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赞美上帝一样赞颂革命领袖的诗人们

 　　墨西哥学院的图书馆一半在地下，大得像帝王的陵寝，也确曾有过夜间闹鬼的传闻。底楼的东亚文图书区收罗了好多稀奇古怪的中文书。我曾在某个无聊的下午晃进中文书架间，随手取下一本《1957诗选》，作家出版社1958年的版本，读到一首作于1957年1月21日的《在毛主席那里作客》，作者的名字并不陌生，是一位曾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出现的著名诗人。

　　该诗这样写道：

　　我想起了斯大林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
　　称他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他微笑着倾听高尔基朗诵诗的情景，
　　又生动活泼地映到我的眼底来，
　　我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幸运？
　　我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虽然是一个渺小的诗人，
　　骑上幻想却可以任意驰骋，
　　幻想，这仅仅是一个幻想吗？

　　恕我心术不正，我读到这样的句子，首先联想到的是妃嫔等待帝王临幸的图景。那种急切的期待，那种热烈的向往，那种怜惜芳华的不安，仿佛都能听到娇羞佳人急促的心跳。中国古典文学是惯于以男女之情来喻君臣关系的。如此肉麻地歌颂革命领袖的句子，出自一个20世纪的进步诗人之手，这是进步还是倒退？至于毛主席他老人家读到此诗会是什么心情，我不敢妄加揣测。

　　然而不能据此判断，这位诗人的抒情不是发自真心的。诗与革命本就有天然的联系：诗歌打破日常语言的秩序，革命摧毁不合理的旧秩序；诗歌以新奇的意象组合唤醒人的直觉，革命则以新的价值观回应理想中的大同时代；诗歌和革命都意味着激情、热血，都超脱于现实世界。在受压迫的国家，在充斥着不公的社会，诗人往往会对劳苦大众的悲惨处境感同身受，热切地投身于旨在改变所有人命运的革命中。革命改变了一切，改变了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连诗人自己也觉得要改造脑中的落后思想了。当革命走向制度化，当革命的全部希望渐至凝聚在一个领袖人物身上时，一些诗人便转向狂热的偶像崇拜，像赞美上帝一样赞颂领袖。领袖的人格魅力足以在短暂的会面中令诗人五体投地，诗人愈加坚信，领袖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想都不要想，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呢？

　　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曾在自传中提到了这位为中国诗人如此羡慕的马雅可夫斯基。据他说，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他那些顽固、反动的敌人大肆攻击对诗人的悼念，妄图把他的名字从苏联文学史中抹去。马雅可夫斯基的爱人遂给斯大林写信告状，热情捍卫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斯大林在回信的页边批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维埃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自此，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才得以大量出版，还出现了好几个纪念他的博物馆。

　　作为智利共产党员、左翼作家的活跃代表，聂鲁达也受过斯大林的恩宠，尽管他只能隔得远远地望见领袖。有一年聂鲁达作为评委前往莫斯科参加当年争取和平和人民友谊斯大林奖的评奖会，被一场大雪滞留在华沙，只好用电文与莫斯科联系，结果却等来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斯大林在提名奖名单上没看到聂鲁达的名字，觉得他应该获得这个荣誉，一时兴起，便把那届斯大林奖颁给了评委会成员聂鲁达同志。

　　聂鲁达一生创作了无数的优美诗篇，许多诗句在整个西语世界都脍炙人口，唯独他的《斯大林颂》争议颇多，也令他的名誉稍打折扣。略萨就曾如此评价聂鲁达：“他相当讨人喜欢，充满活力——当然，只要你忘掉他赞美斯大林的诗。”聂鲁达是在闻知斯大林的噩耗后写下《斯大林颂》的。在这首多用短句、形如纪念碑的长诗中，他用智利海岸边掀起的大浪表达了巨人之死在他心中乃至全世界造成的震颤。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他的诗笔下好似全能的神创造的奇迹：

　　斯大林
　　一直在建设。
　　从他的手中
　　生出了
　　粮食，
　　拖拉机，
　　教育，
　　道路，
　　而他
　　就像你和我一样的纯朴。

　　这位共产主义领袖简直成了博爱的主、仁慈的父：

　　他教所有人
　　成长，再成长，
　　还有花草和金属，
　　还有生灵与河流，
　　他教它们成长，
　　教它们结出果子、喷出火焰。

　　聂鲁达在自传中否认自己是斯大林主义者。他用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来消弭读者对他媚于权势的疑虑：“在一个极度混乱的年代里，做出任何结论都是可能的。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令人痛心的悲剧是意识到在斯大林问题上，许多方面敌人占了理。”他表明自己的立场：“由于我并不知道斯大林时代的黑暗面，出现在我眼前的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是个隐士般简朴的、坚持原则的好心人，是捍卫俄国革命的巨人。”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必须进行抉择。进行抉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怕的非正义战争、持续的压迫、金钱的侵蚀，一切不公正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有条件的‘自由’、性、暴力、很方便地按月付费的娱乐，都成了旧制度的诱饵。”总之，苏共二十大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动摇聂鲁达的共产主义决心。

