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长寿县第四年“灾害”：饿死仍在延续

[导读]七千人大会1962年2月7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期间代表们畅谈着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长寿，很多农民的死亡仍在延续。长寿仅仅是一个特例么？

重庆长寿县的第四年“灾害”

1962年元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召开。此时，重庆长寿县（现为重庆市长寿区）正迎来新一波死亡高峰期。

元月10日，七千人大会召开前一天，长寿县人民委员会统计了辖区内浮肿病人的数目：“发病总数为31606人，其中一度10179，二度7829，三度940，肿后干瘦12658，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共死亡已有210人，其他死亡281人。特别是重灾区发病更为突出。如洪湖区现有肿病649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6 .1%，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死亡66人，其他病死亡14人。江南区现有肿病3536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4.4%，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死亡19人，其他病死亡10人。其他复元、旦（但）渡、卫星等公社也有类似严重情况。原属一般地区，近一时期发病也有显著上升。如龙溪区现有肿病4184人，占全区总人口的8.62%，元月10天因肿病死亡74人，其他病死亡164人。”

这份题为《关于防治当前肿病的紧急指示》的档案文件，透露出几个关键信息。第一，进入1962年，浮肿病人及饿死者开始“显著上升”；第二，从肿后干瘦（如无有效营养补助和医治，这意味着即将死亡）者高达一万两千余人看，接下来可能是更大面积的死亡。

“大跃进”期间产生的大饥荒现象，官方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称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近年来，民间学者出于还原历史真实的考虑，认为称“三年灾害”更为妥当。无论如何，学界的一般认知是，这场饿死上千万人的灾难跨度为三年：1959—1961年，到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即告结束。

这样的认知是否准确？

七千人大会有纠左努力，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做了初步总结，但并未平反庐山彭德怀冤案，甚至还坚持“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仍然坚持“三面红旗”的情况下，1962年是如何将农民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笔者在重庆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时，内心即抱有这样一个疑问。只是因时间久远，让受访者准确还原1962年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已有相当难度。

而重庆长寿区档案馆内尘封的档案显示，至少在1962年上半年，仍存在大面积因饿致病、因病致死的现象。回到那份《关于防治当前肿病的紧急指示》的档案，该文件内称：“发病上升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气候寒冷；蔬菜出土量减少；肿病补助×（此字看不清，或为”粮“字———笔者注）有的不落实；防治工作没有很好跟上等。”

患病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粮食，挨饿所致。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大多都被政府征用，藏于仓库或支援友邦。农民到了冬季，连果腹的口粮都已用尽。所谓的肿病粮食补助，其实是要用钱来买的———只是非浮肿病人，没有补粮证明，想买也没处买而已。浮肿病人如果有钱，多了买粮的权利，故名“补助”。

因为肿病粮食补助被有权阶层克扣的现象非常严重，1962年元月10日，长寿县洪湖区万顺公社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肿病粮食补助问题的调查报告》，重点对万顺公社千江大队和四重大队的余家坝进行了调查。

调查报告称：“千江大队（1961年）12月上半月，应补助、粮站已售粮而病人未得到粮的有黄君臣……等13人，占12月上半月应补助人数135人的9.6%，共计贸易粮93斤。12月下半月，应补助、粮站已售粮而病人未得到粮的有蔡锡田……等30人，占12月下半月应补助人数139人的21.58%，共计贸易粮217.5斤（未发出证明一人的7.5斤未算）。”

万顺公社医院1962年元月初调查的结果显示，848人的千江大队，肿病和小儿营养不良患者一共有264人，其中“肿后干枯”患者为149人。1961年12月份的发病人数按理少于264人，但应不止130余人，这似乎意味着只有“肿后干枯”的肿病患者才能得到粮食“补助”。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1961年12月份的肿病患者只有130余人，他们依政策可全部获得“补助”，但政府无视饥饿是一个普遍性存在，对粮食高度“吝啬”，导致半月内肿病患者增加了一倍。

而从13人半个月“补助”93斤贸易粮的数字看，每人所得补助约为7斤，折合每天将近半斤。这或许能延缓他们的死亡，但因为有大约1/10至1/5的粮食补助被生产队和卫生院的干部截留，他们的死亡遂不可避免。

以千江大队12月的粮食补助为例，参与私分者包括卫生人员樊崇福、大队支部书记王金山、会计蔡仁权、文书王秀金、包产队会计吴仁义等人。甚至于作为普通社员的冯中廷，因为和樊崇福是同学关系，也从中中饱私囊。由此可知，肿病患者虽然在政策层面可以享受所谓的“补助”，但并非每人都事实上受惠。

而且，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肿病患者未必能得到住院福利，只有二度以上浮肿才被集中治疗。

值得强调的是，“治病救人”并不被当时的政府视为目的本身，他们“把防病治病作为发展生产、争取粮食回升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人成为发展生产的工具。长寿县人民委员会在《关于防治当前肿病的紧急指示》中称：“在春耕生产之前，治好现有大部分病人，为春耕生产输送一批健壮的劳动力。”

两个多月后，1962年3月16日，长寿县市医疗队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对长寿县洪湖区浮肿发病死亡数字做了汇报。全区40186人，共有12838人患病，占总人数31.9%.死亡数为562人，大约70人中即有一人死亡，其中一月死亡405人，二月死亡157人。

死亡人数在1962年2月开始下降，但4万人的社区内每天饿死5人的规模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社会仍是不可想象的。接下来的档案显示，1962年3月，死亡人数降到41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我没有查到4月份的死亡统计数据，只看到长寿县洪湖区医疗队在1962年4月20日写的一份总结报告：“当前洪湖区各方面形势大好，肿病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群众体制低弱，目前全区还有4768个病人（约占全区总人数5%——笔者注），也还有可能出现新的疾病。”

在4月20日之后，长寿洪湖区曾四次普查水肿病发病情况，依他们所制作的对照表：截至4月21日，20名肿病患者死亡；到5月2日，又有8人死亡；到5月12日，又是8人；到5月29日，14人死亡……我没有查到这之后的发病死亡档案。

小春收割和大春栽种季节到了，这些刚复原或尚未痊愈的农民们，又投入到发展生产的战斗中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仍有人不支倒地；但相较于前三年，最坏的日子的确即将过去了。

七千人大会1962年2月7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期间代表们畅谈着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长寿，很多农民的死亡仍在延续。长寿仅仅是一个特例么？还是说，其他重灾区同样经历这样的1962年？我称其为“第四年灾害”。

韩福东，《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