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安徽省委“反右傾思想、反溫情主義會議”

【導語：曾希聖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和社會主義教育运動中，製造了幾十萬宗寃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三年人禍之中，又謀殺了至少五百萬农民；曾希聖分明是血債累累、罪惡滔天的劊子手。但是在“隆重”舉行的“曾希聖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他卻被吹捧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曾希聖罪惡的一生成了“光榮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奮鬥進取、開拓創新的一生。”真是顛倒黑白、無耻到了極點。联想到共產黨从不為餓死的三千多萬農民開過紀念大會，从不緬懷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殺的數以十萬計的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家属，从不為死難礦工下半旗，人們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殘民以逞、與民為敵的反人民性。】

一九五七年夏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又一次大難臨頭，在狂風暴雨般的反右派運動中，許多人跌入水深火熱的陽謀陷阱，正遭滅頂之災。然而毛澤東一夥仍意猶未盡，還要激浪鼓風；唯恐水之不深、火之不烈。七月十五至二十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反右傾思想、反溫情主義會議”，認為“在當前，右傾思想、溫情主義是比較突出的”，向各地、市委書記“傳達了最近毛主席指示和中央電話會議精神”；對已進入反右派鬥爭的單位(分別不同類型)和尚未進行大“放”大“鳴”的單位(工廠、中學、縣、區、鄉、社等)分別作了研究和部署，要“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反右派鬥爭”。屬“絕密文件”的該省《內部資料》當年第四十七期，以《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屬機關反右派鬥爭正在走向深入》為題，通報了中共安徽省委召開的這次會議的精神。五十年後，有幸看到這個歷史文獻，對剖析和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共產黨人的人性以及反右派運動的罪惡，或許有一定的参考價值。（以下未註出處的引文均來自該期《內部資料》）

中共安徽省委和中共湖南省委，誰抓右派多

當時，安徽省反右派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並且取得了十分“偉大”的成績。據同一期《內部資料》說，安徽省文聯機關共有五十個工作人員，除因公長期在外的八人和勤雜工二人外，實际參加运動的只有四十人；但到八月為止，該处已抓了十名右派分子：戴岳、王影、錢鋒、石青、耿龍祥、羅秋帆(以上為中共黨員)、劉俊明、呂伯儔、曹玉模（以上為共青團員)、吴文惠（白盾）。又點了“積極參與了右派反黨活動”與“散布了一些嚴重的右派言論並亦參与了一定的反黨活动，但尚不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吳晨茄、王思翔（張禹）、周覺鈞、謝竟成、賈夢雷等六人的名字。
五十年後，舒影在《往事不堪回首----安徽省文聯反右鬥爭五十周年祭》中透露，這些“不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人後來還是當了右派分子。“文聯反右小組把已確定為右派的十七人名單寄給《人民日報》”，《安徽日報》在頭版發了一條消息，公開點了呂宕、曹玉模、謝竟成、劉俊明等四人的名，說他們“是右派分子向党倡狂進攻”。這四人中呂宕、謝竟成，原先並未劃為右派分子。這裡，右派分子所佔比例為百分之四十二點五，超過了《新湖南報》社。
《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曾被稱為“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當時《新湖南報》編輯部包括《湖南農民報》在內，一百四十五人（汪澍白：《讀〈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有感》），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佔當時編輯部總人數的比重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且多是新聞工作骨幹，其中編委八人，包括原社長鄧鈞洪、原副總編輯蘇辛濤等。有的同志早已調離報社，也調回批鬥。《湖南省志》說：“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全國新聞界無出其右。”“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是真的，因為“《新湖南報》社的實際戰績超過毛的最高估計三倍多”。但是說《新湖南報》挖出的反黨右派集團是“湖南獨有、舉國無雙的最龐大的一個”，“全國新聞界無出其右”便不準確。至於“不論就百分比來說，還是絕對數字來說，新湖南報在當年全國各新聞單位中都居第一位”(朱正：《丁酉年紀事》)也值得研究。
安徽省文聯所屬的《江淮文學》一共十四人，有十二個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只有兩人倖免；此比例更高達百分之八十三。蚌埠市《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分子，包括组长张锲，則是全軍覆沒。這個記錄是否“全國唯一”，仍待求證。但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和知識分子為敵的反智反人民本性，在這裡己表露無遺。更可怕、可恨的是中共至今仍堅持這反動立場，毫無改弦更張的跡象。
在四川省《成都日報》社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鐵流(黃澤榮)先生，至今仍橫遭迫害，被剝奪出境權；去年十二月，他被禁止去香港；今年二月，他又被禁止去埃及，而且蠻橫又不講理。

