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广东“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下)
(续前)(二)消费约制
“文革”时期,国家对个体的消费进行了强有力的约制,集中体现在“需要”绝对政治化与“消费”绝对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工业化,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39 国家实施、实践和实现该战略主要采用了集体主义和禁欲主义两种工具:从生产的层面来讲是倡导集体主义,从消费的层面来讲是倡导禁欲主义。○40 1949以后,集体化制度逐渐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国有化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实际上,集体化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倡导消费上的禁欲主义,要求社会大众最大限度地压缩个体消费欲望和需求,维持基本生活需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历了“需要”的绝对政治化的历史阶段,或者称之为“需要”的国家主义;20世纪80年代之后,“需要”开始出现非政治化。○41“文革”期间,“需要”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具有政治性,“需要”受到国家权力和话语的双重宰制,“需要”的满足是国家权力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国家统一规定需要及需要满足, 是一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个体的消费生活受到国家的全权掌控,消费者只是受控者,不是消费主权者。
笔者将以广东地区服装和布匹消费领域内的几组重要数据为例来进行具体说明。首先,以棉布为例。 1954年9月15日,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广东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根据《广州市地方志》中《日用工业品商业志》的记载,所有棉布及棉布复制品不论花色品种和质量,采取定量、凭证供应,机团公用布和新生、结婚、死亡和灾害等用布,给予必要供应。第一年度定量,干部职工34市尺、居民26市尺、郊区农民21市尺。由于 1960年起国家实行针棉织品统购统销政策,所以1961年到1965年政策实施初期,民用布票定量低到不可思议,城市居民2.1市尺,郊区农民只有1.5市尺。两尺布最多只够给小孩做一件上衣。1965~1967年,供应量有所增加。“文革”开始以后,纱布产量下降,1968年,定量为8.3市尺。被访者多次提到的一丈三尺六寸的布票定量供给主要指1969~1978年间的市面情况。同期,年均社会零售量2666万米。20世纪70年代后,增添新的衣着资源,棉布供不应求矛盾才日趋缓解。○42
其次,以广州市的其他服装供应为例,同样根据《日用工业商品志》中的记载,从1960年8月15日起,广东市面上的卫生衫裤、棉毛衫裤、线衣、线毯、毛巾被、绒毯、浴巾、睡衣、床单(1955年已实行凭票供应)凭布票供应。1961年3月,毛巾、袜子、汗衫背心也纳入凭票供应范围,其他一些小商品,如缝纫线、汗巾、棉毯等也要凭购货证供应,以商品的幅宽、含棉比重、质地密度、重量、规格的不同来确定收票标准。1964年,广东省规定针织品收票标准,3种内衣以90公分为例,每件汗衫收2.5市尺,背心收1.8市尺,棉毛衫裤收5.3市尺,厚绒卫生衫收8.5市尺,每打重14.6~17.5两的毛巾和大人袜每双分别收1.1市尺,床单幅宽6市尺的每条收15市尺。三等品按7折收票,混纺的按用纱比例收票。收票的标准时有变动,随着商品供应的好转,凭票证供应的品种逐步减少,收票标准也相应下降。○43
最后,我们以一个被访者的亲身经历,来反映国家在居民消费领域实行的约制政策的影响。受访者L,印尼华侨,14岁回国读书,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甚至惊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结果被广东建工局选中,担任中国援外建筑队法语翻译。1969年从刚果金回国,经巴黎转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陪同参观巴黎,五人中无一人有相机,遂请求某新华社驻巴黎摄影记者帮忙拍照。受访者对照片质量不甚满意,十分遗憾。摄相时间为冬天,巴黎十分寒冷,援外队员出国前因目的国属热带,因而国家并无大衣配备。相片中三位援外队员(左一为受访者)身上所穿大衣是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暂借的,回国后由单位收缴后统一上交中国外交部。
上述数据和实例旨在说明“文革”时期,国家通过将“需要”和“消费”绝对政治化,来实现对个体消费(包括服装消费)的总体性约制。显然,当民众日常生活中普通的穿衣戴帽之类的事情被绝对政治化之后,所谓“奇装异服”的生存空间可以想象。总之,“文革”期间,个体的一切需要,囊括所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都受到国家政治权力与话语的严格监控与规范。票证制度和配给制度的实质就是国家明确规定人们基本需要的种类、每种需要达到满足的预定程度、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具体物品。这种规定背后隐含的是物品满足基本需要之外的那种最具有合法性的正当理由:“革命需要”、“革命用途”和“革命作用”等。
(三)心理控制
“文革”时期人们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阴影中。阶级斗争如同全能的巨人,其左膀右臂由暴力和恐惧充当,它作为一种结构性的革命话语,时刻控制着民众的心理。
徐贲认为“文革”依靠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动员。“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社会的权力等级、敌我关系、社会机遇、特权分配和人际压迫关系,都是以‘阶级’来划定的”。○44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敌对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ntagonism)之中。○45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鲜明的“敌我”界线。“我”是“我们”,是“好人”;“敌”就是“他们”,是“坏人”。因此,一方面,对党和国家,“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且奉献无限的忠诚;另一方面,“我们”与“敌人”誓不两立。
