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4日 星期日
慈禧的第二次杀机和陈三立的“倒后复帝”活动
陈三立始料所不及的是,他致梁鼎芬密札写后仅过去十二天,陈宝箴就被慈禧赐死了。当时关于义宁父子不利于慈禧临朝的讯息太多了,其中一点点到得“蛇龙”耳边,陈宝箴都难免一死。其实还有自立军起事计划中,唐才常力主由翁同龢和陈宝箴坐镇。只此一条,陈宝箴也逃不过慈禧的第二次杀机。
慈禧的第二次杀机
如果说慈禧在戊戌八月大动了一次杀机,那么事过一年多之后的庚子之年,这个狡诈的老太婆事实上又动了第二次杀机。而且第二次比第一次更阴险,牵连面更广。第一次是愤怒,第二次是疯狂。
慈禧的疯狂缘于废掉光绪帝的图谋未能得逞。戊戌八月政变那一刻,她就有废帝的潜思隐念,只是碍于上下臣工和中外舆论,没有立即付诸实施。当年十二月十七日(1899年1月28日)慈禧召见溥字辈幼童十余人,是放试探气球。二十天后,即己亥正月初八,向各省督抚通报光绪的“病情”,每五天公布一次太医院的“脉案”,已经磨刀霍霍了。结果舆论哗然,保帝护国的呼声一波紧接一波。特别是康有为出逃后在香港对《中国邮报》发表的谈话,直接视慈禧为光绪的敌体,除了守旧、贪腐、没有受过教育之外,还说她不具有“母后”的合法性,因为皇帝已经“认识到太后并不是他真正的母亲”。这篇谈话后来为《新闻报》等一些报刊转载,传播中外,影响至巨。
张之洞得悉后,立即致电刘坤一,称康的谈话“狂悖凶狠,令人发指眦裂”,目的是“摇惑人心,激怒朝廷”,“使中国从此多事,扰乱不安”。慈禧自然不会了解谈话的全部内容,但大意一定知晓,其愤怒情形可以想见。张之洞的“激怒朝廷”一语,实际上就是激怒慈禧太后,措辞无比恰切。果然自此以后中国不得安宁了。几位旗人大老认为时机已到,联名具疏请慈禧“速行大事”。荣禄心存顾虑,提议先以他个人名义探询一下刘坤一、张之洞等疆臣的意向。张之洞当然反对,但不敢具名。刘坤一的回电是:“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慈禧不得已暂置此议,但追杀康梁的密令化作了追杀行动。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1899年10月28日),一天之内连下三条谕旨,指示刘坤一和驻日本大使李盛铎等,要不惜一切手段捕拿康梁,一旦“弋获,必予重赏”。十一月十八日,又下谕旨,强调无论生获还是致死,只要证据认定是康梁,即有重赏。然后于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即史家所谓的“己亥建储”。改“废帝”为“不废之废”。此一举措招致强烈反对,上海电报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经元善者,振臂一呼,得一千余人具名上书,吁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章太炎、蔡元培、马裕藻、汪贻年等都列名其中。而且上海、湖广及香港、南洋等地的侨胞,随后纷纷发表谴责声明。“立储”和“反立储”,实即“废帝”和“反废帝”,成为戊戌到庚子震动一时的大事件。慈禧杀机毕现,当即下令逮捕经元善,由于澳门方面的保护使经氏得以逃脱。而对其他具名者也欲逐个拿办,牵连涉案的多达二百余人。
一个月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下令铲平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墓。正月十五日(1900年2月14日),开出价码:“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如举报人不愿得赏,而愿升官,也给予破格晋升。并声言连同购买阅读刊有康梁文字的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正月二十五日,编修陈鼎因注《校邠庐抗议》,“多主逆说”,而沈鹏则“丧心病狂,自甘悖谬”,命将两人立即严拿监禁。
