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上）

辛亥革命成功，会党多有功焉。但身为洪门中人的孙中山大总统，却断然拒绝了洪门立案“改堂为党”的要求。所谓“革命元祖”反而成为新政府打击的“会匪”。甚至在历史记录中，其曾有的贡献也被抹掉。

1912年1月，孙中山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就接连不断地收到海外华侨热情的贺电，纷纷表达了对新政权建立的支持与喜悦。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可能要算海外的洪门组织了。

当时，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电函中，就首先表达了他们对革命一如既往的支持：“同人等愿牺牲公产为军民国用，求大总统早日北伐，直捣幽燕。”而这份信函最核心的目的，却是他们提出的请求：为洪门立案，回国合法参政。信中说：“故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这也是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那段时间内的第二次向大总统提出“洪门立案”的请求了。他们不无殷切地谈道：“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仁仰望之心。”

当然，洪门立案也是此时美国致公堂首领黄三德最为迫切的愿望。据其自述，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内，他“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为孙中山张大声势，可谓惨淡经营。“果然南京诸代表皆震惊孙文之虚声，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

于是，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不久，黄三德也回到国内，准备商讨洪门立案的事宜。



■ 革命功勋

1912年初，还是寒冷的冬天，而在从美国到中国漫长而痛苦的航程中，黄三德却自信满满，在他看来，孙中山之能够被选为临时总统，是他一手造成，也是洪门人士合力造就的结果。他曾说：“若使当日不发此数百十封电报公举之，其声势不大，各省代表未必重视之。”

这虽不免有自矜功伐的嫌疑，但坦白而言，洪门及其他会党力量对于革命确实卓有贡献。正如庄政所说：“若谓洪门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饰之词，至少这种推论可用于革命发轫时期。”

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年轻人对这个国家各项的改革建议，然而圆熟事务的李鸿章拒绝了这个有些书生意气的广东人。失望之余，28岁的孙中山决意革命，并在该年秋天远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当地华侨的协助下，孙中山召集华侨革命志士25人，成立兴中会，大会上全体与会者同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这一年，被视为国父煊赫的革命生涯的开始。不可否认的是，国父的革命事业自一开始，就在寻求着会党力量的襄助。

最先与孙中山结识的革命同志郑士良、尤列等人，本身便为会党人物。正是这些会党朋友们的联系帮助，使得他的组织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而兴中会成立之时，参与者多数也是有会党身份的。1895年2月，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其会员中有案可查的，会党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早年便已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的马超俊曾说：“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

而孙中山所面临的革命情形，则略可解释他选择与会党联姻之原因。当时，尽管人们对满清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四处倡言革命的时候，各类的反清活动，大多还仅仅是会党组织的作为。

回想革命之初，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他说：至于中流社会以上的人物，“应而和之者”，“实为寥寥”。当时，士大夫们还依然醉心于功名利禄，孙中山所坚持的革命主义，只不过亲友数人理解而已。倒是被称为“下流社会”的人群中，反而有三合会这样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尤较缙绅为易入”。因而，他便首先从联合会党入手，开始他的革命活动。庄政说：“国父创始国民革命，即以运动会党作为起点的，审度当时的环境，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为“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孙中山曾三次赴美，向华侨宣传革命。1896年，当孙中山首次赴美时，虽“劝者谆谆”，而“听者藐藐”，终究无功而返。但这次失意的美国之行，却让他发现，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须借洪门之帮助。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受“洪棍”之职。接着便前往美国本土，受到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热情接待。在黄三德的陪同下，孙中山前往各城市对洪门会众进行革命宣传。同时还为致公堂重新制定章程，从而将美国的洪门组织，也纳入革命的旗帜之下。


1911年5月，当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时，作出了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的决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参加同盟会的成员，一律加入同盟会，而所有同盟会成员也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随即孙中山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经过致公堂与洪门筹饷局的努力，仅仅数月之间，便在华侨中集款144130元。而与此同时，海外其他地方，“捐资者异常踊跃”，如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产，借款筹饷，而消息传出，各地纷纷效仿……

