋某匪某某。其实我后来发现用词反而共产党比较文明一点，我不知道老先生恨共产党真是恨的够，“红色”都不愿意随便用，看到红色就来气。你们去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红花都没有，至少他活着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么大的建筑没有红色对中国人来讲是很恐怖的，蓝色的、白色的、灰色的，我们觉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章立凡：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章立凡：我们这儿，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关于老蒋去世的标题就是蒋介石死了。“死了”这个词好像用的很口语化，但是至少表示并不尊敬他，就是死了而已。既不是逝世，也不是去世。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后来我也写进序里面。今天我哥哥这么一讲，我就有很多的联想。两岸的文宣模式是比较相似的，在用语方面，近代史上你看有很多的用语，其实都是同出一辙，非此即彼，是要站队的。我们中国人最讲站队，最讲表态，最讲这一套文化。这套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是跟老毛子学来的，苏联也是这一套，苏联在中国等于是多投下注，起码不要一个篮子里放鸡蛋。有一个蛋那就是国民党这个蛋，国民党这个蛋原来有一点会党的传统，革命党人其实是会党出身，孙中山搞革命，他们那时候要依靠洪门的势力，要利用哥老会、青帮这些。中国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严格的来讲都还没有出现。当然国民党现在算是完成了这种转型，由原来中国式的或者中国特色的，再加上列宁式的这么一个党，变成一个逐渐接受普世价值的党，所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由会党或者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当然他们是一种可以是政党轮替的现代民主制度，被他们引用了，算是实现了中山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建国理想。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前进中，无论是共和国的理想还是上个世纪初走向共和那一代人的理想，我们现在看还有很多东西有待于实现。
我交待一下我前几天干嘛去了。前几天我踏着马先生的脚步去重庆溜达了一圈。因为当时他们住在重庆的北碚，那个地方称为小陪都。我还去看了当年卢作孚先生开发北碚时办公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卢作孚的纪念馆。我还看了当年卢作孚创办的西部科学院，现在是重庆的自然博物馆。我又去北碚的公园，有一个作孚园，卢作孚两夫妇就长眠于那个地方。还有他的四弟，北碚开发的实际主持者卢子英，我给他们都鞠了躬。而且我也打听了，当年我妈妈和他爸爸住的那个房子还在不在。他们说那些房子好像还在，但是需要知道究竟是哪一栋。后来我问我母亲，她说我们是住在松林里头，在半山上，有这么三间半的一个独栋的小别墅，当时住在这个里头。但究竟是哪一个，现在我们还没法确定到底是哪一所房子。而且很不幸的是，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北温泉，这个地方已经被房地产开发商给圈起来了，号称是搞一个温泉旅游的项目，本来是公众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地方变成了私家领地。最早的时候，五十年代老百姓花几毛钱就可以洗个澡，现在不能随便进，如果你想进，好像是300多块钱的门票，就把一个原来是属于人民大众享受的这么一个公共的设施变成了一片私家领地，所以你们那房子现在可能也被圈在里头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去，现在很难说。300多块，好像他上次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么黑，据说有很多人呼吁，对这个事情公众感到很愤怒，但是据说开发商很有背景，所以谁也喊动不得。