然而慈禧越是追杀康梁,严惩维新党人,镇压反对者,她遭遇的反对之声愈益强烈。她面对的敌人太多了,而且“非我族类”的洋人似乎也“不通事理”地站在了她的对立面。连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位股肱重臣,对废立问题和她也并不同心。只有荣禄、刚毅、李莲英是她可靠的心腹。可是那个“丧心病狂”的沈鹏,不过是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竟敢上疏要求“归政皇上”,并提出立诛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她感到了孤立。她意识到需要寻找给自己壮胆的支撑力量。她找到了——已经闹了一年多的义和团。
本来开始对这些“乱民”她是要镇压的,但当她势孤力单的感觉占了上风,立刻决定把“拳匪”作为对付洋人的筹码。这样一来,拳民更加有恃无恐了,毁铁路、烧教堂、杀教民、杀洋人,到庚子年四五月间,已经一路杀掠到京畿。清政府的犹疑与纵容,洋人心知肚明,于是纷纷调兵遣将,增加各自使馆的兵力。五月十八日,洋人联军与义和团大战了一次。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等,心急如焚,互相致电,同时致电荣禄,要求立刻歼剿“拳匪”,以免酿成大祸。但慈禧却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在五月二十三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公然提出向十一国联军“宣战”——老太婆显然已经疯了。
而如果有谁敢于反对她的一意孤行和倒行逆施,她便恼羞成怒,大动杀机。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仅仅提出应保护外国使馆,就被杀害。同时加大了对维新党人的严酷惩处。六月七日,慈禧下令将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桓就地正法。这与赐死陈宝箴的时间几乎同时。陈宝箴被害于庚子六月二十六日(西历1900年7月22日)。张荫桓实际行刑的时间为七月二十六日(西历8月20日)。盖由于新疆路途遥远,处死令的到达需较多的时间。江西相对地域较近,谕令到达会比新疆要快。因此很有可能杀张与杀陈的密旨是同时发出的。而且此前已有风声传出,要将陈宝箴“就地正法”。且看宋恕写给内兄孙仲恺的信里透露的消息:
正月函所述客腊京师要闻,及经太守被拿得保情事,想已入鉴。刻下风波大作,经元善已被密使刘学询拿到于澳门,奉荣、刚两相电令“速行正法”,而英、葡两国已闻经君忠义之大名,遂极力抗拒荣、刚之命,不肯交出,密使诬经以亏欠公款四万金,欲以是为名骗其交出而杀之。英、葡官民知其诬,乃答曰:“既为公款四万金索追起见,贵国例不过追还而已,我为代赔贵政府四万金,更有何说?”遂慨然由英、葡两国合出四万金以塞荣、刚之口,而坚护经君不交,盖西人之重忠义有如此者!经既得保,成济、贾充辈大怒,于是下密电两江,着将翁师相、沈太史立刻就地斩决以绝帝党之领袖。现已监禁苏狱,陆中丞欲免其死,电奏假报疯求宽,未知得免否?翁师相住宅已发兵围守(数日内事),闻有日本义士救之出难,或云已逼令自尽,二说未知孰实?荣、刚又下密电于江西,着将陈宝箴中丞就地正法,其余稍涉帝党,无不着令严拿。上海派密差七八人专拿帝党,除文廷式学士、宋伯鲁御史、张元济主事指拿立决外,计开发电谏阻之五十人,一一严拿,又特指出三人严之又严者:一为叶瀚(杭州诸生),一为王季烈(吴人),一为汪贻年(汪康年之胞弟)。以叶、王二君草创《致各省大吏禀稿》,请谏阻废立;汪则为《中外日报》主笔,发传单、集义士之故也。五十人之外又开新党,闻有二百余人,何人在内,何人不在内,尚未能得其的信消息。前数日,上海道拜各国领事,请签名访拿,诸领事斥绝不应许,始得保全此数百人性命。然发电之五十人均不能回家乡矣。忠名震于地球,而身家之际可悲甚矣!看来陈中丞如不出亡海外,必不能免死。本年京察案内勒休之高、张两君,因去冬谏阻废立之故,托于此以去之。闻此外各省指拿名士又共有三百余人(此信已确,惟名单未传于外)。但未知地方大吏实在举行否耳?情形已与明代末年无异。