恐怖氣氛籠罩安徽省，籠罩全中國

當年，蕪湖專區醫院共十四個幹部，劃了七個右派分子，佔了百分之五十；蚌埠市財政局共三十四個幹部，劃了十五個右派分子，比例為百分之四十點七。這两個單位雖被當作“面劃得過寬”的例子，但我相信這些上了初榜的人仍逃不出當右派分子的命運；如前述的谢竟成，最後還是要戴右派帽子的。但究竟如何，希望有倖存者和知情人出來說明真相。以前以為“選舉右派”是笑話，今天終於看到實例了；原來蚌埠市稅務局就是用“群眾投票”的辦法“確定”誰是右派分子。共產黨真不愧是毛澤東所自詡的“創造人間奇迹”的高手。
恐怖氣氛籠罩着安徽全省。“據各地報告，截止七月二十日止，共發現逃避鬥爭的二起（六安專區、蕪湖市）；自殺身死一起（蚌埠專區淮北公路運輸分局姜福海）”；蚌埠鐵路分局張祖英被責令“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立場和動機以後”投河，被指“假自殺、威脅組織”；逃跑三起（安慶市、淮南市、蕪湖專區）”，其中安慶市的龔兆慶（市民革主委、經省批准為鬥爭對象）和淮南市礦務局的張金榮，則“下落不明”。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組織處處長、省文史館員呂蔭南“畏罪自殺”。
謝泳先生對“新中國”的自殺現象作過很細緻、很深入的研究，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中指出：“五十年代是一個恐怖時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殺現象的大量出現，當時無論是上層官員還是基層幹部都習以為常，並沒有採取措施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甚至於還幸災樂禍，推波助瀾。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自殺事件更達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個高峰。謝泳指“這是一個絕望的年代，除了自殺沒有別的路可走。”真是一針見血。

這是一個絕望的年代

反右時發生的大量自殺事件並不公開報導，作為中共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參考》也只報極少的一部份，但已很觸目驚心了：投北京大學未名湖自殺的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既未鳴放、也沒反黨言論，卻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右派分子。雲南昆明政協委員、資本家湯汝光本是反右派積極分子，不料仍“可能被定為右派”，於是跳河自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女生江鳳英是該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什麼？》的第一位署名人，被連續鬥了三天後跳樓自殺。著名電影演員石揮連續被批判鬥爭兩天后，跳揚子江自殺。自殺的還有胡適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廣州水利發電設計院技術員黃倩，是黃金榮的堂侄孫女；著名的電影導演史東山；曾任周恩來機要秘書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著名女散文家楊剛；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江蘇醫學院陳少伯教授；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師資訓練班學員陳君豪；武漢醫學院學生劉卓勳；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畢長林；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胡漢懺；遼寧省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姜陟庭；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陸立時（女）和工友施永豐等。為抗議劉賓雁、徐鑄成被打成右
派分子，《北京日報》戚學毅、《文匯報》梅煥藻跳樓自殺。西南農學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表示要自殺；遼寧省吳潤芝（民進大連市委秘書長）表示“活著沒意思”，被認為“以死威脅”。
還有，清華大學陸續發生六起學生自殺事件，“團組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黨把責任推給了牠的助手)。兩百多個歸國華僑學生，百分之八十被鬥，已有一個跳樓自殺。重慶發生自殺事件六起，死六人：其中東林煤礦生產科長王彬，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黨員，“有一系列的反動言論，為肅反對象鳴冤；其妻(與中共)有殺父之仇”，因此全家三口自殺以表示“不與共產黨同處一世界”。武漢各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的一周之內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殺的有五人（一人得救）。
共產黨各級頭目對自殺者的態度也很值得注意。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彭先贊投江自殺後，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許道琦“指示該院不能因此影響反右派鬥爭的進行”，於是院方“進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論，團委會還宣佈了開除彭的團藉，據說學生中反映還好”。中共山東省委候補委員、《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畏罪自殺身死，《大眾日報》根據中共山東省委指示已經和正在召開各種會議，並通過大字報聲討劉建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肅清劉建的影響。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毛共之賤視生命，冷酷無情，亦不自其時始；鎮反時至少五十萬人自殺，中共中央的方針仍然是“不要過早糾正過度行為”。（《
二十一世紀》，一O二期三十八頁）。其冷血、其狠毒，豈是“虎狼、魔鬼”之類所能比擬。