　　在乌拉圭诗人马里奥·贝内德蒂看来，在仍处于欠发达状态的、依附性的国家，一个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变革不闻不问、保持中立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作家不应当以潜心创作为借口躲在孤独的壕沟里冷眼看纷争，而应当怀着谦逊之心，把自己当成人民大众的积极一员，投入到反对压迫的斗争中。只有跟着大家一起改造，作家才能得到真正的改造。从解放斗争中必然会诞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道德观，人们认知现实、感悟生命的方式将大不一样，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老爱重复的那句话：“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1967年，贝内德蒂怀着这样的理想从乌拉圭来到革命进行中的古巴。这是他的第一次古巴之行，后来他又多次在流亡途中到古巴避难。对于那个年代的拉美知识分子来说，古巴革命是一件大事，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对于贝内德蒂来说尤其如此。身处南美大陆远端的乌拉圭人远远地望见了在那个海岛上燃起的拉丁美洲的希望，从此不再面朝欧洲、背向拉美。贝内德蒂要加入那场将会改变整个美洲大陆命运的伟大革命。他认为革命与文学创作并不矛盾，选择革命同时不抛弃文学是可行的，因为“革命是生命的理由，是推动力，是文学创作的发动机”。他在古巴“美洲之家”的文学研究中心热情工作，亲身感受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贝内德蒂对古巴革命有一些看法，并不赞同执政党所做的一切，却始终拥护社会主义古巴，一直到死。他认为无论如何，一个国家不惧美国的压力，成功地站起身来选择自己的命运，这在拉美大陆是第一次。贝内德蒂一直在斗争，与帝国主义、右翼和所有不公正的政府为敌。他喜欢站在失败者那一边，反抗主流，反抗体制。他的小说作品里的人物也尽是些生活中的叛逆分子。他在诗中唱道：“我们歌唱是为了孩子为了一切/为了某种未来为了人民”“我们歌唱是因为雨水降在犁沟里/因为我们是生活的斗士/因为我们不能也不愿意/让歌曲化为灰烬。”在为古巴革命和卡斯特罗放声歌唱时，他的反叛精神就浑然不见了。

　　贝内德蒂对卡斯特罗信任有加，觉得他是个真诚的人，是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革命需要这样的人来做代表，让不同的思想倾向联起手来。因此，每当有对古巴政府不利的舆论出现，需要表态时，贝内德蒂总是站在卡斯特罗一边。1968年，古巴发生轰动一时的“帕迪亚事件”，诗人帕迪亚因为诗作有攻击革命的嫌疑而遭监禁。一些原先同情古巴革命的外国左翼作家开始调转立场，贝内德蒂却在此事件后更坚定了自己捍卫革命的立场，还对之前发表过的“监督革命”的言论作了自我检讨。他似乎觉得，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与前途比起来，对一个诗人的判决的公正与否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起事件万不能被帝国主义敌人利用，成为攻击古巴革命的毒箭。贝内德蒂曾当面向卡斯特罗提议取消死刑，让美国成为美洲唯一一个仍保留死刑的国家，这样会给古巴革命带来不少积极的影响，卡斯特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多年后，当卡斯特罗处死异见分子的消息在国际舆论上掀起波澜时，贝内德蒂仍保留他反对死刑的立场，却还袒护着卡斯特罗，觉得他执掌权力这么多年，又长期忍受来自外部的封锁、打压、攻击乃至侵犯，要保持镇定实在不容易，而帝国主义敌人极尽其能事炒作这起事件，好让人们转移视线，看不到美国侵略伊拉克这样的更恶劣的罪行。

　　贝内德蒂的同胞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也是卡斯特罗的好朋友，曾多次受邀去古巴参加活动。他并不否认卡斯特罗的专制，也不否认这个国家严重的官僚主义，然而在他看来，罪源仍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压制，革命被迫偏离了最初的设想。他把卡斯特罗比作“卡斯蒂利亚原野上的那位同道者”，即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不是全能的神，而是勇于挑战不公正的秩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骑士。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堂吉诃德，成为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自有许多缺点，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应受谴责的，但这位屡败屡战的斗士的身上终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在拉丁美洲，这些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的诗人、作家被称为“授命作家”。“授命”(comprometido)一词也有“被卷入、承担风险”之意。他们心甘情愿地被卷入社会政治变革的大潮中，同情革命乃至投身革命，承担名誉乃至生命的危险。选择立场只是从文字迈向政治的第一步，也许政治是比诗艺更为复杂的技术吧，身在革命中的诗人往往内心充满矛盾。该怎样看待革命领袖呢？对革命领袖必须无条件服从吗？他们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啊。革命热情易燃，批判精神难保。而诗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往往又不是全面的。无论如何，能不爱也不畏权力、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不放弃人文情怀的诗人是可敬的，尽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不是件易事。

　　(作者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

　　张伟劼，经济观察网，原标题为《诗人与革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