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次生日家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下）


　　毛指示林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问题。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在这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

　　在12月6日会议上， 对陶铸进行了严厉批判。王力等人指责和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陶铸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陶铸还谈到他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十五条》的某些观点。他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他进而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林彪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在整个工交战线，刘邓的影响不但是50天的问题，而且整个17年都影响很大。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4—665页；《劫后长忆》第179页）

　　林彪讲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传达了毛的意图。

　　12月9日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还搞了一个《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个文件12月15日由中央发布。这样，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就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中去了。

　　毛具有挑战和应战的性格，越是遇到阻力，越是要以更大的力量冲破阻力。十年文革史反复表明，不论是谁挑战文革，毛都绝对不容。他不断创造和提出新概念，花样和手段也经常翻新。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和农村，毛在1966年12月26日特地举办了一次生日家宴。被邀参加的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场），而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在家宴上，毛讲了一大篇话，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3－695页)吃饭时，毛举杯祝酒：“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全国全面内战”，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一个新概念；文革后，关锋告诉我，在毛生日家宴上听到他这样讲，都怔住了，觉得很不好理解。

　　关锋和王力根据毛生日家宴讲话精神起草了《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把毛说的“全国全面内战”修正成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起了开辟文化大革命新阶段作用的元旦社论，无疑也是经过毛审阅的。

　　人们看到，毛这次生日家宴简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就是在这里，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评说道：“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见第1462页）这确实是毛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一次突出表现。

　　此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所以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工矿企业和农村更广阔的领域推进，即“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语）。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的“天下大乱”。说得文明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元旦社论的号召，针对性很强。社论说：“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那是指何人？当然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从上到下的广大的各级领导干部，具体和直接针对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的陶铸。据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回忆，毛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6－697页）王力还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指示，在毛主席看来就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停留在学生和文化团体中搞，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防复辟就解决不了。他认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就是这个问题。加上这时各省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是有人抵制文化大革命，是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他认为错误路线的代表是陶铸。因此，他对陶铸的问题抓得很紧，把它作为中心。” （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84—685页）


　　三、谁是打倒陶铸的决策者？

　　有人说：“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我认为，在打倒陶铸中，江青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干将和急先锋，但她不是决策者。

　　按照曾志的说法，从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满脑子装满了文化大革命、视文化大革命为命根子的毛三、四天都不知道吗？请看，他1月8日对陶铸的说法。这天，毛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是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54—155页）据王力回忆：“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这不是说明毛要打倒陶铸吗？这不是他公开批准陈伯达、江青等1月4日的行动吗？能够说打倒陶铸不是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历史常有小插曲。对毛关于陶铸的这个讲话也是如此。陶铸夫人曾志看到毛这个讲话，说：“我不相信主席说陶铸不老实，是不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了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见《陶铸传》第370—371页）毛泽东在“不老实”下面画一横杠，并打上一个“？”，这是什么意思？非常难解。其玄机，高深莫测！这是不是毛反问曾志：“……你说呢？”居然还把这封信退给曾志，这使本人作何感想？曾志和毛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在这里，毛是不是做得太绝了！

　　顺便说一下，对这个问题，亲自参加在毛那里开会的王力证明：“我记得（毛）说很不老实……曾志回忆说毛主席不会说陶铸不老实，可能是说‘不老成’……”（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和曾志不同，她女儿陶斯亮2012年4月3日给我的信中认可毛说陶铸“不老实”，她说：“……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 。这点毛己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

　　我们还是撇开这个小插曲，着重谈谈毛对打倒陶铸的态度。

　　陶铸究竟是谁打倒的？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个人即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最早公开说并形诸文字：陶铸是毛主席打倒的。他说：“直到现在（他的书是2001年出版的），谷牧的回忆录中，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曾志也这样说。”（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8页；所说“谷牧回忆录”显然不是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谷牧回忆录》，可能是2000年前发表的单篇文章；就是在《谷牧回忆录》中讲的仍然是“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见该书第218页）

　　我认为，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应该承认和确认王力（他是打倒陶铸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也正是在打倒陶铸之后，他成为宣传口的总管）的说法完全符合事实。这符合事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陶铸确实是毛打倒的，这是历史的真相；因为除了毛，没有人（如林彪、周恩来）要打倒陶铸，也没有人能够打倒陶铸。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这样的话：打倒刘邓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当然包括陶铸了）那是毛的决定，莫说我们（指他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也不是说了算的。我看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和实话。所谓符合事实，再就是，连睿智聪慧的老革命家而又心知肚明的陶铸夫人曾志都不说、都不点出这一点，即不指明打倒陶铸的真相，遑论他人——这恐怕就是党文化和党的教育以及党的纪律和党的某种需要所使然的了。可悲，也无奈！

　　王力说：1967年1月4日，“江青叫陈伯达把陶铸问题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不是突然的，而这个公开宣布是突然的。”陈伯达在这天接见湖北省揪王任重代表团的会上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又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他在北京接见你们（指12月30日的接见）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革小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小组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独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陈伯达说你们揭露陶铸，揭得很好，这是给我们的支持。”（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7—678页；又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519页）

　　实话实说，陶铸并不是到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的12月中下旬已经靠边站了，甚至政治局常委开会都没有他了。王力说：“一九六六年底，十二月份，剩下的常委（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就是这种状况。此外，刘、邓已经不能容忍了，陶铸也不能容忍，在毛主席心目中陶铸和彭真一样。”王力还说：“陶铸问题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公开地打倒陶铸，发生在这一天，即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他的意见……”（见《王力反思录》下，第711、714、778页）

　　如前所说，毛在1月8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是实际批准了陈伯达、江青1月4日所采取的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的。而到2月10日，毛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毛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可是毛又说，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55页；该书把2月10日误为2月6日）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毛不同意陈伯达、江青公开打倒陶铸的根据。这样说，显然不能服人。请看，毛这天的说法有一丝一毫不同意打倒陶铸的意思吗？我看没有。如果有，毛为什么不叫陶铸以他原来的地位和职务继续工作？当时，毛乾纲独断，他的话，可是“一言九鼎”，用林彪的话说：“一句顶一万句”。不错，毛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这个指责是一个假命题。不论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讲，还是从实际讲，一个“五号人物”打倒“四号人物”都是不可能的。就从毛这天的谈话中也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一个名列第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是毛亲自任命的），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绝大错误？可是毛说：“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他这个说法可不可用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我看毛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一的错是什么？可能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时间和方式上，或许有不妥，即有毛不满意的地方。

　　照我看，打倒陶铸的过程和情况，大致说来，就是这样。

　　毛在打倒彭真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打倒刘少奇时也大言不惭地说过（大意）：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动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内确有这样的地位和权威——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皇帝的地位和权威。证明这点，打倒陶铸也是实例。擢升陶铸，打倒陶铸，都是毛一句话。陶铸这样一位高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经过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也没有下达中央文件，就蛮横地被打倒了。从1967年2月10日，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批评”陈伯达、江青起，一直到陶铸1969年11月30日被迫害致死，他没有再说过什么话。这表明陶铸在毛心里和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

　　阎长贵，《炎黄春秋》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