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第二次杀机和陈三立的“倒后复帝”活动

 　　陈三立始料所不及的是，他致梁鼎芬密札写后仅过去十二天，陈宝箴就被慈禧赐死了。当时关于义宁父子不利于慈禧临朝的讯息太多了，其中一点点到得“蛇龙”耳边，陈宝箴都难免一死。其实还有自立军起事计划中，唐才常力主由翁同龢和陈宝箴坐镇。只此一条，陈宝箴也逃不过慈禧的第二次杀机。

　　慈禧的第二次杀机

　　如果说慈禧在戊戌八月大动了一次杀机，那么事过一年多之后的庚子之年，这个狡诈的老太婆事实上又动了第二次杀机。而且第二次比第一次更阴险，牵连面更广。第一次是愤怒，第二次是疯狂。

　　慈禧的疯狂缘于废掉光绪帝的图谋未能得逞。戊戌八月政变那一刻，她就有废帝的潜思隐念，只是碍于上下臣工和中外舆论，没有立即付诸实施。当年十二月十七日（1899年1月28日）慈禧召见溥字辈幼童十余人，是放试探气球。二十天后，即己亥正月初八，向各省督抚通报光绪的“病情”，每五天公布一次太医院的“脉案”，已经磨刀霍霍了。结果舆论哗然，保帝护国的呼声一波紧接一波。特别是康有为出逃后在香港对《中国邮报》发表的谈话，直接视慈禧为光绪的敌体，除了守旧、贪腐、没有受过教育之外，还说她不具有“母后”的合法性，因为皇帝已经“认识到太后并不是他真正的母亲”。这篇谈话后来为《新闻报》等一些报刊转载，传播中外，影响至巨。

　　张之洞得悉后，立即致电刘坤一，称康的谈话“狂悖凶狠，令人发指眦裂”，目的是“摇惑人心，激怒朝廷”，“使中国从此多事，扰乱不安”。慈禧自然不会了解谈话的全部内容，但大意一定知晓，其愤怒情形可以想见。张之洞的“激怒朝廷”一语，实际上就是激怒慈禧太后，措辞无比恰切。果然自此以后中国不得安宁了。几位旗人大老认为时机已到，联名具疏请慈禧“速行大事”。荣禄心存顾虑，提议先以他个人名义探询一下刘坤一、张之洞等疆臣的意向。张之洞当然反对，但不敢具名。刘坤一的回电是：“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慈禧不得已暂置此议，但追杀康梁的密令化作了追杀行动。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1899年10月28日），一天之内连下三条谕旨，指示刘坤一和驻日本大使李盛铎等，要不惜一切手段捕拿康梁，一旦“弋获，必予重赏”。十一月十八日，又下谕旨，强调无论生获还是致死，只要证据认定是康梁，即有重赏。然后于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即史家所谓的“己亥建储”。改“废帝”为“不废之废”。此一举措招致强烈反对，上海电报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经元善者，振臂一呼，得一千余人具名上书，吁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章太炎、蔡元培、马裕藻、汪贻年等都列名其中。而且上海、湖广及香港、南洋等地的侨胞，随后纷纷发表谴责声明。“立储”和“反立储”，实即“废帝”和“反废帝”，成为戊戌到庚子震动一时的大事件。慈禧杀机毕现，当即下令逮捕经元善，由于澳门方面的保护使经氏得以逃脱。而对其他具名者也欲逐个拿办，牵连涉案的多达二百余人。

　　一个月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下令铲平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墓。正月十五日（1900年2月14日），开出价码：“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如举报人不愿得赏，而愿升官，也给予破格晋升。并声言连同购买阅读刊有康梁文字的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正月二十五日，编修陈鼎因注《校邠庐抗议》，“多主逆说”，而沈鹏则“丧心病狂，自甘悖谬”，命将两人立即严拿监禁。

