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寻访近代名人的陵墓

说罢那些领袖人物的故居，不妨再看他们的陵墓，在人们眼里，那儿和故居有些相似，是他们“返朴归真”的地方。但是也不一样，那儿还是他们叱咤风云生涯终止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后人对他们评议的一个场所。

1975年我到过河南安阳一次。常言道“河南在河南，富却在河北”，指大部分在黄河以南的河南省只有大河以北的新乡和安阳等地区比较富裕。可文革之中安阳在我眼里却灰蒙蒙的，很陈旧，连个游玩的地方都没有。城里只有一个人民公园，片刻即可走遍。除此之外，实无其它去处。可是一位朋友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一下，是“袁林”——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陵墓。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1895年由清朝重臣荣禄、李鸿藻等人向皇太后慈禧推荐，被派去新编训练驻扎在天津小站的定武军（后更名“新建陆军”）。袁世凯聚集培植亲信，每逢发饷，必定亲躬，校场上官兵高呼“吃袁大人的饭，穿袁大人的衣，用袁大人的银，听袁大人的话”，以如此精神培养的部下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小站练兵是中国现代新式军队的起始，奠定了袁世凯在清王朝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但彼时汉人地位再高，在满人眼里也是“奴才”，不是“主子”，看得上袁世凯的是革命党。当然，看重的是他手中的北洋军，清政府唯一可以抵挡革命的力量。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一方面要革命党承诺以结束清王朝为条件让他当大总统。一方面又借革命党的声势逼迫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然后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但几年之后，他终因复辟帝制当了八十一天“洪宪皇帝”而下台，1916年6月忧郁而死，葬于安阳的洹水岸边。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袁世凯墓是按照帝王陵规格修建的，占地虽然没有那么大，却应有尽有样样齐全。墓道两边是石相生，如同北京明十三陵神道两边的大型石雕的马、羊、骆驼、文臣、武将。不同的是，文官不穿朝服，而是民国官员装束，武将不披铠甲，而是北洋军制服，可谓“与时俱进”。但其石刻工艺比起明十三陵神道两侧的差多了，给人一种败落之中还想逞强的感觉。彼时正值文革破“四旧”之后，陵墓疏于管理，石相生有的被人推倒，有的被破坏，陵园里杂草丛生，破烂砖瓦，生满了青苔，一派萧条凄凉。

后来我找了些民国史料阅读，原以为袁世凯只会窃国，这会儿才知道他曾是新潮领军人物：他创立中国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发展工矿产业、修筑铁路公路、建立电报电话、创办现代巡警、开设新式学堂，都颇有成效，把中国从封闭落后到现代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小小高潮。袁世凯未必没有做出业绩，但他坚持以自己的政治集团把持国家最高权力，最后据为个人私有，逆世界潮流而动，反而众叛亲离，落得了一个千古骂名。

袁世凯墓的衰败好像在提醒在位的政治家，后人会如何评价他们。
一个人，不在于他搞了多少经济增长，完成多少变革维新，取得多少功名业绩，而在于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引向顺应时代的发展方向。否则，即便你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上取得过进步，甚至有过成就，但最终也要被人民遗弃。

那次安阳之行的第二年，我到南京探亲，爱人在一个科研院所供职，地处城东郊外的孝陵卫，据说那儿曾是守卫明太祖朱元璋墓地“孝陵”的人员驻地，故得此名。
现在人们知道那里，并不是因为明太祖，而是中山陵。海峡两岸同胞，五洲四海华人，不知道中山陵在那儿的怕是很少。孙中山的“名气”超过中国最后一个汉族朝代的开国皇帝。
到了那里，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一座依山之势而建的蓝顶灰墙的建筑，气势显得宏大。不用说，那就是中山陵。孙中山1925年病逝于北京，1929年国民政府将其灵柩迁葬于南京东门外的紫金山南麓，叫“中山陵”。不仅如此，南京还有了一连串新地名。孙中山灵柩于长江上岸处被命名“中山码头”，从那儿起，沿途叫“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中山门”，直到中山陵。世人对革命先行者的尊重，让南京这座历史名城因此而更加骄傲。

