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人性——波尔布特大屠杀的教训（上）
“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是人道还是兽性，自古就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和宗教命题。前者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想当然了两千多年的，不言而喻的“人之初，性本善”，后者则是基督教原罪说的立论基础。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罪恶的制造者，这是毋容质疑的，也是人类自己得出的结论。
请键入美国耶鲁大学网“Genocide Studies Program（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研究项目）”页，用CGP三个字母做为关键字去搜索，这是“柬埔寨大屠杀项目（Cambodia Genocide Program）”的缩写。无论你是否注意过这个东南亚小国，也无论你是否关注世界政治及持何种意识形态，你都会被震骇并且感到巨大的恐怖和悲哀。像每一个到过波兰奥斯威辛，德国达豪和中国南京的人一样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为自己所属的物种和它超乎自然法则的残暴，野蛮和不可理喻。
一个600万人口的小国，45个月内，三分之一的生灵涂炭。残害，刑虐和杀戮成为社会的常态，浩劫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还是完整的。一个上台后并没有遭遇任何反抗的政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名义屠杀了200万人，即使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也太过份了。这场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的屠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卢旺达的灭族，在被屠杀人数与国民人口相对值上更是创造了世界记录的大屠杀是一次真正的人类灾难。对于中国它还意味着更多一重的苦难和羞辱--这场在“屠侨史”上也创造了世界纪录的浩劫中，三十万侨民在“消灭有钱人，消灭阶级”的呼啸里像牲口一样地被宰杀了。这些侨民不是别人而是华侨——你我的同胞。
从多重意义上讲几乎都是空前的这场人类大灾难，却至今依然鲜为中国人所知。
站在钟屋杀人场曾经的血与白骨的泥淖中，你无论有多长的革命经历，对革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以及有多么丰富的革命知识都会战栗和语塞。经验和知识都已苍白，剩下的只有从常识和直觉出发的，对“革命”二字的重新思考和定义。
“革命”一词在近代的兴起始于晚清，来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兼辅的《万国史志》。他们在写到法国十八世纪末的那场大动荡时第一次使用了片假名汉字“革命”二字，孙中山则从译著中取出“革命”二字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从此这两个字在中国野火春风般时髦和流行起来。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毛泽东说（他）“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
“革命”二字究其词源却是出自中国。东汉班固《汉书 叙传下》曰：“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意指变革天命，立盟约章法，创设新制；《周易 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本身是穷通变幻的《易》中的一卦，革命是变化中的变化，意指改朝换代。明朝余邵鱼撰《列国志传》，多次提到孟子论及“革命”，多是“以仁制暴”的儒家革命精神。英语“Revolution”一词只是到了所谓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才被赋予暴力的含意，而它的原义本来是且现在依旧是：一，冲突；二，彻底变革；三，巨大的改变；四，巨大的变革；五，循环；六，旋转一周。可见“革命”无论在古汉语或在英语中的意义都是相当广泛的，可以是改朝易姓，可以是改变，可以是改革，改良，演进，也可以是命运的转换。但是自从100多年前“革命”二字由出口转内销之后，其意义就大大地被狭隘化了。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革命派领袖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檄文》中的表述非常直白：“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则进一步发展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一词在中国上世纪的100年中这种大大的被简化和狭义化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把最暴力的信息以最简单的方式普及给最下层的民众，使一切社会意义上的改革，改良，革新，变革，改变，演进都黯然失色。