“文革”期间,中国社会似乎简单地由“好人”和“坏人”组成,一方面,作为“好人”,既然“坏人”不属于人民行列,就不是人,只是“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他们只能有刻骨的仇恨,“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痛打落水狗”;他们只配“剃阴阳头”、挂牌、罚跪、被批斗、关“牛棚”,“不能温、良、恭、俭、让”,要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为此开放了由言语到行动的绿色通道,并赋予暴力合理合法性。
在这种情境中,作为“坏人”,其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必然结果就是深处恐惧的深渊。恐惧使他们遭受强大舆论造就的弥漫性心理压力,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一种无处可逃的、宿命般的自责、绝望、罪孽感、不安全中。他们必须谨小慎微地苟活在一个完全受制于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对随时侵袭自己及家人,使其遭受精神戕害或者肉体迫害的任何政治风波毫无抵御能力。另一方面,一旦祸从天降,他们也只能认罪、汇报和交心,接受批判和斗争,实际上成为程度不等的受害者。○46
随着“文革”的逐步推进,恐惧又出现了新内容:“坏”阶级成分者和“坏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以至最后完全消失。一切成分不好者都成了当然的“坏人”,而一切坏人又都是“牛鬼蛇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因一言一行不慎或莫须有的罪名一下子变成“反革命”,动辄获罪。因此,普遍的安全感缺失与惊恐猜疑情绪的蔓延,成为“文革”时期特有的公众日常生活状态。○47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日常生活势必成为民众“牢记阶级斗争”,实施“革命化” 与“自我表现”的主要空间,而日常着装必然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价值。
首先,着装作为革命趣味的表达工具。“红五类”,尤其指他们中的军人、工人和农民及其子女,他们以身穿军装,工作服和最朴素、最不具有“资产阶级气息”的劳动服来直接表达其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出于信仰和利益,他们对当时着装秩序采取了顺从的着装策略,这属于“规范性顺从”和 “功利性顺从”。
其次,着装作为革命趣味的建构工具。作为家庭出身属于“灰色”和“黑色”的个体往往选择并模仿具有“着装时尚合法性”的“红五类”的着装,以此建构自身的革命趣味,表达他们的政治认同。这主要是基于威逼和强权的“强制性顺从”。这种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日常着装实践的决定性影响。个体的顺从实际上再生产了这种着装秩序,强化了其合法性地位。
最后,对“奇装异服”的态度被当作着装者道德高下和立场正确与否的简易区分工具。奇装异服,或者说着装的一种个性化和唯美化追求,往往与个性和情感、个体主义、性别意识和爱情生活紧密相连。而这些在“文革”时期都受到政治和革命的严加“看管”而成为禁忌。○48 “文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使人的思想革命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的革命”,是确立无产阶级新道德。○49以女性为例,如果她们所穿的服装如果“怪里怪气”、“奇奇怪怪”、“奇形怪状”的话,她们就会被认为“不顺眼”、“太招摇”、“不正经”、“不老实”、“太花哨”、“骚”、“风骚”、 “爱慕虚荣”、 “花枝招展”,她们自然就成为人们眼中的“狐狸精”、 “资产阶级小姐”,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甚至是“走资派”。
因为着装不符合规范而累及人身安全的事件的不断出现,势必带给整个社会一种恐怖的社会心理,“‘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家机器的暴力和恐怖手段加以贯彻”。○50因此,打压“奇装异服”背后的逻辑就是将着装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这实际上是以政治权力干预社会民众的生活权利,以行政手段强行介入民众的个人生活选择问题,从而使社会生活陷入僵化的泥淖,客观上有可能导致政治行为的僵化。“文革”首先是以运动的面目出现,它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清洗”运动,一场思维模式的净化运动,一场价值观念的“纯洁化”运动。正是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全员“洗澡”,当权者试图通过一场全民政治运动的方式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彻底清除,改造“异端”和“他者”,从而在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 “造就”纯而又纯、高尚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成员,建立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高度统一的、纯洁无瑕的大同世界。
综上所述,着装不但是静默的语言,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面向:它规范和调校着民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作为国家规训的结果之一,个体的着装能够型塑或者改变着装者的内涵和身份,从而成为个体建构集体记忆、意识、自我形象和身份的工具。具有“时代精神”(zeitgeist)○51的着装形象能够有助于民众树立对国家、阶层的归属感,优越感和认同感,缔造阶层内部的团结,同时,也能强化对“奇装异服”者的打击和迫害。因此,服装秩序和着装政治是统治者赖以规范社会,建立社会共识及其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六、结论与讨论
“文革”期间,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了国家控制的范围。与之相配合,国家权力通过对宣传工具的全面控制和利用,以红色暴力和红色恐怖作为震慑,以共同理想和公共道德进行诱导,自上而下地创造了一种阶级斗争高于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全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目的是促使社会成员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统一,远离一切异端思想和行为,从而通过服装秩序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表现在个体的着装实践中,就是对“奇装异服”的打压,从而导致“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着装怪象的十年延续。○52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境下,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直接合法性”;○53着装是实施国家权力的具体方式,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结构合法性”;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符合规范的着装使个体获得“文化合法性”。三种手段和方式的配合使用,构成了国家控制个体着装实践的特殊逻辑。“文革”时期国家从政治高压、消费约制与心理压制三个方面对“奇装异服”所进行的独特的规训机制就是一个明证。
