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司馬清揚
在大搞個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種軍人作風,直來直去下令:“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周恩來則更注重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性和潛移默化的藝術性
周恩來與林彪在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方式上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其一是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注重娛樂性與藝術性。中共的文藝是造神文藝,周恩來則是造神文藝頂峰——“東方紅”的製造者;其二是在崇毛的同時貶損自己。周恩來在1966年7月30日同楊繼繩等人座談時,周先是表示自己講的不一定對,要一分為二。楊問,是否毛主席的話也要一分為二?周明確地強調:對主席的話不能一分為二,因為他的話已經經過一分為二提煉過的;其三是當發覺毛澤東有意樹立林彪為接班人時,就把大搞個人崇拜的話語權優先給予林彪,然後在林彪之後再進行表態;其四是周恩來除了對江青給以特別的吹捧之外,還罕見的對陳伯達進行了吹捧。
周恩來在“文革”中大型集會上指揮紅衛兵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唱紅”包裝出“大救星”
在中共的統治下,任何當代的文藝都是具有政治性或者階級性的。周恩來不僅把文藝和政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連個人崇拜都可以被巧妙的糅合進去。
在大搞個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種軍人作風,直來直去下令:“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與這種方式不同,周恩來搞個人崇拜,更注重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性和潛移默化的藝術性。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為人們熟知的,是他親任“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總導演和經常在公眾場合指揮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躍進”失敗之後,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澤東是“一貫正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崇毛的講話,是對高級幹部講的,一般民眾並不知道。而周恩來則在重振民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周恩來此時選擇被冠名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的《東方紅》來讚美毛澤東,是把握住了歷史機會,也摸準了毛澤東當時的脈搏。無論如何令人多少有點感到意外、多少有點令人驚訝的是,時值大饑荒死去的幾千萬人屍骨未寒、冤魂沒有散盡之際,作為最大責任人的毛澤東就以“救世主”、“大救星”的名義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被稱頌。
周恩來作為大歌舞《東方紅》的總導演和總策劃,堪稱嘔心瀝血,從題材選取,到文案策劃,到舞台排演,他都親自過問,身體力行。該劇動用了3000多人的藝術陣容,聚集了當年最具權威和最為著名的藝術家。當事人時樂濛的親屬回憶:伯父(作曲家時樂濛)後來對我講,總理當時比我們還忙,幾乎每天排練都要到場指導,從夜間一直到淩晨二三點。一天深夜,總理神采奕奕、精神飽滿地來到了排練現場,專為“遵義會議”一場節目談談他自己的看法。他指示,一定要創作一首反映遵義會議的歌曲,並指定由伯父完成。完成初稿後,總理立即進行了審聽。審聽後,總理非常坦率地指出:“氣勢不夠,給人印象不深,還有沒有辦法加重曲子的份量?我的意思是加重份量,而不是槍斃這首歌。但這僅僅供你參考。”伯父深為總理的謙虛態度所感動,可是經過再三修改,仍然不足,於是又加寫了一首合唱歌曲《紅軍想念毛澤東》。曲子譜好後,總理又進行了一次審查,這一次,總理連連點頭稱讚,大聲叫好。總理看得真準,這首歌很快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東方紅》的創作和演出,是建國以來歌舞藝術的一座高峰。整台大歌舞一共採用了14首專門創作的新歌曲,其中伯父創作的就達到了7首。伯父後來深情地對我講:“這與總理的親切關懷和親自領導是分不開的。”(《新史記》第7期)(《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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