我想到哪说到哪。我妈妈和我哥哥联系上以后，这本书里也讲到，她寄了一盒旧的墨让朋友给他带去，因为她知道我哥哥爱写字，他的书法非常好。于是她拿着这盒墨，她有感就写了一篇叫《拓片》，这个意思是说子女是父母的拓片，她是从这个角度来写的。当时她写了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是八十年代，这篇文章被大陆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给刊登了。刊登了以后，我是家里头一个看报看到的，我就拿去给我妈看。至今记得老太太那个时候的神态，她还没有看我就只告诉她，我说报上有马国光的文章，她就不知所措。因为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说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首先想到的是出什么事了。后来我赶快安慰她，我说不是出事了，是他的文章被报纸上转载了。我要说的是，经过了这种忧患余生的人，他们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久远，过多少年这个创伤都不大容易恢复，所以她是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下，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是那个时候每一天她还是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我由此想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的可贵。谢谢。
伟大的科学家
主持人：刚才章立凡老师有特别精彩的分享，因为我看到书里面有很多篇幅回忆马廷英博士。我记得我采访马世芳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细节，说他上学的时候地质课，老师讲到马廷英博士，马世芳接着说是我爷爷，他们的地质地理老师特别肃然起敬，呆住了，马上向他敬礼，说原来马先生是你的祖上。书里面也断续讲到很多，你能不能讲讲你父亲当年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状？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马廷英博士1945年从日本人手中接手帝国大学，然后创立国立台湾大学，做了很多贡献，马先生那样一个大人物，到晚年还是有点凄凉，在病房开始住的是三等病房，后来媒体有报道，然后说蒋经国蒋总统要去探望，医院很势利，马上换到头等病房。请马老师讲一讲你父亲当年，因为他的专业可能有一点小众，我们一般人可能不太懂。
亮轩：先父马廷英博士事实上是在蛮年轻的时候就开创了他自己的学说。学说在科学上面来讲有一个特别的规矩，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在没有经过证实的时候是属于假说，经过证实了叫做定理。所以以相对论科学为例子来讲，爱因斯坦活了75岁，他的1=MC平方是一个假说，当时天文观察的仪器都还没法那么精确，无法证实对于光跟引力场的统一场论的计算是不是事实。可是他去世多年之后，光学跟仪器的发展可以证实他当年的假说是对的，这个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称之为定理。
先父他有特别的一个学说，叫做地球刚体滑动论，要讲清楚很花时间。简单的讲，地球绕太阳的黄道在45亿年里面变换了许多次，因此赤道也会变换，赤道变换全球的气候会变换，加上地磁的磁轴有27.5度的倾斜，我们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换，加上地球刚体是极薄极薄的一层壳，现在顶多100公里就深不得了，但是我们的直径是4万公里乘π3.1416，应该是17000公里，是很薄很薄的一层壳，这一层壳跟整个地球是分离的，因此在旋转、自转以及黄道变化的时候产生了各种的冰河时代，有白垩纪、石炭纪，什么纪什么纪这样的。可是这种变化，由于引力以及离心力变化的关系，这层壳会移动，会蹭过去，这个蹭过去的移动叫做大陆漂移或者叫板块移动，大陆漂移、板块移动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然而你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它在什么时候漂移到哪，什么时候移动到哪，并且他也发现，这个地球曾经在若干的时代有过天摇地动的改变，换句话讲，可能在赤道的一个地块也许是几十万平方公里、几百万平方公里，刹那之间推到了寒带或者北温带。有很多的证据显示，譬如说西伯利亚的长毛象，它的肉还是那么新鲜，它嘴里面还叼着仙草，那就是它在死的时候是间不容发的，有很多证据。先父他可以比较精确的计算出来，在什么时候这一块有移动，什么时候那一块有移动。这个计算出来有什么好处呢？他圈下来之后，称之为“死余线”，这个“死余线”就是天摇地动海底成了高山，高山垮在了海里，有许多的生物埋在这个里面，经过了几千万年，它们变成了石油，这个就是石油成因论。这个还不是他学说最重要的核心部分，他这一部分说起来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他的这个研究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还有许多人说是一个笑话，可是探测的仪器越来越精准，所以不断的有证据显示他当年是对的，他一直到死还有人说他是一个笑话，当然他的名声是两极的，有的人觉得他简直聪明的跟神仙一样，有的人觉得他是一个疯子。