宋恕字平子,小字燕生,浙江平阳人,生于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卒于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学理才性俱佳,惜不遇于世。与章太炎同出德清俞氏之门,然持见不同,又不害为友。太炎许其佛学造诣,称“世人负平子深矣”。蔡元培亦赞平子“有哲学家的资格”。瑞安孙锵鸣侍读学士赏其才,择而为婿焉。宋恕写给内兄孙仲恺的信,多言时事,即为读给岳丈听。信中内容多采自《沪报》、《中外日报》、《国闻报》、《同文沪报》、《苏报》、《中外日报》、《天南新报》等各报刊,基本事实应可信。特别欲将陈宝箴“就地正法”一节,绝非空穴来风。
庚子年的夏天,是一个血腥杀戮的夏天。义和团杀洋人、杀教民;洋人杀团民、杀中国人;朝廷杀内臣、杀帝党、杀志士仁人。庚子年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载漪、载勋率义和团扰及宫室,欲杀光绪,慈禧没有同意。但我敢说,此时慈禧已决心杀珍妃,应无任何问题。随后在洋人联军攻入京城的第二天,即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慈禧仓惶出逃之际,投珍妃入井中。而在三天之前的七月十七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同时被杀。李秉衡则自杀于通州张家湾。这期间,还有自立军的起义,不料事未举而先泄,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余位青年精英,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残酷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
陈宝箴就是当慈禧的第二次杀机达至高潮之时,于庚子年之六月二十六日(西历1900年7月22日)被赐死于南昌西山之崝庐的。一个月前的五月十七日,邹沅帆在致汪康年的信里还附语至嘱:“陈右丈乔梓行止,祈嘱《中外日报》馆不必登载,千万!陈氏父子实可告无过于天下,公当敦嘱。”而皮锡瑞早在此前数月,已经在为陈宝箴、陈三立担心了。他在庚子年二月初五的《日记》中写道:“闻居停言,萍乡学士又有刊章之捕,汉庭萧傅,恐遭骈首之冤。若戮士不已,至于戮师,元气尽矣!此心怦怦,夜不能寐。不知右老乔梓封神榜无名否?芰舲函云,张变产清账,邹挈眷服官。则将伯之呼,恐又为屠门之号矣!奈何奈何!”此处“变产清账”之张,指张通典,“挈眷服官”之邹,即邹沅帆。
陈三立的“倒后复帝”活动
我们读陈三立在乃父遭遇不幸后所撰之《先府君行状》,其结尾处有一句不寻常的话,写的是:“不孝既为天地神鬼所当诛灭,忍死苟活,盖有所待。”而写在同时的《书史记礼书乐书后》,也发为感叹,说:“太史公其盖喟然而有所待矣!”然则散原之“所待”,的为何事?现在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散原在庚子年的夏天,即陈宝箴遇害的前后,参与了关乎家国天下的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如果在陈宝箴逝前暴露,足以致义宁父子于死罪,如果在陈宝箴逝后传出,散原的性命亦将不保。
这个“大事件”,就是当慈禧倒行逆施导致内外交困国将不国之际,八国联军欲犯帝京却又未能实施之时,以“迎銮南下”的名义,逼慈禧释权还政,让光绪重新临御天下。这样既可缓解国内矛盾,又可与洋人达成谅解。其实是为朝廷谋一摆脱困境的久安之计。这一计划既不同于“勤王”,更不同于自立军的武装举动,虽然在内涵上彼此不无交错。但这一计划无疑是一次政变,亦即对戊戌八月慈禧政变的反政变,其危难艰险可想而知。因此陈三立称此一计划为“题外作文,度外举事”。