　　然而慈禧越是追杀康梁，严惩维新党人，镇压反对者，她遭遇的反对之声愈益强烈。她面对的敌人太多了，而且“非我族类”的洋人似乎也“不通事理”地站在了她的对立面。连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位股肱重臣，对废立问题和她也并不同心。只有荣禄、刚毅、李莲英是她可靠的心腹。可是那个“丧心病狂”的沈鹏，不过是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竟敢上疏要求“归政皇上”，并提出立诛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她感到了孤立。她意识到需要寻找给自己壮胆的支撑力量。她找到了——已经闹了一年多的义和团。

　　本来开始对这些“乱民”她是要镇压的，但当她势孤力单的感觉占了上风，立刻决定把“拳匪”作为对付洋人的筹码。这样一来，拳民更加有恃无恐了，毁铁路、烧教堂、杀教民、杀洋人，到庚子年四五月间，已经一路杀掠到京畿。清政府的犹疑与纵容，洋人心知肚明，于是纷纷调兵遣将，增加各自使馆的兵力。五月十八日，洋人联军与义和团大战了一次。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等，心急如焚，互相致电，同时致电荣禄，要求立刻歼剿“拳匪”，以免酿成大祸。但慈禧却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在五月二十三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公然提出向十一国联军“宣战”——老太婆显然已经疯了。

　　而如果有谁敢于反对她的一意孤行和倒行逆施，她便恼羞成怒，大动杀机。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仅仅提出应保护外国使馆，就被杀害。同时加大了对维新党人的严酷惩处。六月七日，慈禧下令将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桓就地正法。这与赐死陈宝箴的时间几乎同时。陈宝箴被害于庚子六月二十六日（西历1900年7月22日）。张荫桓实际行刑的时间为七月二十六日（西历8月20日）。盖由于新疆路途遥远，处死令的到达需较多的时间。江西相对地域较近，谕令到达会比新疆要快。因此很有可能杀张与杀陈的密旨是同时发出的。而且此前已有风声传出，要将陈宝箴“就地正法”。且看宋恕写给内兄孙仲恺的信里透露的消息：

　　正月函所述客腊京师要闻，及经太守被拿得保情事，想已入鉴。刻下风波大作，经元善已被密使刘学询拿到于澳门，奉荣、刚两相电令“速行正法”，而英、葡两国已闻经君忠义之大名，遂极力抗拒荣、刚之命，不肯交出，密使诬经以亏欠公款四万金，欲以是为名骗其交出而杀之。英、葡官民知其诬，乃答曰：“既为公款四万金索追起见，贵国例不过追还而已，我为代赔贵政府四万金，更有何说？”遂慨然由英、葡两国合出四万金以塞荣、刚之口，而坚护经君不交，盖西人之重忠义有如此者！经既得保，成济、贾充辈大怒，于是下密电两江，着将翁师相、沈太史立刻就地斩决以绝帝党之领袖。现已监禁苏狱，陆中丞欲免其死，电奏假报疯求宽，未知得免否？翁师相住宅已发兵围守（数日内事），闻有日本义士救之出难，或云已逼令自尽，二说未知孰实？荣、刚又下密电于江西，着将陈宝箴中丞就地正法，其余稍涉帝党，无不着令严拿。上海派密差七八人专拿帝党，除文廷式学士、宋伯鲁御史、张元济主事指拿立决外，计开发电谏阻之五十人，一一严拿，又特指出三人严之又严者：一为叶瀚（杭州诸生），一为王季烈（吴人），一为汪贻年（汪康年之胞弟）。以叶、王二君草创《致各省大吏禀稿》，请谏阻废立；汪则为《中外日报》主笔，发传单、集义士之故也。五十人之外又开新党，闻有二百余人，何人在内，何人不在内，尚未能得其的信消息。前数日，上海道拜各国领事，请签名访拿，诸领事斥绝不应许，始得保全此数百人性命。然发电之五十人均不能回家乡矣。忠名震于地球，而身家之际可悲甚矣！看来陈中丞如不出亡海外，必不能免死。本年京察案内勒休之高、张两君，因去冬谏阻废立之故，托于此以去之。闻此外各省指拿名士又共有三百余人（此信已确，惟名单未传于外）。但未知地方大吏实在举行否耳？情形已与明代末年无异。