反右運動，禍及農村

一九五七年，中國共產黨在城市、機關、企業、工廠、學校大抓右派分子之外，還大張旗鼓地在全國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沿用土改鬥地主的辦法”，肆意作踐農民。如吉林省，乾脆把農業社員“劃分為左、中、右三等，進行反右派鬥爭”；蕭家社把偽警察、地富分子、不遵守勞動紀律、不愛護公共財物、幹活好拿輕躲重或說過落後話的社員都劃為右派，列為反擊對象；懷德縣幹部認為“落後言詞就是右派言論”，劃出了百分之十的落後分子和百分之三至四的不滿分子，進行批判；白城縣幹部認為可以借反右宣傳機會整落後社員。（新華社長春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訊）其恐怖程度並不亞於反右派，因此也發生不少自殺事件。
新華社鄭州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訊，河南省信陽地區等農村有十八人自殺，其中屬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者四人，農民二人。(新華社記者在此故意用“畏罪自殺”來為中共開脫殺人罪責。)
江蘇省吳縣六天發生三起自殺事件，皆因亂扣政治帽子、查糧、抄家、打人、綁人等，其中有富裕中農朱鳳岐甚至跑到副社長朱相文家上吊死亡，以示抗議；泗陽縣搞所謂“社會主義大辯論”，對農民採取罰站、罰跪、繩綁、打駡、關押、抹屎吃、向臉上亂潑亂摜尿屎乾糞等，以致有人逃亡，生死不明。
山東省農村也因“批判面過寬”、亂點名、亂鬥爭、翻糧食，乃至打人、捆人、罰跪、遊街等現象，造成自殺事件五十七起（內未遂九起）。該省在秋糧徵購、定銷工作中個別地區農民也發生鬧糧、外逃和自殺現象。
青海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十二天內有十一人自殺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漢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農八人，下中農一人，貧農一人。“死者大多數是思想落後，沒有破壞活動；少數有破壞活動，也不夠法辦程度。”但死了就死了，死者既無須可憐，更不用賠償：作惡者也沒有責任，更不受懲罰。

 河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中，據不完全統計，五十三個縣發生一百零五起，死九十五人。除“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頑偽人員”外，富裕中農四人，中、貧農十九人，軍屬二人，村、社幹部三人。由於被鬥爭、打、拉等，感到無路可走。其他各省也不例外，不勝枚舉。

可見反右運動，不僅知識分子倒霉，也禍及農村。實際上，從中共高級幹部、解放軍官兵，到小學教師、商店職員、工廠工人、鄉下農民，各階層、各群體，都被殃及。
毛澤東及其一夥正是以這種鎮壓一切反對者、異議者或假想和潜在的反對者、異議者，而製造人民對暴力的恐懼，達到他們維持、鞏固獨裁統治的目的。所以，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運動“急躁情緒也開始露頭”、“面劃得過寬”、自殺、逃跑事件頻頻發生的時候，仍然大反“右傾思想”，大反“溫情主義”。

中共安徽省委怎樣反“右傾思想、溫情主義”？

“一、思想麻痺，認為本單位沒有右派分子。六安地直機關部分同志包括少數單位負責同志認為黨外有右派，黨內沒有；一般幹部中有，負責幹部中沒有。有些單位的中間分子對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認為僅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對揭發右派分子的一些事實材料，有懷疑。”聲稱奉行唯物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卻這樣可怕地相信唯心主義：不但每個單位都有右派分子，而且還有一定的比例；不但“一般幹部中有”，“負責幹部中”也要有；否則就是溫情。只要是“右派分子”，不管真右假右，其言論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不管真反假反，就是“政治問題”，只要“揭發”就是“事實”，便不許“懷疑”；否則就是右傾。所以，二十多年後，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要“糾正”的，實際上是百分之百寃案的一百多萬右派分子，就是如此逼出來的。
“二、怕搞錯要糾偏。安慶市西市區區委書記錢福祥說：‘不要搞得過緊，三反、肅反都是這樣，搞出問題又要糾正。’”不怕“搞出問題”，又不怕“糾正”，更可以免卻溫情、右傾的危險；那麼，還有不大開殺戒的道理嗎？(這位錢福祥先生應該是黨內右派分子了，你看他“攻擊”了偉大的三反、肅反運動。錢福祥先生是否還健在呢？我很想知道我的猜測對不對。)

