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波尔布特的革命——从人怎样回到兽

革命与人性——波尔布特大屠杀的教训(下)


  波尔布特或柬共却没有遗留下来什么理论甚或文字能供人们分析,我也只找到一本澳大利亚学者David Chandler收集和编著的《波尔布特小红书--安卡如是说》,这是他在大屠杀过后的柬埔寨经年收集和研究的结果。除此之外我还尚未发现其他有关论述柬埔寨共产党和柬埔寨革命理论的书籍,更遑论诸领袖们的原著了,因此如上所说,本文的粗糙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本我在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的《波尔布特小红书》用英,法,柬三种文字收集了波尔布特语录,包括集会用口号,标语,仪式用语,歌曲,士兵和市民用的口号,劳动时的口号,对民众的恐吓与威慑策略,庆典礼仪上的规则等等。你几乎可以不用去细读它,因为它和你我头脑中尚存的残留记忆几乎完全重合。

  先说什么是安卡。你在百度和谷歌里都查不到的安卡(Angkar)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人熟悉的“革命组织”。在45个月的执政期内,波尔布特就是安卡,反之亦然。安卡总控柬埔寨全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如果还算有的话)和精神生活。它是立法机关,是政权,是法庭,是行刑队,它也是社区,是党部,是宗祠,是家庭--党和革命的大家庭。它是主人,家长,是酋长,族长。它可以安排和拆散婚姻,可以对一切人生死予夺。我前边提到幸存者中的一位就多次在现场亲见安卡处死自己的乡亲,罪行多是干活偷懒,偷吃,生病等等,妇孺老残都不饶恕,手法残忍到我不愿书写。

  安卡(即波尔布特)都说了些什么,让我抄录一些在下:

  “我们应当强迫他们用自己的手工作以便将他们变为新人!”

  “不积累财富就不会失去什么!”

  “宁可错抓一千,不可错放一人!”

  “多一人不如少一人!”

  “拒绝就是敌人,反抗就是尸体!”

  “一切权利绝对归安卡!”

  “尊重集体,瓦解个体!”

  “超大跃进!”“清算过去!”

  “自力更生!”“节约!”“抵制西方消费品!”

  “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

  “学院和文凭毫无价值!”

  “君主制是时代的错误”……。

  安卡是权威,是敬畏和恐怖,它能“看到一切,了解一切”,它要求人民“盲目地服从”。“安卡的愤怒”就是--监狱和杀戮(其实在波尔布特制下,监狱早已等同于杀戮)。安卡时时刻刻都在追捕“CIA和KGB间谍”。安卡定义“人民的敌人”的概念,他们是:旧时代的得利阶级(尤其是富裕程度普遍超过柬人的华侨),僧侣和越南人。安卡指出“敌人就在大众之中,就是那些不适应集体的人,4.17份子(旧政权下的城市民众),还有病人”。安卡定义“隐藏的敌人”就是那些“党内的敌人”,“戴着面具的敌人”,“抱怨的人”,他们的出路只有--死!死!死!……。

  安卡还提出许多劳动口号,例如:

  “战斗的,勇猛的劳动者们,努力劳动!”

  “努力劳动,多产稻谷!”

  “稻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产量必须增加三倍!”

  “大自然必须被战胜!”

  ……等等诸如此类。

  安卡要求“个体必须瓦解,集体遵照波尔布特”。安卡规定“革命庆典”的仪程,管理男女的婚配,组织新家庭,维护新秩序,取消个人财产,消灭一切商业,禁止社会交往,严禁个人自由,安卡还负责“锻炼新人”……。

  除了冷酷,安卡倒也有一些能令你发笑的噱头。比如“柬共是第一个成立仅仅15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柬埔寨是全世界第一个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是“第一个消灭了阶级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国家”。“柬埔寨人既然能造出吴哥就能办到一切”,“柬埔寨是共产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令人无法不想起我们自己的关于“解放三分之二”的冷笑话。

  ……

  你在《波尔布特小红书》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他自己的东西,要是放在眼下,只要原作者主张,几乎任何一个知识产权法庭都可以依《版权法》起诉波尔布特或安卡剽窃。但就是这些完全抄袭的东西却是波尔布特政权所谓革命理论的全部。

  研究波尔布特的西方学者也感到奇怪,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柬埔寨共产党是最极端的以党的教导和宣传作为基本元素来控制社会的,从1975年4月7日上台执政到1979年1月7日崩溃,45个月内他们每天都在开会,学习,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刷品。这与列宁毛泽东们留下大量的文字印刷品相比显得非常苍白。

  30年前的柬埔寨尚是个以口口相传为媒介的传统农业社会,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党领袖的政治主张才能转化为恐怖的,如化学萃取了一般纯粹和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语言体系的基础--重复的呐喊对于降服那些完全的无知识和目不识丁者是有可能的。在没有印刷材料的背景下,柬共确信在传统的机械的背诵中可以籍由无尽重复的语言控制全社会的意识,而民众在这种鹦鹉学舌中哪怕是最微小的偏离也是大罪。自以为知识渊博的波尔布特非常信赖这种学问和方法。但就实质而言,柬共和所有的共产政体一样并没有产生出什么经过改造的“新人”,只是使无数的年轻人和无知识的人回到原始的兽性状态,假如那个残忍而无感情的时代确实存在过的话。