　　宋恕字平子，小字燕生，浙江平阳人，生于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卒于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学理才性俱佳，惜不遇于世。与章太炎同出德清俞氏之门，然持见不同，又不害为友。太炎许其佛学造诣，称“世人负平子深矣”。蔡元培亦赞平子“有哲学家的资格”。瑞安孙锵鸣侍读学士赏其才，择而为婿焉。宋恕写给内兄孙仲恺的信，多言时事，即为读给岳丈听。信中内容多采自《沪报》、《中外日报》、《国闻报》、《同文沪报》、《苏报》、《中外日报》、《天南新报》等各报刊，基本事实应可信。特别欲将陈宝箴“就地正法”一节，绝非空穴来风。

　　庚子年的夏天，是一个血腥杀戮的夏天。义和团杀洋人、杀教民；洋人杀团民、杀中国人；朝廷杀内臣、杀帝党、杀志士仁人。庚子年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载漪、载勋率义和团扰及宫室，欲杀光绪，慈禧没有同意。但我敢说，此时慈禧已决心杀珍妃，应无任何问题。随后在洋人联军攻入京城的第二天，即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慈禧仓惶出逃之际，投珍妃入井中。而在三天之前的七月十七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同时被杀。李秉衡则自杀于通州张家湾。这期间，还有自立军的起义，不料事未举而先泄，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余位青年精英，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残酷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

　　陈宝箴就是当慈禧的第二次杀机达至高潮之时，于庚子年之六月二十六日（西历1900年7月22日）被赐死于南昌西山之崝庐的。一个月前的五月十七日，邹沅帆在致汪康年的信里还附语至嘱：“陈右丈乔梓行止，祈嘱《中外日报》馆不必登载，千万！陈氏父子实可告无过于天下，公当敦嘱。”而皮锡瑞早在此前数月，已经在为陈宝箴、陈三立担心了。他在庚子年二月初五的《日记》中写道：“闻居停言，萍乡学士又有刊章之捕，汉庭萧傅，恐遭骈首之冤。若戮士不已，至于戮师，元气尽矣！此心怦怦，夜不能寐。不知右老乔梓封神榜无名否？芰舲函云，张变产清账，邹挈眷服官。则将伯之呼，恐又为屠门之号矣！奈何奈何！”此处“变产清账”之张，指张通典，“挈眷服官”之邹，即邹沅帆。

　　陈三立的“倒后复帝”活动

　　我们读陈三立在乃父遭遇不幸后所撰之《先府君行状》，其结尾处有一句不寻常的话，写的是：“不孝既为天地神鬼所当诛灭，忍死苟活，盖有所待。”而写在同时的《书史记礼书乐书后》，也发为感叹，说：“太史公其盖喟然而有所待矣！”然则散原之“所待”，的为何事？现在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散原在庚子年的夏天，即陈宝箴遇害的前后，参与了关乎家国天下的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如果在陈宝箴逝前暴露，足以致义宁父子于死罪，如果在陈宝箴逝后传出，散原的性命亦将不保。

　　这个“大事件”，就是当慈禧倒行逆施导致内外交困国将不国之际，八国联军欲犯帝京却又未能实施之时，以“迎銮南下”的名义，逼慈禧释权还政，让光绪重新临御天下。这样既可缓解国内矛盾，又可与洋人达成谅解。其实是为朝廷谋一摆脱困境的久安之计。这一计划既不同于“勤王”，更不同于自立军的武装举动，虽然在内涵上彼此不无交错。但这一计划无疑是一次政变，亦即对戊戌八月慈禧政变的反政变，其危难艰险可想而知。因此陈三立称此一计划为“题外作文，度外举事”。

　　陈三立的这一主张，在庚子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写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人物梁鼎芬的一封特殊的信中，有具体的阐述，下面请看该信的全文：

　　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囊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览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庵老弟密鉴。立顿首。

　　这封信被称作“陈三立致梁鼎芬密札”，最早公诸《明报月刊》1974年10月号，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出版的《梁节庵先生年谱》（吴天任编），亦有载。