中山陵就建筑来说，无疑非常成功，花费不多，因依山成势，不但自然，更是雄伟，让人感到伟人与天地长存、日月同辉。墓室高出陵园广场七十余米，经墓道拾阶而上，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生。陵园里繁茂的树木，孙中山铜像周围的座椅和音乐池等设施，人们景仰陵墓之后下来，可歇息于此，休闲于此，于安详宓静之中，感觉伟人与民同在。

南京的羞耻，莫过于日军占领后的屠城。那个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后崛起于世界的国家走上了邪路，发动了侵略战争。日寇毁坏古城杀戮生灵于一旦，却不敢动中山陵一草一木。当地坊间有一说，曾有个日本士兵掠夺到那儿，被军官捉去杀了头，以后再没有人敢来骚扰陵墓。日军敢于大批屠杀手无寸铁的南京居民，却不敢对孙中山的灵柩造次，为何？只怕是孙中山在他们心中是神灵吧！日本人信神灵，神灵不可冒犯。

新中国成立，对中山陵更是保护有加。半个世纪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国民党主席连战从台湾到南京谒陵，一见便说，“保护得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政治斗争中，与其把你的对手心目中的图腾毁灭，还不如善加保护尊重，因为任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最后的胜利者是得“民心”者。
一个人，只要对人民作了好事，能把国家引领到世界发展前进的浩荡潮流中去，走入正确的方向，无论你是否有过权势，是否久居高位，是否失败挫折，人民心中自会记得你，世界也会尊重你，那怕是你的敌国，也不敢玷污你的陵寝。

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政治风气开始崇尚“以民为本”，很少有国家再为个人树碑立像、大兴土木、修建陵寝了，而中国是个例外。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场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演绎成了谁是毛泽东“合法继承人”的你死我活的较量。“四人帮”垮台了，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就是永久保留毛泽东的遗体。按中国的传统，继承大位者为先人修建庙堂，是显示自己权力来之合法的重要标志。建设一座现代陵墓成为华国锋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的继承者掌握着中国最大最好的自然和社会资源，要作此事，可以远比以前修建的皇陵规格高，用料好，花费多。全国各地选送最好的建材、珍石、良木献上，沿路还要举行迎送仪式，表示仍然衷心热爱逝者。果然，以“最好的质量”完成了这一紧要工程。
那时候，人们到了北京是不能不去一下那儿的。特别是我们这一辈，曾高歌“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多么幸福！”我们被看成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纪念堂竣工后我第一次到北京，就想完成自己的心愿。

据说那儿不是每天开放，参观者要求也严格，我就约了个北京的朋友一起去。没想到他说没去过，也不想去。原因是当年北京人争先恐后想参加修建纪念堂的劳动，但并非都可获准，要政治条件好，“表过红心”，衣着整齐才可去。而他“成份”不好，不敢报名，怕被拒绝，因此受到文革初“黑五类”那样的歧视。朋友的回答在我心中留下一丝阴影，我只好一人独自前往那儿——天安门广场。

我记得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后是一片松林，人们在那儿散步或是休息，都很惬意，尤其是在炎热夏日，大片的绿荫给人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感受。现在那的一大片公共树林绿地已经不见，纪念堂独自占据了那儿。按照常理，城市繁华的中心，突然出现一块墓地，怕是不雅。但看了那里，一片金碧辉煌，宏大伟岸，绝无阴沉压抑的感觉。
陵墓叫“毛主席纪念堂”，尊者有“名讳”，至今不敢直呼其名，只可叫他“主席”；不敢说是墓地，只能叫做“纪念堂”。看来，毛泽东从“神”到“人”，还要经过漫长的路，远远没有结束。