  《波尔布特小红书》的作者对安卡有一个很冷静也很冷酷的断语--“安卡起源于猿的社会(The Angkar Origin-ated from the society of apes)”。他认为从本质意义上讲波尔布特主义是要把高棉民族跳跃式引向“新的社会”--回到世界的原型。安卡在许多方面企图使人性回到原始的野蛮(back to the dawn of humanity)。45个月的时间内这个政党攫住他的人民的全部心智和灵魂,剥夺了他们做为人类的全部快乐。

  这就是波尔布特的革命--从人到猿的革命。

  3. 两种罪愆

  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这个发生在当代,以强行实现个人重构社会的政治抱负为目的而发生的巨大罪行,几乎可以断定是一个人类行为的先例。如果一定要觅一近似的例子,大概只能用中国上世纪中期那次“大跃进”来媲美。造成过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所谓“大跃进”,多少年来被看作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至今也没有任何对其正式否定的官方文件出现。

  古希腊哲人说,“因欲望引起的犯罪比那些因愤怒引起的犯罪更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后者是不自觉地失去了理智而前者犯罪却是因为被快乐所压倒,这种罪行更加放纵也更加怯懦,是被他自己的冲动驱使做出恶事,是受欲望的牵导”。以强行实现个人重构社会的政治抱负为目的而大批大批地屠杀或虐杀同类,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应该属于那种“被快乐所压倒,被冲动所驱使,更加放纵也更加怯懦”的罪愆。

  人类史就是一部从兽到人,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史。在所有的人类行为特征中,直接从动物前驱衍生出来的就是“灭族屠杀”,它的两种常见模式都有动物先例:不分雌雄一律杀死(例如黑猩猩与狼);杀死雄的留下雌的(例如大猩猩与狮子)。人类历史上的“灭族屠杀”屡屡发生,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连动物行为学家也常常感到难以捉摸。

  灭族屠杀最常见的动机是强势族群图谋弱势族群的土地和资源,或者利益的另一种形态--权力斗争使某个族群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另一个族群。历史上最野蛮的人类行为莫过于13世纪忽必烈时代蒙古帝国在中国以及欧亚境内的种族灭绝,其惨烈程度令许多国家的史学家甚至不忍记录。被杀怕了的欧洲人从此将蒙古人称为“黄祸”,中华汉民族虽然曾是那次大屠杀中最不幸的受害者,却至今都因人种划分的原因而受这个野蛮帝国的牵连。这是土地,人口和资源之争;发生在公元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到近代,教会已承认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仇恨,它使天主教蒙污并在世界范围内贻害至今。这是宗教之争;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是种族之争;还有五胡乱华的杀戮,满清入关后的屠城,纳粹屠犹和日军南京大屠杀……,凡此非战争的屠杀均发生在不同种族种群,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渊源的人群之间,其中包括战胜者的杀俘行为。而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大屠杀却是发生在同种,同族,相对同一文化,意识形态及宗教环境,战胜者已经掌握国家政权并毫无遭遇反抗的情况下政权对自己的人民施行的大屠杀。它令人类行为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双双感到“更加难以捉摸”。

  人类应该怎样对待这种自作孽不可活的超级大灾难?原谅,忘却?不原谅,不忘却?原谅但不忘却?

  人类学家Jared Diamond在《枪炮,瘟疫与钢铁》一书中提出历史的因果链这一概念。他说“记录与描述历史和研究与利用这些记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后者是为了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改变或者避免某种历史过程的结果。研究与利用这种结果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心理学家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精神病学家努力去了解人类精神偏异的起因,社会历史学家努力去了解灭族屠杀的起因,不是要为罪愆的产生寻找理由或者为其辩护,而是想要利用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只链条。”

  CGP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符号(Sign)。不是吗?有顶尖的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在研究这一次极端的反人类行为,这是柬埔寨之幸,是亚洲之幸,更是人类之幸。它像一簇小小的火花,给这个常常令人失望甚至绝望的星球带来一丝温暖,一丝信心--毕竟人性,人道现在还是我们小小世界的主流,虽然人类最后有极大的可能毁于自己,却因为有了无数像CGP一样的小小火花而给现在的我们很多的希望。

  和CGP的理念相反,有些人建议忘却,至少在自己存活的时代不要去触动这些巨大的伤疤,更不要去探究其因果链。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乔森潘先生就是这样建议的。作为红色高棉反人类罪的最大嫌犯之一,他多次呼吁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忘却这一段历史,以遗忘来获得和解与宽恕。他的呼吁换来的是羞辱--在最近一次国际法庭的审判庭外,由于庭警的疏忽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审判红色高棉反人类罪的国际法庭开开停停,远没有纽伦堡审判或东京审判那样势如破竹的气势。许多人希望这段历史让子孙们和未来的考古家们去头疼,毕竟伤疤和化石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意味着剧痛而后者意味着成就。然而伤疤是这么快就能变为化石的吗?难道不怕它引起新的疽痈吗?如果人人都不去找出斩断生出罪愆的因果链的方法,我们又怎么能断定这样的灾难不是绝后的呢?