　　陈三立写此信的庚子六月十三日，距离陈宝箴的遇害，只有九天的时间。我们当然不好断定该信的内容是否已经外泄，但此信的高度敏感性毋庸置疑。梁鼎芬是陈三立的旧交，两人对朝政的看法不一定尽同，大体上梁的态度倾向于不动摇“国体”，戊戌之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听了梁鼎芬的意见，改得与变法潮流更加划开界限。但梁当年弹劾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因此开罪慈禧被连降五级，刚直勇敢如此，散原不无欣赏。所以密札开头所谓“忠愤识力，犹囊日也”云云，似即指此而言。

　　不久前，笔者有幸在《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二期上，读到戴海斌先生专门释证陈三立密札的文字，所征引之资料翔实可靠，颇能解惑取信。戴文援引《张謇日记》庚子五月三十日条“与伯严议易西而南事”、七月二十八日条“与新宁书，请参政府速平乱匪，为退敌迎銮计”，都有力证实陈三立、张謇等确有“迎銮南下”的计划。而一旦慈禧南下，而不是西行，他们就想借助张之洞、刘坤一两督抚的力量，强迫慈禧退位还政。尤其所征引之宗方小太郎给日本海军省军令部的报告，已将此一事件的原委、企图及可行性，抖搂得水落石出。现特转抄该报告在这里，以明散原、张謇等志士“度外举事”计划的底里真相：

　　因义和团事件之故，北支那局面日坏，如一旦溃裂，日本或独立行动，或与英、美联合，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开立新都，组织新政府，满洲出身大臣及汉族固陋有碍新政者一概排除，幽闭皇太后及宗室以下大员，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在日本等一二国监督帮助之下，施行各项新政，如能一洗旧貌，卓有实绩，则不啻以革命倾覆满洲政府，极利于名正言顺收揽南方支那人心……此际拥皇帝迁都至中原要地号令天下，即使只是表面文章，亦有利于料理眼前旧时局，收束天下人心。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为长江一带最为有力之人物，必预先说服此二人，做好迎驾准备。本日派汪康年（张之洞信任之人）前赴湖北劝说迎驾之事，另派人向刘坤一游说。只是张之洞胆怯，刘坤一过于老成，能否应承此事，难以预料。

　　日人宗方小太郎此份报告可谓直陈题义，盖酝酿中的这一计划，就是“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幽闭皇太后”，“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然后“施行各项新政”。日人有此想应有本国利益的考量，但与陈三立设想的计划大体相符。所要依靠的人事力量，也是刘坤一、张之洞两督抚。而且报告分析的“张之洞胆怯，刘坤一过于老成”，他们能否应承此事尚属未知，也完全符合事实。陈三立密札中的“陶观察之说词”一语，戴文也从日人史料中找到了佐证。陶观察就是陶森甲，字榘林，湖南宁乡人，一位既与晚清诸大吏，又与日人保持联系的特殊人物。陈三立其实与之有旧。说服刘坤一的工作主要由此陶承担，但“刘无所反应”，致使陶等抱怨“刘不足以成事”。故陈三立之密札，在“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句旁加注云：“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可惜后来的结果却是，张也没有“唱”，刘也无从“和”。散原诸人的“度外举事”计划，宣告失败。

　　这件事让陈三立极为失望，事隔两年之后的癸卯（1903年）闰五月，他在崝庐祭墓所写的诗句中，还痛苦地向乃父陈述：“痴儿谬托桑榆计，种树书成酒碗空。”本来想扭转戊戌政变到庚子拳乱的“东隅”之“失”，以期“收之桑榆”，不料所托非人，计划尽管周密，却无法实施，最后落得“酒碗”空空。头一年即壬寅（1902年）所写的谒墓诗中，也有“国家许大事，长跽难具陈。端伤幽独怀，千山与嶙峋”的句子，甚至悲伤地说：“江南可怜月，遂为儿所私。”亦即自己已成为最可怜的人了。由此可知散原将“题外作文，度外举事”这件事看得有多么重大。可以说，他为此费尽了心力。他和“陶观察”陶森甲的往还显然增多了。仅《散原精舍诗集》所存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三年的诗里，就有多首与陶有关。特别是壬寅（1902年）秋写的《榘林五十生日赋赠六首》，尤堪玩味：

