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雪濤是張春橋的一個特務啊！”

林彪、江青集團文武不和，在黨內路線上有分歧，雙方明明是在鬥、在爭，特別法庭則故意將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稱其為“勾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團當年他們反的就是“四人幫”！不是為此得罪了毛澤東，林彪怎麼會從政治巔峰一落千丈？


《新史記》于鵬飛、杜鵑





“九一三”事件前夕的王維國。攝於1971年8月下旬。（本文圖片均爲于鵬飛、杜鵑提供）

關於遺稿附件5的第11條提到的“游雪濤特務小組”、“掃‘地雷’的鬥爭”，王大章記得曾經兩次聽他父親很憤怒地指出：“游雪濤是個特務！是張春橋的一個特務啊！”其中一次是劉志明來跟王維國匯報工作時，他在一旁聽見的，這已經是王大章第二次聽父親說了。當時正值昆明軍區的譚甫仁被暗殺，各方面都很緊張，北京空司大院團以上幹部還發了槍。王維國他們當時已經覺察了游雪濤的所為，並著手調查，這也是王維國與“上海幫”由不和轉而對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的“游雪濤小組解密”一章，詳細講述了它的來龍去脈，正是徐把游推薦給張春橋的。游雪濤小組從1967年1月起就受到了張春橋的縱容和保護，為了掩人耳目，在張春橋的旨意下，三個月後游雪濤獲得了“上海市革委會群運組副組長”的合法身份，正式成為了張的走狗和幫凶。他們瘋狂的特務活動，不僅威脅到了公檢法，也威脅到了上海警備區，廖政國掌握情況後很生氣，說：“我們上海警備區有一隻伸進來的黑手！”（《張春橋豢養‘文革別動隊’》，劉向上，《揚子晚報》2008年12月2日B7版）

徐講“游雪濤搞情報、綁架、插手的都是專政部門，又是軍隊、又是公檢法，特別是插手公檢法後，得罪了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王維國……與王洪文和我們面和心不合，……他反過來收集到了游雪濤小組活動的材料，這使張春橋感到情況嚴重，那時正是張春橋、江青這一夥和林彪集團發生矛盾的時候，要是王維國把游雪濤的問題攻到張春橋頭上，他會感到非常被動。”（《十年一夢》，133頁）

游雪濤小組的矛頭唯張春橋意志為轉移。二月逆流之後，游雪濤聞風而動，一份葉劍英女婿鋼琴家劉詩昆的父親劉嘯東的情報送到了張春橋手中，張指示“拘留劉嘯東”。幾天後，劉嘯東被拘留，由游雪濤親自審問，此事發生在1968年3月底、4月初，軍管會主任已是王維國。當時王維國“還對游雪濤來了個反特工、反偵察，搜集了不少游搞特工活動的情況，準備報送中央軍委”（見《張春橋豢養‘文革別動隊’》），“9.13事件”後王維國命令將之和收集的其它“四人幫”的黑材料一起深埋而非銷毀，也是耐人尋味的。
徐景賢證實了王維國當年的判斷，也證實了王維國申訴裏所說——“我們和‘上海幫’即江青反革命集團絕無勾結，只有鬥爭”是屬實的。事實上，游雪濤事件反映了張春橋政治上為人陰險；游敢膽大妄為，反映出張春橋及其餘黨在上海已是無法無天，視黨紀國法為兒戲。此舉令王維國與張春橋、王洪文的關係雪上加霜，私底下非常對立，只是雙方沒有撕破臉皮而已。

譚甫仁事件、游雪濤的特務活動以及台灣國民黨特務的活動令當時上海的形勢十分嚴峻，王大章記得劉志明對他說：“今後你爸爸不能一個人、一輛車出去！特別是晚上，必須開兩輛車，沒有車我們公安局可以提供。出去一定要帶上警衛員，不能讓他一個人出去。要加強警衛和保衛！”這番話今天聽來，仍然能夠感受到當時的緊張氣氛。虧得王維國還是堂堂的上海市公檢法主任！

《遺稿》的附件5雖然沒有按照時間順序羅列，而且有的內容短如小標題，我們也不難發現，13條裏居然有9條是涉及到“三支兩軍”和軍管會的。這足以讓人感受當時上海形勢之混亂、“上海幫”之狂妄、王維國之舉步維艱，可謂處處下風，明槍暗箭，防不勝防。這樣的關係，怎麼可能是“勾結”呢？
我們知道的基本事實，林彪、江青集團文武不和，在黨內路線上是有分歧的，雙方明明是在鬥、在爭，特別法庭則故意將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稱其為“勾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團”當年他們反的就是“四人幫”！不是為此得罪了毛澤東，林彪怎麼會從政治巔峰一落千丈？對於“勾結”一事，徐景賢的《十年一夢》也予以澄清，實際上就是否認。江青則乾脆在收到起訴書時對檢察官說：“你們說林彪、江青集團，不對。林彪是一個集團；包括陳伯達、我、康老、張、姚、王是一個集團。林彪集團的頭子是林彪，我們這個集團的頭子，不是我，是毛主席。”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法庭界定“集團”和認定“勾結”的這些依據，如今在歷史面前還站得住腳麼？

王年一指出：毛澤東在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紅旗》1967年第1期）的文末加了一大段黑體字，用“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開頭，其有“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一語。這是對“文革”的評價，已經高到無法再高。顯然，毛澤東自認是其鬥爭哲學的一次偉大實踐，是得意之筆。林彪、林立果等人則從國家秩序和國家發展方向等方面與毛澤東漸行漸遠。

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了劉鄧陶，中央文革就像“毛辦”。邱會作回憶說，他們進了政治局，開始參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總理從愛護、關心、教育我們出發，和我們講了幾次什麼“中央政治”以及屬於“中央政治”範圍裏的問題。什麼是“中央政治”？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邱會作回憶錄》，680頁）。這樣看似簡單的答案，邱多年以後才領悟。以王維國的地位和水平，更是難以想像。他對“上海幫”的反感，也不僅僅是對王洪文等個別人的反感，實際上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困惑。（《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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