陈三立的这一主张,在庚子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写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人物梁鼎芬的一封特殊的信中,有具体的阐述,下面请看该信的全文:
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囊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览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庵老弟密鉴。立顿首。
这封信被称作“陈三立致梁鼎芬密札”,最早公诸《明报月刊》1974年10月号,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梁节庵先生年谱》(吴天任编),亦有载。
陈三立写此信的庚子六月十三日,距离陈宝箴的遇害,只有九天的时间。我们当然不好断定该信的内容是否已经外泄,但此信的高度敏感性毋庸置疑。梁鼎芬是陈三立的旧交,两人对朝政的看法不一定尽同,大体上梁的态度倾向于不动摇“国体”,戊戌之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听了梁鼎芬的意见,改得与变法潮流更加划开界限。但梁当年弹劾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因此开罪慈禧被连降五级,刚直勇敢如此,散原不无欣赏。所以密札开头所谓“忠愤识力,犹囊日也”云云,似即指此而言。
不久前,笔者有幸在《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二期上,读到戴海斌先生专门释证陈三立密札的文字,所征引之资料翔实可靠,颇能解惑取信。戴文援引《张謇日记》庚子五月三十日条“与伯严议易西而南事”、七月二十八日条“与新宁书,请参政府速平乱匪,为退敌迎銮计”,都有力证实陈三立、张謇等确有“迎銮南下”的计划。而一旦慈禧南下,而不是西行,他们就想借助张之洞、刘坤一两督抚的力量,强迫慈禧退位还政。尤其所征引之宗方小太郎给日本海军省军令部的报告,已将此一事件的原委、企图及可行性,抖搂得水落石出。现特转抄该报告在这里,以明散原、张謇等志士“度外举事”计划的底里真相:
因义和团事件之故,北支那局面日坏,如一旦溃裂,日本或独立行动,或与英、美联合,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开立新都,组织新政府,满洲出身大臣及汉族固陋有碍新政者一概排除,幽闭皇太后及宗室以下大员,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在日本等一二国监督帮助之下,施行各项新政,如能一洗旧貌,卓有实绩,则不啻以革命倾覆满洲政府,极利于名正言顺收揽南方支那人心……此际拥皇帝迁都至中原要地号令天下,即使只是表面文章,亦有利于料理眼前旧时局,收束天下人心。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为长江一带最为有力之人物,必预先说服此二人,做好迎驾准备。本日派汪康年(张之洞信任之人)前赴湖北劝说迎驾之事,另派人向刘坤一游说。只是张之洞胆怯,刘坤一过于老成,能否应承此事,难以预料。
日人宗方小太郎此份报告可谓直陈题义,盖酝酿中的这一计划,就是“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幽闭皇太后”,“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然后“施行各项新政”。日人有此想应有本国利益的考量,但与陈三立设想的计划大体相符。所要依靠的人事力量,也是刘坤一、张之洞两督抚。而且报告分析的“张之洞胆怯,刘坤一过于老成”,他们能否应承此事尚属未知,也完全符合事实。陈三立密札中的“陶观察之说词”一语,戴文也从日人史料中找到了佐证。