　　初忆逢君蜕宅边（长沙周氏蜕园，即唐刘蜕故宅），琼琚玉佩接华筵。江南再见垂垂老，各抚头颅五十年。

　　曾听鸣镝天山下，更看飞鹰黑海西。叱咤风云七万里，闲来肝膈自提携。

　　方丈蓬莱了可攀，楼船持节气如山。神丹受得青童秘，散落人间只等闲。

　　滔天祸水庞蛇动，歃血盟言鸡犬安。毕竟功成不受赏，后人端作鲁连看。

　　朱家郡国尊游侠，杜牧平生有罪言。一二流传在天地，酒酣耳热与谁论。

　　余事遗惊世上儿，倒流江海溅霜髭。英雄自有无穷世，起看瀛寰举一卮。

　　此六首诗写于1902年中秋或稍后几日，因《散原精舍诗》卷上该诗之排列位置，前一首为《中秋夜携客棹舟》，后一首为《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故可以此推定。散原何等尊贵之人，岂是随意给同辈祝寿的？关于陶森甲的生年，根据散原诗写作时间的光绪壬寅，上推五十年，是咸丰癸丑，即1853年，当为陶森甲的出生之年。如是，陶与散原应为同年所生，都是生于咸丰癸丑（1853年）。故诗中第一首尾句“各抚头颅五十年”句，为实写。

　　首句“初忆逢君蜕宅边”并自注“唐刘蜕故宅”，是指两人第一次晤面，是在湖南长沙陈三立府第的花园。第二首写陶游历之广和声名之著，故有“叱咤风云”的形容语。第三首是说陶负有秘密使命，即陈三立参与的秘密迎銮南下的计划。第四首首句：“滔天祸水庞蛇动”，明显指令志士蒙难和国家蒙羞的慈禧，散原称其为“蛇龙”已非一次了。只是此诗不假掩饰，直接称慈禧是一条大蛇，而且是家国天下的“滔天祸水”。而第二句“歃血盟言鸡犬安”，似乎是说为了此项计划，至少陈三立、陶榘林是举行过“歃血盟言”一类仪式的，可知此举的危险性之大以及他们的决心之大。而且相约“功成不受赏”，只要后人理解，他们之所为不过出于鲁连之大义，就足矣。第五首用杜牧《罪言》典，还是极言此举之风险。第六首说，到写诗的光绪壬寅年（1902年）八月，《辛丑条约》签过了，慈禧也回到京城半年多了，但想起来还未免后怕，因为“余事遗惊”尚存。此六首诗是陈三立参与“倒后复帝”活动的又一证据，以及他与此一事件的主角陶森甲的不寻常关系昭然可见。

　　而一年前陈三立在《陶榘林、杜云秋、罗顺循由日本阅操还，适易实甫亦归自西安》诗里，亦曾涉及业已流产的“度外举事”。诗中三四两句：“一驾鼋鼍恣挥斥，一呼鹊共啁喧”，就是当时他们积极从事的写照，认为陶榘林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结尾句的“我亦奎蹄曲隈虱，相看惟有涕痕存”，是说自己在“举事”的路上也迈开了双脚，可惜没有成功，慈禧没有预期南下，而是在西去的“泥涂”上“歌哭”呢。所以当陶森甲自日本归来，彼此相见，无可奈何，“惟有涕痕存”了。

　　这段期间，散原变得极为敏感，各方消息都想弄个究竟。大约与庚子六月十三日写给梁鼎芬的密札约略同时，陈三立另外还有一封致梁鼎芬的信，这样写道：“侍疾兼盛暑，望公等迟日相过。电稿‘还楚皆谈者’等句，仍不甚解，告我何如？必不泄露天机也。节弟。立顿。”信中的关键语词是，梁鼎芬的来电稿中有“还楚皆谈者”字样，陈三立询问梁此语是什么意思。