  西方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的研究是对人性,人权和人道最好形式的尊重。

  其实在大屠杀中被害的西方人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大约不足100人,大部分是新闻工作者,而中国侨民死于这场浩劫的数字则极为惊人。到了暴政结束的1979年,60万华侨骤减为30万,华侨遭受了比柬人更大的苦难。更令人悲哀的是,安卡屠杀华侨几乎不避讳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中国驻柬大使馆工作的华侨翻译和工人几乎无一幸免被屠戮的命运(见《红色旋涡》)。在国际社会中,仅仅屠侨本身就是万难被侨民的祖国容忍的,这也是越南1978年底悍然出兵柬埔寨的最直接的理由--她的两万侨民被屠杀殆尽。但让人深感不解的是作为柬埔寨最大的邻国,作为30万侨民的祖国,做为对这一极端的人类行为负有无法推脱的历史责任的大国,做为对CGP拥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有发言权的当事国,中国30年来却不发一言,真正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在我看过的所有有关CGP的文献和著作中,中国都占据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位置。如果说波尔布特革命的启蒙老师是法国人的话,那么他的毕业导师或终身导师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到了波尔布特的时代,法国早已变为最反对暴力,战争和革命的国家(也许正因为此才有贝当的“维希政府”,才有对西哈努克“皇家十字军东征”的不战而退,才有希拉克的“不参战”吧),而中国还正在革命的兴头上,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最高领袖叹息“……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老人家的革命瘾是远远没有过够的,未必不希望来个“动荡中交”。因此当他听到波尔布特的“壮举”时,连声称赞他“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弄得小波更加颠三倒四,回到金边就做了5个小时关于《党的肌体已经生病》的杀人宣言,紧接着金边大迁徙的血雨腥风,一轮又一轮的大屠杀从此就没有间断过。

  柬埔寨三朝元老洪森曾明确指出“中共领导人在柬埔寨犯罪”。

  输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中国曾经是一个被输入国,也曾经是一个输出国,我们现在把这条进出口通道掐断了是非常明智的。波尔布特上台前中国对柬共提供的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援助即便都可以不解密,但如果将这头革命怪兽上台执政后45个月内的大屠杀过程中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掩盖起来,那无疑会贻害子孙,在互联网的时代也是不可能办得到的。美国人做CGP研究,不排除有他们对自己30年前越战期间对越,柬外交政策错误作反省的原因。中国与其让不准确的消息由不正规的渠道传入,不如正视前辈们所犯下的罪愆,用自己的手来斩断罪恶的因果链,为子孙带来福祉。本文作者认为研究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的教训除了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也有人类学的意义。鉴于大屠杀的国际审判至今都未结束(甚至还没有象样的开始),这个课题更应该是世界性的。

  多么希望我们的某个大学,某个社会科学院有一天也出现CGP这样的研究项目,只为这个可怕的G(Genoside - 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在我们小小的,可怜的星球上永不再现。

  4. 人性与人的天性

  伟大的维克多·雨果曾有一句名言--“革命是为了恢复人的天性。”这句话和他另一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常常令我感觉自相矛盾。现在我不得不说,雨果还是对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确实是为了,不仅是为了,而且必然会恢复人的本性,只是这个本性是,而且只能是人的罪性和兽性。

  上世纪70年代实际上已处在非理性的共产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全面退潮的时段内。尼克松已经访华,东西方冷战的铁幕已经撕开。就在和平与进步的呼声渐起之际,革命却以回光返照般的冲动洗劫了柬埔寨,在野蛮和邪恶两个方面击碎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底线并使其看到自己的本相--是谓革命使其回归了的天性--这里不妨暂且叫它作“猿性”。

  人性不可能是人的天性。人性是人依靠一种神奇的,形而上的力量战胜了内心的邪恶,战胜了如猿如兽的人的天性后所余下的不多的,却是最为可贵的东西,那就是人道--爱,宽恕和怜悯的能力。

  二十世纪是个暴力革命的世纪。这个“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和“辞源中的”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让我再简约一次叫它作狭义革命。这种革命有可能摧毁邪恶的载体却无法摧毁邪恶本身,最后却将自己异化为邪恶的孪生子,它释放和回归的是人的天性,摧毁的是人性。人性因此在二十世纪遭遇了空前的践踏。

  既然世界上唯一一件不变的事物就是“变化”本身,那么二十一世纪我们必将继续遭遇革命即遭遇“巨大的变化”,但那是“辞源中的”革命,让我姑且叫它作广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的革命”,“通讯的革命”以至“公厕的革命”就都不是广告夸张而是正常用语了。

  这一天已经到了。

  王晓林,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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