陶观察就是陶森甲,字榘林,湖南宁乡人,一位既与晚清诸大吏,又与日人保持联系的特殊人物。陈三立其实与之有旧。说服刘坤一的工作主要由此陶承担,但“刘无所反应”,致使陶等抱怨“刘不足以成事”。故陈三立之密札,在“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句旁加注云:“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可惜后来的结果却是,张也没有“唱”,刘也无从“和”。散原诸人的“度外举事”计划,宣告失败。
这件事让陈三立极为失望,事隔两年之后的癸卯(1903年)闰五月,他在崝庐祭墓所写的诗句中,还痛苦地向乃父陈述:“痴儿谬托桑榆计,种树书成酒碗空。”本来想扭转戊戌政变到庚子拳乱的“东隅”之“失”,以期“收之桑榆”,不料所托非人,计划尽管周密,却无法实施,最后落得“酒碗”空空。头一年即壬寅(1902年)所写的谒墓诗中,也有“国家许大事,长跽难具陈。端伤幽独怀,千山与嶙峋”的句子,甚至悲伤地说:“江南可怜月,遂为儿所私。”亦即自己已成为最可怜的人了。由此可知散原将“题外作文,度外举事”这件事看得有多么重大。可以说,他为此费尽了心力。他和“陶观察”陶森甲的往还显然增多了。仅《散原精舍诗集》所存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三年的诗里,就有多首与陶有关。特别是壬寅(1902年)秋写的《榘林五十生日赋赠六首》,尤堪玩味:
初忆逢君蜕宅边(长沙周氏蜕园,即唐刘蜕故宅),琼琚玉佩接华筵。江南再见垂垂老,各抚头颅五十年。
曾听鸣镝天山下,更看飞鹰黑海西。叱咤风云七万里,闲来肝膈自提携。
方丈蓬莱了可攀,楼船持节气如山。神丹受得青童秘,散落人间只等闲。
滔天祸水庞蛇动,歃血盟言鸡犬安。毕竟功成不受赏,后人端作鲁连看。
朱家郡国尊游侠,杜牧平生有罪言。一二流传在天地,酒酣耳热与谁论。
余事遗惊世上儿,倒流江海溅霜髭。英雄自有无穷世,起看瀛寰举一卮。
此六首诗写于1902年中秋或稍后几日,因《散原精舍诗》卷上该诗之排列位置,前一首为《中秋夜携客棹舟》,后一首为《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故可以此推定。散原何等尊贵之人,岂是随意给同辈祝寿的?关于陶森甲的生年,根据散原诗写作时间的光绪壬寅,上推五十年,是咸丰癸丑,即1853年,当为陶森甲的出生之年。如是,陶与散原应为同年所生,都是生于咸丰癸丑(1853年)。故诗中第一首尾句“各抚头颅五十年”句,为实写。
首句“初忆逢君蜕宅边”并自注“唐刘蜕故宅”,是指两人第一次晤面,是在湖南长沙陈三立府第的花园。第二首写陶游历之广和声名之著,故有“叱咤风云”的形容语。第三首是说陶负有秘密使命,即陈三立参与的秘密迎銮南下的计划。第四首首句:“滔天祸水庞蛇动”,明显指令志士蒙难和国家蒙羞的慈禧,散原称其为“蛇龙”已非一次了。只是此诗不假掩饰,直接称慈禧是一条大蛇,而且是家国天下的“滔天祸水”。而第二句“歃血盟言鸡犬安”,似乎是说为了此项计划,至少陈三立、陶榘林是举行过“歃血盟言”一类仪式的,可知此举的危险性之大以及他们的决心之大。而且相约“功成不受赏”,只要后人理解,他们之所为不过出于鲁连之大义,就足矣。第五首用杜牧《罪言》典,还是极言此举之风险。第六首说,到写诗的光绪壬寅年(1902年)八月,《辛丑条约》签过了,慈禧也回到京城半年多了,但想起来还未免后怕,因为“余事遗惊”尚存。此六首诗是陈三立参与“倒后复帝”活动的又一证据,以及他与此一事件的主角陶森甲的不寻常关系昭然可见。
而一年前陈三立在《陶榘林、杜云秋、罗顺循由日本阅操还,适易实甫亦归自西安》诗里,亦曾涉及业已流产的“度外举事”。诗中三四两句:“一驾鼋鼍恣挥斥,一呼鹊共啁喧”,就是当时他们积极从事的写照,认为陶榘林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结尾句的“我亦奎蹄曲隈虱,相看惟有涕痕存”,是说自己在“举事”的路上也迈开了双脚,可惜没有成功,慈禧没有预期南下,而是在西去的“泥涂”上“歌哭”呢。所以当陶森甲自日本归来,彼此相见,无可奈何,“惟有涕痕存”了。