他过世了许多年，有一次我在他的重要的学生王志明（音）教授的演讲上，我坐在底下，因为他们那时候办一个先父名字的什么科学奖，我一定得去坐着，我还特别喝了几杯咖啡，我说我不要在那打盹，太失礼了。结果王志明教授在那次演讲的时候他说，非常让大家惊讶的是，现在到了电脑的时代，我们把马先生当时若干的数据在电脑里面重新拷了一遍，结果我们发现所有他用手计算出来的误差值是在电脑误差值以内的。
失败的父亲
我父亲应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头脑，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头脑使他变成了非常失败的父亲，他虽然也曾经努力，我想他努力想做一个父亲，我现在还是蛮辛酸的，因为他根本不是那个料，可是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科学家。他当然贫穷，他的口头禅就是吃到了几颗葡萄，要是有客人送了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他的口头禅就是，呵，这哪是我们穷教授吃的。可见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身体很魁梧，比我个儿还高，一个东北大汉，他也不太容易生病。我印象里头不太看到他穿厚衣裳，台湾对他来讲一年四季，到了冬天，我们冻的直打哆嗦，他回来挺高兴的说今儿个儿凉快。
他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他的过世，我原来并没有想惊动到当局，但是我受了护士的气，因为我爸爸尿床了你骂我干嘛，我也没尿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妥当。因为他当时住的台大医院是他接收的台大医院，他接收台大医院不久之后，陈怡带着人来了，他管他们叫兵小子，他说兵小子进这个医院，走了之后把所有东西都拆了，只有一个灯泡能亮，他去跟陈怡理论，不仅把这些东西要回来，还另外要钱，另外要设备，因此台大医院可以一直到今天依旧维持着，是二次大战到今天为止亚洲研究医院最好的一座。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平，因为我父亲说住三等没关系，三等一样治病，几等都无所谓，也不要占便宜。而我受那个护士的气不行，所以我就找了报纸，联合报的总编辑，我找了科学新闻记者，就发了。
当时齐邦媛很担心，齐姐就说不用发新闻吧，我们想点办法。因为齐邦媛她很要面子，她说不要让人家写的我们可怜劲的，那么穷，又过不下去，希望政府给点救济，她说那多难看啊。齐邦媛那时候就着急，有一天早上她说不用了，写出来了，已经登了。我在电话里说那是怎么回事？她说还好，没写成可怜劲的。
后来我才知道，蒋经国为什么马上就来看，当天早上谢东闽副总统来看，下午经国先生，还是第二天，绝对不会超过两天，经国先生就来了，那就三等立刻升等，那不是头等，想升特等。可是那个特等的病人，大概也有点来历，而且病得还挺沉的，不能颠簸，你这个一搬出去人家就死的这个不行啊，所以就讲究着一个头等，还跟我说马先生您多包涵。
齐姐姐就说，你看这权利多来劲，坐个直升机就上去了。因为齐邦媛是非常爱我父亲的，超过女儿的感情。一直到若干年，这个若干年就是今年，今年我从王志明那才听到，大陆这边把父亲的死讯登的挺大的，我也不知道在哪，就说这么一个国宝级的地球物理学家，受到国民党的这种冷漠，如何如何的冷，骂得乱七八糟的，蒋经国就得去看了。那是我第一次跟蒋经国直接接触，也是唯一的一次跟经国先生接触。但是经国先生，像这个我都没写，他是一个在很多小地方很注意的人。他就问说，你父亲退休几年了。我就说家父是第一批退休的教授。蒋经国是很深沉的人，他听到了也没出声，他不是说恩恩、好好，他没有这个，他的老爸就是恩恩、很好、很好，明天把你给毙了也不知道。我还听我的长辈讲，那个老蒋先生他要发脾气有人看得出来，当然他这种人物，他不是像电视剧上面那么野蛮、那么粗暴，他不是的。他不会让你看出来他要发脾气，但是他会有一些讯号，比如他两个手老抹脸，那个时候他就怒了，身边人就在打暗号，你别跟他说了，赶快鞠躬出来吧。
蒋经国是一个很深沉的人，他什么也没说，但是不久之后，所有的教授都在待遇上面有改进，而且改进的很清楚，就是说你过年加发多少，五月节加发多少，八月节加发多少。因为他们第一批退休的教授惨的不得了，像苏雪林，她活了一百多岁，老太太，是楚辞的当代最权威的一个学者，她在中英大学还是成大我记得不太清楚，她一个人过，她就是那一批退休的，非常贫穷。而台继农教授，就是鲁迅大弟子，也是在那批退休的，也是很穷。但是我想无论是台湾海峡的哪一边，那一批学者他再穷他不吭气的，他就受那个穷，一无所有，他也想办法过。像黎烈文先生，留法那个非常重要的学者。黎烈文身后萧条，有人在他的葬礼上都想到他的身后萧条就掉下眼泪，但是国民党给黎烈文钱，黎烈文不要的。类似像钱穆先生，他在创办新雅书院的时候，他自己晚上睡在教室里面，蒋介石先生要给他钱，他穷到那个样子，他不要，我跟你不是朋友。当然后来变成好朋友，后来可以证实老蒋先生的确有很多的悔过，那就是他知道他过去也可能有一些不合适。我们这样的话是不是谈的太远了？我就在这打住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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