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民生主义在革命的面前都成了小儿科，成为幼稚的和被讥讽的，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说到“小儿科”，有个典故许多国人都有记忆。1975与1976年相交之晨，八十三岁的毛泽东以重病之躯接见了一对并非大人物的年轻美国夫妇，他们是一年前因水门事件辞职，美国原第37任总统尼克松的女儿--美国传记作家朱丽娅·尼克松和她的丈夫--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艾森豪威尔。是时离毛泽东的去世只剩下9个月，他非常虚弱。一个即将离世的革命老领袖此刻却急切地希望向共产革命的宿敌--两个年轻人父辈们所代表的国家示好，两人因此在北京受到了极为热情和超规格的款待，并在深夜被准予御前觐见。当毛谈到他们的父亲因水门事件辞职时表示了极端的不满并不屑地评论“美国政治太小儿科”。虽然毛的同情毫无悬念地在茱莉亚的父亲--尼克松一方，却令两位年轻人相当困惑和难堪--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毛的价值观。回国后朱丽娅在自己《非凡的人们》一书中用40多页的篇幅写下《毛泽东》一章，让中国方面尝尽了失望与尴尬的味道，以至这本极具历史价值的书至今都没能在中国出现。
在中国，革命把没有几个民众能够真正理解的各种激进的学说，思想和主义高度凝练为一个人人都能听懂的词汇--“造反”，创造性地将苏俄已经狭义过一次的革命再狭义一次，然后以煽动仇恨的手法将其普及到民众，彻底截断了在中国走英国“光荣革命”，美国“民主立宪”道路的希望。
然而可怜的柬埔寨原是有希望走这条道路的。
1. 西哈努克的革命
上世纪中期，独立解放和革命是紧密相关的概念。和美国当年向英国人闹独立一样，柬埔寨人也不甘做法国殖民地，他们也要革命了。1952年，三十而立的国王诺伦敦西哈努克发起“皇家独立十字军东征”。在这面充满血腥和浪漫意味的旗帜下却并没有真正的流血发生。温文尔雅，西方和贵族味道十足的国王凭着他的个人魅力在西方各大国之间旋风般地游说--“要么让柬埔寨独立，要么让这个国家被共产主义吞噬”。美国在这一危言耸听的立论下进退维谷，想“两害取其轻”却在孰重孰轻之间踟蹰不决。而战后尚未洗清投降者耻辱的的法国人，在看到这位年轻的国王当真在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了总部和鹿砦，摆开决裂的架式，竟立刻乖乖地交出了政权。这位酷爱演戏的年轻君王居然真的兵不刃血，单枪匹马，“皇家独立”地完成了“十字军东征”，他的王国戏剧性地于1953年独立。
独立后的柬埔寨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1955年在国际社会监督下，柬埔寨举行全国大选，西哈努克宣布逊位，组建奉行“国家，宗教和国王三位一体”原则的人民社会同盟并担任主席，主张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全面改革，提出“独立，中立，和平，民主，廉洁”的竞选口号，最终获得全国82％的选票和全部国民议会议席，组成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相的王国政府。
柬埔寨略大于中国的广东省，上世纪70年代人口为600万，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林木葱郁，风调雨顺。那里没有台风，没有地震，仅仅一个马德望省出产的粮食就足够全国三年的供应，曾一度是亚洲的主要大米生产和出口国。高棉土著排外心理不强而认同心理宽松，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侨居在这个小国，那里既非 “一穷二白”荒蛮之地，也非“官逼民反”的穷山恶水，而是以其古色古香的文明自矜于世，笃信“慈悲为怀”，“不杀生”的宗教，是那种最不可能发生大屠杀的国家。
公平地说，西哈努克是个好国王。作为一位小国之君，几十年来他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在两大意识形态板块的挤压中历经劫难，受尽屈辱，殚精竭虑，九死一生。虽然他也做错了许多事，尤其是姑息了波尔布特，但人民理解他，那些不惜牺牲个人尊严而屡屡的做戏和祈求，妥协和反复，都是为了要减轻他小小王国和几百万子民的苦难。他为此而受到的鄙视，欺凌和侮辱不计其数。如今他已年过90而依然被人民爱戴，柬埔寨至今流传着一句名言--“西哈努克就是柬埔寨”。可见这也不是一个专制统治下的“邪恶”国家，君民之间不是暴政暴民的关系，而是亲民与忠君。
柬埔寨本是最有可能成为东方瑞士的国家，和平，发展，逐步演进，大不了搞搞颜色革命，来个非暴力不合作罢了。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土壤生出了最血腥的故事。
2. 波尔布特的革命