　　其实此语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湖北那里人人都在说，二是湖北到处都是光说不做的人。所“谈”之事，当然是迎銮南下的“度外举事”。两种含义散原都不愿意看到。因为如是第一种，怕泄露天机；如是第二种，那是说张之洞不愿意践行此事。所以陈三立要问个究竟。以梁的身份，与之谈者，不排除有汪康年等人（汪当时在湖北），但主要还是张之洞。“度外举事”能否施行，关键在刘（坤一）、张（之洞），“刘已矣”，主要看张愿不愿意“唱”了。故散原急切、敏感、焦心，无以复加。他希望梁鼎芬的电报里有上好消息。退一步说，虽然没有做，如果张督愿意“谈”此事，也还不无一丝“希冀”。

　　散原反对慈禧志意的坚决，还表现在他对唐才常和自立军的失败持有惋惜和同情的态度。写于光绪辛丑（1901年）的《得邹沅帆武昌书感赋》一诗，就透露出他的这种态度。“嗟君横舍冷如水，寄食看人行老矣。乃敢张目论世事，弄笔渍泪洒此纸。洞庭东流江拍天，鲈鲔昼徙蛟龙渊。螳螂黄雀皆眼前，李代桃僵亦可怜。”邹沅帆即邹代钧，湖南新化人，舆地专家，曾参与湖南新政，与谭嗣同、熊希龄的观点不合，但对义宁父子敬而重之，从无异词。离开湖南后在张之洞督抚门下绘制湖北地图，是一闲差，实际未获重用。诗的头两句盖即指此而言。

　　邹的文笔不错，淋漓尽致，很见性情。他对义宁之外的很多大吏，包括刘坤一、张之洞，都不信任。庚子北乱，刘、张倡东南互保，他说“以我观之，都系空言搪塞”。唐才常以自立军举事，他深不以为然，但对张之洞在庚子七月二十八日残酷杀害唐才常等，又不无微词。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朝廷肆杀于上，督抚肆杀于下，盗贼又逞其屠戮之杀，洋人则逞其火炮之杀，民之免予杀者，当无几矣。”同样的意思他在致陈三立的信里，当亦有所语及，所以陈三立的诗里，才说他“乃敢张目论世事，弄笔渍泪洒此纸”。五六两句，化用“蛟龙得水”的典故，意即湖北这块土地不简单，各种各样的鱼都到那里去了，唐才常在那里举事，张之洞在那里杀人。可是又怎么样呢？两方面都犯了目光短浅的错误，致使唐才常成了真正的国之虫毒的替死鬼。诗的最后两句，恐怕唯有这样解释，方不失散原的愿意。“螳螂”，指的是唐才常，而“黄雀”，自是喻指张之洞无疑。但他的同情主要在唐才常和自立军身上，因此禁不住直接使用了“可怜”这一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词。

　　陈三立始料所不及的是，他致梁鼎芬密札写后仅过去十二天，陈宝箴就被慈禧赐死了。当时关于义宁父子不利于慈禧临朝的讯息太多了，其中一点点到得“蛇龙”耳边，陈宝箴都难免一死。其实还有自立军起事计划中，唐才常力主由翁同龢和陈宝箴坐镇。只此一条，陈宝箴也逃不过慈禧的第二次杀机。故陈三立在《罗顺循大令，官定兴，以受代，仅免团匪外兵之难。冬闲将家避河南，为书上先公，言祸变始末甚备，盖尚未及闻先公之丧也，发书哀感，遂题其后》诗中，直接醒目地使用了“天发杀机”一语：

　　三千道路书初到，百万生灵汝尚存。天发杀机应有说，士投东海更何冤。破椽骨肉生还地，残烛文章惨澹痕。哭向九泉添一语，旧时宾客在夷门。

　　其实，陈三立即使没有“度外举事”的倒后复帝活动，时当“天发杀机”的庚子之夏，陈宝箴也必死无疑。■

　　（因报纸体例所限，本文所附注释从略，详见作者即将出版的《陈宝箴与湖南新政》）

刘梦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