“三、畏難情緒。蕪湖市公安局領導上怕力量不足，駁不倒右派分子，遲遲不敢交鋒。合肥市有的單位鬥了三、四個回合鬥不下來就束手無策；房產局的負責同志說：‘我們實在辦法不多，請領導上説明我們想辦法。’”天可憐見，當“駁不倒”、鬥爭“辦法不多”被我黨判為溫情、右傾之後，中國人民的戰鬥力和創造性便達到空前的水準。駁，是文鬥；既然文鬥不行，就只好武鬥，採用暴力；文鬥說服不了你，就用武力來壓服你。於是乎，喊口號、辱駡、罰站、罰跪、彎腰、關押、毆打、吊、綁、車輪戰，直至肉體消滅。這套“逼、供、信”辦法從江西蘇區肅反、延安整風搶救用起，中經三五反、肅反、反右，從未間斷，且應用裕如、花樣翻新，到文革而登峰造極。這都是偉大的黨和領袖耳提面命、不斷督促的結果。

“四、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怕出亂子。蕪湖市糧食局領導同志強調和風細雨，不要扣帽子。合肥市人民銀行領導小組組長見群眾畫了很多反右派鬥爭的漫畫，顧慮右派分子受不了。”如果有人說共產黨殘暴、毫無人性，不講道理、亂扣帽子，在黨內外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定被指為是敵對分子，是反共反華勢力的反動宣傳；然而，人們卻從“保密”的共產黨內部文件看到：“和風細雨，不要扣帽子”是屬於溫情和右傾，歸入被批判、被打倒之列。算是不打自招。

“五、對搞深搞透的精神認識不足。有的只注意批判已暴露出來的反動言論，不注意深入揭發更多活動事實。合肥市有些單位當右派分子開始低頭時，即認為差不多了，想草率收兵；有的單位認為經過一般的批判，只要右派分子低頭就行，搞久了會影響業務。”共產黨是以整人為樂、以殺人為樂；豈能以“批判已暴露出來的反動言論”、“右派分子開始低頭”為滿足。所以它預先設定了你有“更多活動事實”，正象鎮反、三五反按比例抓人、殺人一樣，早已“胸有成竹”。

“六、有些中間分子對右派分子不義憤、不積極鬥爭。蚌埠地直機關少數單位的某些中間分子借口工作忙，不參加辯論會；有些人在小組會上不發言、不表示態度；糧食局有一黨員科長不願意整理本科右派分子的材料，怕影響關係，以後不好工作。”這一段話很有意思，證實了胡適先生的話，在共產黨統治下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每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通同作惡，當“不義憤、不積極鬥爭”都成了罪過的時候，叫做“革命”的這部殺人機器便開始瘋狂轉動了。其結果，包括這部殺人機器操縱者在內的任何人，都有被這機器絞進去的危險了。