目前,学界对于“文革”时期国家权力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和约制的研究尚不多见,从普通人的日常着装的视角关注国家权力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少有。近些年来,香港学界组织两岸三地学者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54先后陆续推出十卷本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余英时认为“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55其中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涉及“文革”历史,○56但笔者认为美中不足的是,通篇看到的都是宏大的历史画卷,看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史学家的眼里,普通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究竟被放在什么位置呢?笔者的思考只是对这个领域的一点点初步尝试。
受到解构分析和后现代转向的影响,西方的文化研究开始注重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本研究而言,文革中,国家对民众日常着装,尤其是对“奇装异服”的规训,使得具有合法性的着装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代表着一种权力和规范。另一方面,这些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观念体系”也被民众部分地、创造性地用作自身反抗的工具。○57本研究强调了国家对于这种合法性资源的掌控和利用,但是,毋庸置疑,民众与国家二者作为相对独立的行动者,他们针对这些可资动员和利用的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展开的争斗和角力从来就没有停止。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双方对于这种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而进行的斗争,恰恰使得这些象征符号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此过程中得到彰显、强化,或者篡改与更换。
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对民众的反抗和超越行动及其策略没有展开。事实上,中国民众对日常生活情趣有着与生俱来的执着,而与政治狂热周旋的姿态,本身就构成了民众自下而上地抵御政治迷狂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从动荡年代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消解政治狂热的清明理性、发现逃避政治昏乱的现实可能的可贵努力,这不仅是发自普通人的生命需求,也暗合了历史的意志,因此,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革”,有可能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注释:
39 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8页。
40 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版,第44~106页。
41 徐贲:《“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载《花城》2006年第4 期。
42 麦少萍(主编):《广州市志·日用工业品商业志》,广州市地方志网,http://59.41.8.134:8080/dfz/main.jsp?type=1&id=06,2006年4月18日访问。
43 同上注。
44 同注②。
45 同上注。
46 同上注。
47 同上注。
4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说、诗歌、“样板戏”、电影、绘画、宣传画、口号和标语等,无不表明当时倡导的英雄人物和典型事件都基本不涉及个体主义、性别意识和个人情感。
49 林彪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名逐利、道德败坏的人”,转引自宋永毅等(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50 同注○41。
51 Blumer. H.,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0(3): 1969, pp.275-291.
52 王宁:《服装体现集体意识转型》,载《南方日报》2003年11月20日,理论版。
53 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o加尔顿(John W Galtung,1990)将“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转引自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与暴力》,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48,2010年5月15日访问。
54 沈志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十卷本),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版。
55《香港中文大学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介》,国学论坛网,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s9oiqzmZxBMJ:bbs.guoxue.com,2009年1月18日访问。
56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版。
57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1页。
孙沛东,共识网,修改版出自《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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