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日 星期六

比起“六四”,追求民主憲政的人思想更成熟


現在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社會精英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但知識份子也分化了,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2012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3周年,這一天到來前的兩個多月,媒體披露溫家寶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中,試探性提出重新評價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消息。中國學者、異議人士陳子明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認爲,這一消息是有意放出的風聲,想觀察外界對此作法的評價。陳子明說,20多年前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主軸是憲政民主,如今知識界有了分歧,學生對政治的關注度也降低,但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思想更成熟。陳子明相信,“六四”終會平反。

陳子明為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學研究生畢業,曾擔任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為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倡導中國民主憲政。1988年出資接辦《經濟學周報》,任報社總經理,1989年後成為政治犯,被中共指控為“六四黑手”。目前居住在北京。

當今學子更重視個人利益

許多中國民運人士將方勵之稱作“精神導師”,方勵之的逝世,令平反“六四”與讓海外民運人士返回中國的話題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六四”鎮壓本來就是錯誤,就算是作決策者,心裡也有數,知道將會是自己歷史評價上的一個污點,那些協同者就更清楚這一點。

1989年,胡耀邦猝然辭世引發了學潮,參與者高喊自由、民主、反官倒,但《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將學潮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招來學生更強烈的反彈,最終導致官方的鎮壓行動。
陳子明表示,現在的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我被長期看押時,看押者有的是下崗工人,他們說,當年學生讓我們罷工,我們沒去罷,現在如果有學生起來,我肯定要上街。所以從客觀上來說,現在的形勢比當年有利。”

但從主觀上來看,現在要爭取民主、要反貪,卻不一定比當時更有利。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現在學生的思想狀況、心理結構都與當年有所不同:當時的學生在社會上帶有一點貴族色彩,有“天之驕子”的心態,對政治的關心度較強,對就業等個人問題看得較淡;現在的學生在總人口中佔的比例,與當年相較提高了好幾倍,畢業後的前景不明朗,因此對個人利益的考慮也較多,真正關心政治、願意在這方面有所付出的學生,與23年前比起來少了。
中國知識界在這23年間也發生了變化。陳子明回憶,1989年“春夏之交”前夕,中國知識界要求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態度已經比較明朗,當時像《河殤》那樣向往西方發達國家所代表的“藍色文明”,在思想界是壓倒性的思潮。1988年底到1989年,知識界開過幾次幾百人的民間會議,幾十人的會議舉辦得更多,這些會議的主調,都是呼籲中國走憲政民主的道路。
知識界的行動在當時也獲得學生的支持。1989年1月6日方勵之發表了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引發知識界的三波簽名行動,近百名知識分子聯署支持。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要求釋放魏京生,就是希望當局實現當時“北京之春”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這些活動當時得到學生的大力支持。
陳子明指出,社會精英現在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對於如何走世界化、民主憲政模式的作法、階段性、在各個領域的子目標、總目標等等這些問題,都有更清楚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中國模式派”在近20年來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下逐漸成形,所謂“中國模式”,泛指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模式。陳子明對《新史記》解釋,20多年前,大家都要“過河”,不管怎麼改,每個人都覺得中國必須到達“彼岸”,現在的中國模式派則不想“過河”——他們認為中國模式就最好。
陳子明表示,中國模式派,實際上是沿襲毛派、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潮流而下;在現今知識界的分歧下,知識界對學生的影響也不再只是一元化,如今的學生不像當年的學生那樣齊心,與此有關。(《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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