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6日 星期二
一個農村老基督徒經歷的土改和大饑荒
《明鏡月刊》廖亦武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廖亦武提供)
老威:請講一下你所經歷的土改。
張應榮:清匪反霸期間我還住在西南神學院,階級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則黑,和幾十個鄉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關押在則黑小學內。群眾大會開了若干回,重點是沒收土地財產,以及罰款。在沒有對地主和富農動武之前,一些人還在夜半三更偷偷埋點吃的穿的,打算避過風頭再挖出來。可沒想到運動越來越激烈,群眾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會被搜到,那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講究個誠實,罰款,沒錢;財產,沒有。他們搜來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幾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丟在神學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錢吧?
張應榮:就一床鋪蓋,連被面也沒有。他們氣壞了,連罵我不老實,天下哪有這麼窮的地主?開過鬥爭會,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著大棍子在旁邊盯著,瞌睡了要挨打,伸懶腰要挨打,就是動一動膝蓋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裏嗎?
張應榮:在露天。膝下鋪著敲碎的磚頭、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裏還一個接一個的悶雷,震得房梁與瓦片嘎嘎的抖。雨澆在身上,開始還冷,過後就麻木了,因為水已經淹沒了我的大腿根。膝蓋和頭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氹氹都染透了。我嘴裏反復念叨著: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過來,也算神跡了。
張應榮:當時,雨裏跪了一大片,幾十個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貧下中農逼著,各交代各的問題。我的問題主要是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境內,受神學院指派,與外國人接觸過,與解放軍接觸過,與國民黨軍隊也接觸過,到底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後來這些國民黨軍官,有的被捕了,勞改了;有的從昭覺縣去了西昌,去了臺灣——自土改到1979年鄧小平出山,政府來人宣佈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寫了幾百份《坦白書》,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歷史問題”。
李桂芝插話:
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烏的家裏,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帶信來,說你家那個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則黑趕。天不見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懷裏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緊趕慢趕,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時到了則黑。看見他跪在雨裏面,樣子像個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認不出,不是認不出,是魂還沒回到肉殼內。我喊了他幾聲,他總算嗯了一聲,我摸出洋芋喂他,民兵就吆喝著,一棒敲過來。洋芋掉進水裏。可憐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東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烏離則黑有多遠?
李桂芝:90里,我連夜打來回,要走180里。
老威:我們從撒營盤坐車過來,好像走了三、四個小時。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當時我們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獄裏探了一趟,啥忙也幫不上,只好邊哭邊往回趕。攏家時,腳都走瘸了。房子周圍有貧雇農監視著,我一天到晚躲在屋裏,再不敢出門。
老威:後來呢?
李桂芝:運動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來的?
李桂芝:一點一點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沒睡著,雞叫最後一遍了,天也濛濛亮了,我恍惚感覺到房外有哎喲哎喲的呻喚,就起身去看。一打開門,卻見腳下有個渾身磨得稀爛的東西在伸手扯我的褲腿。我趕緊彎腰相認,可憐啊,蒙神的照看,一個快被整散架的僕人才能爬90裏山路回家。他已經動彈不了,最後連呻喚的勁兒也沒有了。我把他抱進屋,在他身子下墊了一張羊皮,羊皮下又墊了一堆草。就這樣緩了一會兒,民兵又來押他去開則黑全鄉的公審大會。他動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罵裝死狗也沒用,他就躺在臺子下面挨鬥,還不准閉眼睛。
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
張應榮:四周有三四千人,圍得跟鐵桶似的;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哪個部位都不能動,扭脖子也要出一頭虛汗。那天被公審的有十幾個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綁,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邊,彎腰90度,還有兩個民兵將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這叫“坐噴氣式飛機”。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終於停了,耳邊還能隱約感覺到小河的水淌。太陽從漸漸散開的烏雲中露出臉,天太藍了,怎麼會有這麼藍的天呢?而在太陽和藍天之下,人們彼此仇恨,被劃為貧雇農的大多數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腳底。難道這就是“解放”?難道在“解放”以前,人們沒有在同一個太陽下,同一個村子裏,蒙上帝的恩寵,和諧地生存了許多年?
“階級敵人”已經被打變形,每張人臉都是腫的,腦袋被石塊、棍棒揍得坑坑窪窪,口水和糞便在上面乾了,起殼了。但是還不夠,還要判刑,槍斃人。就在這次會上,撒營盤和則黑的區長、鄉長、大地主都叫槍斃了;他們的兒子也判了十幾二十年的刑,有的瘋了,有的出獄沒幾天就死了。
我與政治沒啥關係,也說不上“剝削”了誰,因此苟活了下來。可從此落下了風濕病根,終身殘疾。
老威:你沒判刑吧?
張應榮:當時沒判刑,只是作為四類分子,交群眾監督改造,更不准傳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勢一緊張,我就去勞改了。
老威:是正式投入勞改嗎?
張應榮:1958年秋天,公社在撒老烏修水壩,我們3個地富分子被押去挖泥巴,跟著又編入四類分子學習隊,在祿勸縣的角家營和膠山一帶燒了10個月的炭。
老威:學習隊有多少人?
張應榮:二百五、六十人,才勞動了1個多月,就有50多人病倒。
老威:勞動強度太大了?
張應榮:主要是大躍進之後,生活開始緊張,吃不飽。一天才三兩米的定量,熬成稀米湯大家喝,如此,肚子雖然鼓鼓,可一干重活人就全癟。我的身體本來就弱,腳上還長了個大瘡,開頭還硬撐著,可有一天出公差,從早晨走到下午,實在挪不動了,就停下來想歇腳,卻被押解的民兵抽了一棍子。腳上的濃瘡嘩地綻開了,我痛得虛脫,就倒在地上,無論怎樣掙扎都起不來。我感覺要死在這路上了,就在心裏禱告:主啊,我不行了,只能這樣去見您了。不料過了一會兒,他們居然扶我起來,還命令其他人替我背行李。晚上,也破例沒開我的鬥爭會。第二天休息,第三天遞給我一把斧頭,仍叫我上山砍柴去。
那是1959年的夏天,已開始大面積地餓死人了。在膠山真金萬的時候,同我住一起的四類分子就餓死了3個。啥都吃光了,樹皮、樹葉、草,畜生能咽的東西人也咽,畜生不咽的東西人也咽,所以不少人中毒而死。我看見的3具屍體都是光溜溜的,衣裳和褲子扒掉了,嘴皮萎縮,牙齒如鋤頭伸出來,好像隨時準備著去陰間挖吃食。他們都吆喝了半夜,後來就不吭氣了,大家還以為睡過去了,第二天吹哨子也不起,一揭鋪蓋,人已是硬的。
民兵監督我們把坑挖深些,免得餓瘋了的人再去掏。光溜溜地去吧,反正那年頭,大家都看慣了。(未完待续。《明鏡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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