李世農反黨集團案

果然，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就通過了《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黨籍的決定》，這就是大反右傾、大批溫情的結果，是反右運動的“深入”的偉大成就了。李世農是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副省長，楊效椿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員、組織部部長、省檢察長，李銳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員、省副檢察長；原省司法廳黨組書記、副廳長陳仁剛，也是這個“反黨集團”成員。他們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是革別人命的革命家，是手上染了別人鮮血的無產階級戰士，這次也被絞進殺人機器，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黨集團成員，一嚐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了。
一九五九年，曾希聖在廬山會議上逢君之惡，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回安徽後又繼續“反右”，鬥倒了張愷帆。張愷帆時為安徽省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因糾正浮誇風，下令解散無為縣公共食堂，被曾希聖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出黨，撤銷副省長等職務。安徽的幹部，都攝於曾希聖的威風，噤若寒蟬，連省長黃岩在他面前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O年，曾希聖又兼中共華東局第二書記，居“柯老”(毛澤東的好學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之後；再兼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儼然兩省總督；真是聖眷日隆，勢焰薰天。曾希聖不可一世、胡作非為的結果是，使安徽省餓死的人數在全國處領先地位。據歷史學家唐德剛回鄉探親時，聽他的學界政界朋友估計，餓死者蓋在二百萬與六百萬之間。身受其害的茆家升先生說是五百萬。
再八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共安徽省歷史上，任期最長、權威最高、貢獻最大的主要領導人”(《中國將軍政要網》)曾希聖，也在中共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位置上也遭衝擊。(遭了些少報應？)一九六八年死亡。
值得一書的是，二OO四年，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隆重舉行曾希聖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為這位大抓右派和右傾分子的左王、大躍進的吹牛大王、致數百萬人餓死的劊子手大唱頌歌，評功擺好，什麼“共同追憶曾希聖同志革命戰鬥的一生”啦，什麼“深切緬懷曾希聖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貴品德”啦，什麼“號召全省人民大力弘揚革命前輩的崇高精神”啦，真是無耻到了極點。人們不禁要問，共產黨什麼時候曾為餓死的三千多萬農民開一個紀念大會？什麼時候緬懷一下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殺的數以十萬計的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家属？
安徽人民的罪人曾希聖在安徽省抓右派也是有其獨創性的，他在毛澤東的“六條標准”以外又加了两條：反對他強制推行的所謂農业“三改”和反對本單位領導的，都是右派。更卑鄙的是他在一九五八年教師暑期學習班中用考“是非題”的辦法抓右派，凡是認為“黨天下”是對的而画了“＋”號的，都成了“儲安平的應聲蟲”，定為右派分子。僅在蕪湖專區門口塘農林牧場，就囚禁了近一千五百名右派分子。這些人除了中小學教師外，基本上就是各基層單位的辦事員、小職員、業務員、營業員、保管員、送貨員，甚至有扛大包的苦力。(茆家升：《卷地風來》)喪盡天良，一至於此。

中共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主義戰士＝殺人兇手

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發表“重要講話”，把曾希聖吹捧成“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強調“曾希聖同志的一生是光榮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奮鬥進取、開拓創新的一生。”“不僅要緬懷他”、“敬仰他”，還要繼承他的遺志。原來，殺人越多，就越優秀，整人越狠越革命，罪大惡極才叫忠誠戰士。最近，中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治平與一女子在办公室內被下属槍殺(殺人者為情、為財、為權、為分賍不勻，還是為民除害，有待中紀委專家考證)而被封為“革命烈士”；饮酒过度死亡的信阳市人口计生委主任郭世忠也被近記一等功，追认“革命烈士”、“好党员、好干部”，就是中共這個革命老傳統的發揚光大。
王太华的講話露出了中共“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的馬脚，這說明中共整人、殺人的本性沒有變、也不會變，他們一定會把整人、殺人的事業進行到底，把禍國殃民、賣國求榮，立黨為貪汚、立黨與民為敵，一黨專政、一人獨裁的事業進行到底。
這或許就是重溫中共安徽省委“反右傾思想、反溫情主義會議”這個歷史事件，重溫《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屬機關反右派鬥爭正在走向深入》這個歷史文獻的價值所在。

反右傾思想、反溫情主義的源頭是毛澤東

當然，“反右傾思想、反溫情主義”並不是安徽省的獨創。《人民日报》早在七月八日的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中就下了追殺令：“有一部分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抱着观望态度。他们在心里盘算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不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因而转移了目标呢？”“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竭力原谅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描写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七月六日江蘇省《新华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摘要转载。七月七日是卢沟桥事变二十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寫诗纪念。其中第二首是：

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
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么魔倒大旗。
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
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

把右派分子当成入侵的日寇，当然“一絲絲温情主义”都容不得了(共實對於日寇，毛澤東、周恩來一夥倒是蠻有溫情的；他們在日本親人面前那種体貼、溫存、勾肩搭背、如膠似漆，甚至感恩載德、感激涕零，許多中國人仍是耳熟能詳的；請看《武宜三文集》)。到了九月份，《人民日报》还在呼吁克服温情主义，反右派斗争颇为起劲的史良，在九月十三日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基层还有不少右派分子没有被揪出来。有些人说，别的地方有右派，我们的单位中间不会有右派，用不着进行斗争。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击右派的面太广，时间拖得太久，主张草率收兵。”她号召：“必须认识，对右派分子姑息宽容。对斗争采取旁观或保留态度，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克服右倾思想，克服一切温情主义，积极地勇敢地投到战斗中去”。（《人民日报》，9月16日）

《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温情主义，甚至出动郭沫若、史良这些名人，或作诗，或呼吁，清楚地反映出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除右務盡，堅决與中國人民為敵到底的禍心。

武宜三 ，《觀察》，2008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