有关波尔布特近50年的革命生涯过程不在本文叙述和探索之内，也不是本章题目下的内容。本章希望能像一份试验报告，看一位从小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小僧侣在革命的熔炉中如何被冶炼成连人尸也要再屠杀的狂魔（失势前的波尔布特曾亲自下令将他的战友，柬共军事将领宋成全家11口被处决后的尸体用卡车碾碎）。它是一个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近于完美的菌株--人性在革命中变幻，回归，异化的菌株。
但是若想分析出这一可怕嬗变的全过程依然是困难的。除了耶鲁大学的CGP，我还没有发现亚洲哪个国家有类似的研究，中文资料更是少到几乎没有，所以本文也一定是粗糙的。
柬埔寨大屠杀的祸首并非张献忠，刘宗敏式的流氓无产者，而是僧侣出身并曾赴法留学的波尔布特。波的祖父死于高棉王室与泰国王室的征战，姐姐沙良是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的爱妃，所以他还应该算是个皇亲国戚。不幸他的留法生活很不顺心，赴法不久就由于成绩低下而丢了政府的奖学金，潦倒到居无定所的地步。4年留学结束时他没有拿到学位和文凭，以至被同学和后来的战友讥讽为“没有法兰西深度的，不入流的”东方人，是一个“根本无法结交朋友的人”。晚年的波尔布特自己也承认由于学问和法文都不如人，他在留学生中寂寂无闻。按照一般心理学理论，一个人在求学期受到的心理创伤是很难消除的，由此引起的自我价值感降低，无望，孤独和愤怒感多会导致性格的扭曲并影响一生。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尤其是无限制的权力，潜意识中的不满和仇恨会造成惊人的破坏力，这在许多专制的革命领导人身上都不难觅到相似情况。但这只是形成波尔布特从政权领袖到杀人狂这一因果链的一环，更关键的一环在于他是一位具有“九三年”革命传统的法兰西培养出来的合格的“革命博士”，而且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位。
法兰西是个革命的输出国，用时髦的用语--是个价值观的输出国。200年前她诞下一只叫做“雅各宾党”的怪蛋，孕育了革命的始祖鸟，生出马拉，罗博斯比尔这样的革命怪物，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中国和柬埔寨都是法国革命的被输入国，许多曾经的领袖都是这只始祖鸟的后裔--海归的革命博士。他们的生命都因着革命而走向高潮，也都在革命的迅速沉寂中走向沉寂。
从柬埔寨回来后我曾冒昧地向一位曾在1975年出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官员的女士探寻她对波尔布特政权时期大屠杀的看法，我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
“波尔布特吗？他是个风度极佳的好人。想要解密柬埔寨问题吗？你就别做梦了。”
这个回答几乎是我下决心要以一己之力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的最初动力。在悲哀和忿懑中我写下文章《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和摄影配诗《柬埔寨，并不遥远的故事》。我在柬埔寨搜集了若干大屠杀的资料和影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复印，扫描和抄录了尽可能多的有关这场大屠杀的资料，我联络了在美柬埔寨华侨组织，采访了大屠杀的幸存者，那些血腥的场面曾令他们多年不能安寝，以致有些人根本无法和我谈起。
大屠杀发生的年代正是我们这代人初读《双城记》，《九三年》的时间，空间也极近，从广州到金边比到北京还要快，时空双双触手可及。那是人类科技文明已达到“登月”的高度，社会文明已达到“联合国”高度的时空，而从那时起回溯30年的德国纳粹屠犹过程还正是社会和历史学家们研究的热门课题。
这就更加令人不解了。
有关 “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项目最初的调查都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学者进行的。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研究成果的书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Phillips Short的《波尔布特－历史的梦魇》（巧的是他的成名作是《毛泽东》）， Kiernan Ben的《波尔布特政权1975--1979：红色高棉统治下的种族，权力与屠杀》，David P.Chardler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的政治传记》，Michael Hass的《柬埔寨，波尔布特和美国》，Kuehnelt Leddine的《左派再临：从萨德，马克思到希特勒，波尔布特》等。这些著述从各种角度分析波尔布特政权以及波尔布特其人在历史中出现的因果关系，其中不乏截然相对立的观点，但对于这场大屠杀却没有一人去否认。
王晓林，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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