这段期间,散原变得极为敏感,各方消息都想弄个究竟。大约与庚子六月十三日写给梁鼎芬的密札约略同时,陈三立另外还有一封致梁鼎芬的信,这样写道:“侍疾兼盛暑,望公等迟日相过。电稿‘还楚皆谈者’等句,仍不甚解,告我何如?必不泄露天机也。节弟。立顿。”信中的关键语词是,梁鼎芬的来电稿中有“还楚皆谈者”字样,陈三立询问梁此语是什么意思。
其实此语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湖北那里人人都在说,二是湖北到处都是光说不做的人。所“谈”之事,当然是迎銮南下的“度外举事”。两种含义散原都不愿意看到。因为如是第一种,怕泄露天机;如是第二种,那是说张之洞不愿意践行此事。所以陈三立要问个究竟。以梁的身份,与之谈者,不排除有汪康年等人(汪当时在湖北),但主要还是张之洞。“度外举事”能否施行,关键在刘(坤一)、张(之洞),“刘已矣”,主要看张愿不愿意“唱”了。故散原急切、敏感、焦心,无以复加。他希望梁鼎芬的电报里有上好消息。退一步说,虽然没有做,如果张督愿意“谈”此事,也还不无一丝“希冀”。
散原反对慈禧志意的坚决,还表现在他对唐才常和自立军的失败持有惋惜和同情的态度。写于光绪辛丑(1901年)的《得邹沅帆武昌书感赋》一诗,就透露出他的这种态度。“嗟君横舍冷如水,寄食看人行老矣。乃敢张目论世事,弄笔渍泪洒此纸。洞庭东流江拍天,鲈鲔昼徙蛟龙渊。螳螂黄雀皆眼前,李代桃僵亦可怜。”邹沅帆即邹代钧,湖南新化人,舆地专家,曾参与湖南新政,与谭嗣同、熊希龄的观点不合,但对义宁父子敬而重之,从无异词。离开湖南后在张之洞督抚门下绘制湖北地图,是一闲差,实际未获重用。诗的头两句盖即指此而言。
邹的文笔不错,淋漓尽致,很见性情。他对义宁之外的很多大吏,包括刘坤一、张之洞,都不信任。庚子北乱,刘、张倡东南互保,他说“以我观之,都系空言搪塞”。唐才常以自立军举事,他深不以为然,但对张之洞在庚子七月二十八日残酷杀害唐才常等,又不无微词。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朝廷肆杀于上,督抚肆杀于下,盗贼又逞其屠戮之杀,洋人则逞其火炮之杀,民之免予杀者,当无几矣。”同样的意思他在致陈三立的信里,当亦有所语及,所以陈三立的诗里,才说他“乃敢张目论世事,弄笔渍泪洒此纸”。五六两句,化用“蛟龙得水”的典故,意即湖北这块土地不简单,各种各样的鱼都到那里去了,唐才常在那里举事,张之洞在那里杀人。可是又怎么样呢?两方面都犯了目光短浅的错误,致使唐才常成了真正的国之虫毒的替死鬼。诗的最后两句,恐怕唯有这样解释,方不失散原的愿意。“螳螂”,指的是唐才常,而“黄雀”,自是喻指张之洞无疑。但他的同情主要在唐才常和自立军身上,因此禁不住直接使用了“可怜”这一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词。
陈三立始料所不及的是,他致梁鼎芬密札写后仅过去十二天,陈宝箴就被慈禧赐死了。当时关于义宁父子不利于慈禧临朝的讯息太多了,其中一点点到得“蛇龙”耳边,陈宝箴都难免一死。其实还有自立军起事计划中,唐才常力主由翁同龢和陈宝箴坐镇。只此一条,陈宝箴也逃不过慈禧的第二次杀机。故陈三立在《罗顺循大令,官定兴,以受代,仅免团匪外兵之难。冬闲将家避河南,为书上先公,言祸变始末甚备,盖尚未及闻先公之丧也,发书哀感,遂题其后》诗中,直接醒目地使用了“天发杀机”一语:
三千道路书初到,百万生灵汝尚存。天发杀机应有说,士投东海更何冤。破椽骨肉生还地,残烛文章惨澹痕。哭向九泉添一语,旧时宾客在夷门。
其实,陈三立即使没有“度外举事”的倒后复帝活动,时当“天发杀机”的庚子之夏,陈宝箴也必死无疑。■
(因报纸体例所限,本文所附注释从略,详见作者即将出版的《陈宝箴与湖南新政》)
刘梦溪,《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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