而国内会党组织，同样也是孙中山积极联络的对象。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带联系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络的机关，建议将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起来。同年，两湖哥老会著名头目十数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设立兴汉会，统一三省会党，并决议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此后，黄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组建华兴会；陶成章则联络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会党头目，在杭州成立龙华会。有人称，“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为革命党焉”。

孙中山在海外联络的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他在国内联络的会党，则在武装起义时“冲锋破敌”。他们“各尽所能”，为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了功勋。


■ 从功臣到“会匪”

与黄三德一样，国内会党也普遍期望着革命胜利后，自己能作为建国的功臣而受到优遇。

那段时期里，在长沙，起义成功后，会党兄弟们过着优游快乐、随心所欲的生活。“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他们一起“吃大锅饭”，纷纷要求得到妥善的安置，以至于都督焦达峰忙于接应，都无暇办理公事。而衡阳以南各属会党也是意气风发、“得意洋洋”，一些会党兄弟们无比喜悦地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

不仅仅是湖南，有些地方的会党还明目张胆地占领民房衙署做起公口、设立山堂，有的干脆在军政府公署门前挂起“大汉公”、“大陆公”、“光汉公”等公口招牌。比如贵州，公口开进了军政府各部门，“上自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不是会党中人。比如四川，此前一直在暗地里才能活动的哥老会，突然光明正大起来，他们将公口向社会完全公开出来，而市民也争相“参加袍哥”。仿佛历史依然要沿袭着过往的传统，会党作为开国的元勋，而理所当然要在此后备受尊崇优待，这是一次获得合法身份的契机么？

1912年3月，黄三德与孙中山约在广州相见，谈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孙中山“满口应承”，但要黄三德具呈胡汉民，请其批准，因为孙中山已卸任临时总统职务，而当日筹集军饷多由胡汉民负责接收。此时胡汉民正任广东都督，黄三德很快便将呈文递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无声息”。

黄三德也许还不清楚，孙中山这位1904年加入洪门，并曾说“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非同利用”的领袖，刚刚回国两月之后，便改变了之前的态度。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之事尤难，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

一时间，镇压会党成为全国的潮流。在江西，军政府首先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公告》。在云南，蔡锷的“惩治律”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而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对会党活动通行禁止。

与此同时，全国的报纸也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会党的蔑视与敌意，批驳并谴责他们对于社会的危害。当时，不论是全国知名的大报，如《申报》、《神州日报》、《时报》、《民立报》等等，还是那些街头描绘街头巷谈、茶余琐事的小报都充斥着控诉“会匪”闹事，或是各军政府镇压会党及帮会头目被正法等这类大快人心的消息。

于是，好多会党兄弟，在改朝换代后，对于新的生活还未来得及憧憬，他们却突然发现，在他们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依然被称作“会匪”而遭到排斥。


■ 游离在秩序之外


不久，孙中山便离粤北上。但在广州，黄三德依然为洪门立案的事情奔劳。孙中山虚与委蛇，而胡汉民则置此事于脑后不理。一次黄三德见到胡汉民，说：“洪门帮助革命，不能不谓有功，今区区一纸立案批词而拒绝之，试问良心何在？若果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应当一一为之赎回。”胡汉民听后，又“将责任推归孙文”……

革命党认为，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

1912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先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已掌政权的革命者，对于曾经并肩作战过的会党兄弟，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钧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云南都督蔡锷则声明会党“失去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

其实，帮会的存在，并非因为“反清”的使命。“反清”完成之后，它依然存在而又无法融进新的社会体制，说明帮会的存在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源头上看，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免受别人欺辱”，正是因为帮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

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的加剧，排挤出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始终都是清朝政府一直无法根治的，也是导致秘密会党兴起的最初源头。而外洋侵入以来，这种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之聚，游惰即至数十”，他们迫于生计，集结流入会党。

正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合法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组织或是直接加入太平军，或是借着太平军的声势，不断起事，与之遥相呼应，对抗满清朝廷。但我们也发现，与此同时，曾国藩招纳湘军时，也有大量的哥老会弟兄纷纷涌入军营，似乎并未顾及“反清”的“大义”。

因此，一直以来，帮会便游离于秩序之外，会员以兄弟相交，以江湖义气为重，大都是生存上的逼迫，而较少政治上的自觉。（未完待续）

《看历史》记者刘永峰，《看历史》2010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