路途虽然遥远，但世道却在变。当年召开中共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与会者要集体到这里瞻仰伟人的遗容，表示继承遗志，永世不忘恩情，而现在全部免除。就是到北京的游者，旅行社早已顺应潮流，再不安排去纪念堂，而是增加了看天安门广场上的升国旗仪式。人的观念在潜移默化地变化：国家权威应在个人之上，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如同再伟大的人也要接受历史的考验一样，再坚固的陵墓也要接受大自然的考验，不仅如此，还要接受人文的考验。这个道理，纪念堂后面那两组雕塑最能说明。

那是左右对称的两组工农兵人物群雕。他们手捧“红宝书”，高歌奋进，壮志凌云。但在风雨的侵蚀下，已经陈旧。不过对比起坐落在全国各地的毛泽东塑像来说，它幸运多了，后者大多被拆除。然而，毛泽东身穿军大衣，挥手带领亿万人民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英姿永远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
雕塑是真实社会人物形象的重现，他们是当年的社会“强势群体”——工、农、兵。那时工人是领导一切的，农民是坚强的联盟，还有全国人民都得学习的解放军。彼时工农兵可以“平步青云”当中央副主席、国家副总理、副委员长、部长、省长、司令员……在一个封建等级思想森严浓厚的国度里，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成了现实。曾几何时，乾坤巨变，如今他们成了社会“弱势群体”，或下岗，或待业、或退职，或失业，或盲流……为了生存糊口付出劳苦和辛酸。而那些曾为人们鄙弃的称呼卷土重来成了荣耀，首富、巨商、老板、总裁、大款，连为人不齿的寄生虫也成了时髦，卖淫女尊称“小姐”，婚外配偶变为“二奶”，团伙头目成了“老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跌进了社会底层，被蔑称为“打工崽”、“乡巴佬”、“脏苦力”……

“劳动者最光荣”，如今连儿童都不再相信，那是他们顽皮时受惩罚的方式，是对不努力学习者将来下场的告诫。在一个宣告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时常令人感慨社会变化之大，真可谓天翻地覆。这更令人要深思，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的经济大潮冲击着原有思想文化堤坝，虽说要与时俱进，但最后的道德底线须得坚守，社会美好和谐才是最高追求。

世界名城中的雕像总是记载着美好的历史回忆，而纪念堂后面的雕塑却是疯狂时代的缩影，和全国各地尚存的毛泽东像一样，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有些尴尬。拆，损人祖坟、祖像，为中华道德不容；不拆，放在那里，总是让人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不知为何我想到了前苏联的列宁墓。苏联解体后，列宁墓和众多的列宁像，搬走还是不搬，引起了极大的社会争议。过去常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还是像俄罗斯那样，把它放在那儿吧，让风雨去剥蚀它，让人们去思考它吧，看它是否经得起大自然和社会变迁的考验。

领袖人物的活动，无论正误巨细，都要印记在历史上，陵墓则是最后的物质载体。领袖不管多么伟大，也要任凭后人评说。他们的陵墓，或是凄凉衰败，或是回归平实，或是长久辉煌，那就要看大自然的磨蚀力和社会人文的变化了。有时，看似无形的人文力量要比大自然的磨蚀厉害得多。

和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国领袖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后来的邓小平，已经把骨灰撒进了大海。伟人为何如此？难道有一个陵墓不好吗？刘少奇那一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说得何等地好呀！伟人应当活在人民心中。

一个人，即便创造了丰功伟业，曾为人民“无限热爱”，但是把国家领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的巨手必定予以纠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领袖教诲。以伟人之言纠正其行，并非我的发明，文化大革命中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打语录仗”的才是始作俑者。我们离开那个时代已经远矣，但不要忘记，我们曾熟读过的毛泽东的一些话铭刻着我们成长过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涵，远非现今那些词藻华丽的流行思想可比。不信的话，你不妨用心读读《毛泽东选集》，心里自会明白。

作于2006年


作者：程光，又名邱承光，邱会作之子，1946年生，江西兴国人。

明镜历史网经程光先生授权，刊登其文集《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中部分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