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重庆长寿县第四年“灾害”:饿死仍在延续
[导读]七千人大会1962年2月7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期间代表们畅谈着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长寿,很多农民的死亡仍在延续。长寿仅仅是一个特例么?
重庆长寿县的第四年“灾害”
1962年元月,七千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召开。此时,重庆长寿县(现为重庆市长寿区)正迎来新一波死亡高峰期。
元月10日,七千人大会召开前一天,长寿县人民委员会统计了辖区内浮肿病人的数目:“发病总数为31606人,其中一度10179,二度7829,三度940,肿后干瘦12658,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共死亡已有210人,其他死亡281人。特别是重灾区发病更为突出。如洪湖区现有肿病649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6 .1%,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死亡66人,其他病死亡14人。江南区现有肿病3536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4.4%,元月分(份)10天因肿病死亡19人,其他病死亡10人。其他复元、旦(但)渡、卫星等公社也有类似严重情况。原属一般地区,近一时期发病也有显著上升。如龙溪区现有肿病4184人,占全区总人口的8.62%,元月10天因肿病死亡74人,其他病死亡164人。”
这份题为《关于防治当前肿病的紧急指示》的档案文件,透露出几个关键信息。第一,进入1962年,浮肿病人及饿死者开始“显著上升”;第二,从肿后干瘦(如无有效营养补助和医治,这意味着即将死亡)者高达一万两千余人看,接下来可能是更大面积的死亡。
“大跃进”期间产生的大饥荒现象,官方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称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近年来,民间学者出于还原历史真实的考虑,认为称“三年灾害”更为妥当。无论如何,学界的一般认知是,这场饿死上千万人的灾难跨度为三年:1959—1961年,到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即告结束。
这样的认知是否准确?
七千人大会有纠左努力,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做了初步总结,但并未平反庐山彭德怀冤案,甚至还坚持“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仍然坚持“三面红旗”的情况下,1962年是如何将农民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笔者在重庆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时,内心即抱有这样一个疑问。只是因时间久远,让受访者准确还原1962年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已有相当难度。
而重庆长寿区档案馆内尘封的档案显示,至少在1962年上半年,仍存在大面积因饿致病、因病致死的现象。回到那份《关于防治当前肿病的紧急指示》的档案,该文件内称:“发病上升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气候寒冷;蔬菜出土量减少;肿病补助×(此字看不清,或为”粮“字———笔者注)有的不落实;防治工作没有很好跟上等。”
患病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粮食,挨饿所致。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大多都被政府征用,藏于仓库或支援友邦。农民到了冬季,连果腹的口粮都已用尽。所谓的肿病粮食补助,其实是要用钱来买的———只是非浮肿病人,没有补粮证明,想买也没处买而已。浮肿病人如果有钱,多了买粮的权利,故名“补助”。
因为肿病粮食补助被有权阶层克扣的现象非常严重,1962年元月10日,长寿县洪湖区万顺公社还做了一个专门的《肿病粮食补助问题的调查报告》,重点对万顺公社千江大队和四重大队的余家坝进行了调查。
调查报告称:“千江大队(1961年)12月上半月,应补助、粮站已售粮而病人未得到粮的有黄君臣……等13人,占12月上半月应补助人数135人的9.6%,共计贸易粮93斤。12月下半月,应补助、粮站已售粮而病人未得到粮的有蔡锡田……等30人,占12月下半月应补助人数139人的21.58%,共计贸易粮217.5斤(未发出证明一人的7.5斤未算)。”
万顺公社医院1962年元月初调查的结果显示,848人的千江大队,肿病和小儿营养不良患者一共有264人,其中“肿后干枯”患者为149人。1961年12月份的发病人数按理少于264人,但应不止130余人,这似乎意味着只有“肿后干枯”的肿病患者才能得到粮食“补助”。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1961年12月份的肿病患者只有130余人,他们依政策可全部获得“补助”,但政府无视饥饿是一个普遍性存在,对粮食高度“吝啬”,导致半月内肿病患者增加了一倍。
而从13人半个月“补助”93斤贸易粮的数字看,每人所得补助约为7斤,折合每天将近半斤。这或许能延缓他们的死亡,但因为有大约1/10至1/5的粮食补助被生产队和卫生院的干部截留,他们的死亡遂不可避免。
以千江大队12月的粮食补助为例,参与私分者包括卫生人员樊崇福、大队支部书记王金山、会计蔡仁权、文书王秀金、包产队会计吴仁义等人。甚至于作为普通社员的冯中廷,因为和樊崇福是同学关系,也从中中饱私囊。由此可知,肿病患者虽然在政策层面可以享受所谓的“补助”,但并非每人都事实上受惠。
而且,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肿病患者未必能得到住院福利,只有二度以上浮肿才被集中治疗。
值得强调的是,“治病救人”并不被当时的政府视为目的本身,他们“把防病治病作为发展生产、争取粮食回升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人成为发展生产的工具。长寿县人民委员会在《关于防治当前肿病的紧急指示》中称:“在春耕生产之前,治好现有大部分病人,为春耕生产输送一批健壮的劳动力。”
两个多月后,1962年3月16日,长寿县市医疗队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对长寿县洪湖区浮肿发病死亡数字做了汇报。全区40186人,共有12838人患病,占总人数31.9%.死亡数为562人,大约70人中即有一人死亡,其中一月死亡405人,二月死亡157人。
死亡人数在1962年2月开始下降,但4万人的社区内每天饿死5人的规模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社会仍是不可想象的。接下来的档案显示,1962年3月,死亡人数降到41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我没有查到4月份的死亡统计数据,只看到长寿县洪湖区医疗队在1962年4月20日写的一份总结报告:“当前洪湖区各方面形势大好,肿病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群众体制低弱,目前全区还有4768个病人(约占全区总人数5%——笔者注),也还有可能出现新的疾病。”
在4月20日之后,长寿洪湖区曾四次普查水肿病发病情况,依他们所制作的对照表:截至4月21日,20名肿病患者死亡;到5月2日,又有8人死亡;到5月12日,又是8人;到5月29日,14人死亡……我没有查到这之后的发病死亡档案。
小春收割和大春栽种季节到了,这些刚复原或尚未痊愈的农民们,又投入到发展生产的战斗中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仍有人不支倒地;但相较于前三年,最坏的日子的确即将过去了。
七千人大会1962年2月7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期间代表们畅谈着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长寿,很多农民的死亡仍在延续。长寿仅仅是一个特例么?还是说,其他重灾区同样经历这样的1962年?我称其为“第四年灾害”。
韩福东,《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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