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不習慣告別的人,可此時突然感到酸楚而遺憾,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在出遠門的時候,對塵世與天國的親人說過“再見,以後又來”
《明鏡月刊》廖亦武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著,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佈很密,大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簷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鄉最高的建築物——5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鋪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3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鋪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裏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答錄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廖亦武提供)
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
老威:隨著時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來越少……比如90多歲的袁相忱牧師,前年我在北京拜訪他時,其身體和頭腦的反應都很敏捷,可今年我聽說,他就已經不在了。
張應榮:我也84歲了。
老威:所以我想聽聽你無所顧忌地講講自己的經歷,同時留下一個見證。
張應榮: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體的生日曉不得。因為我5歲死了媽媽,爸爸作為中國內地會的長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兒子是哪一天生。我讀過3年小學,從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歲那年,有兩個外國牧師來到祿勸縣撒老烏傳道,我參加了一個禮拜的聖經會,又和許多人一起參加了三個禮拜的聖經班,才受了感動,在聖靈前承認自己的過失並決定將此生奉獻。接著,由撒老烏教會推薦,我去武定縣滔穀鄉入六族靈會(即由黑彝、白彝、幹彝、黎族、傣族、漢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級聖經班),苦學了3個年頭。
老威:來則黑的途中,我們曾路過撒老烏。隔著一大片溝壑,我們望見山腳下的兩三塊白色屋頂,在周圍土屋構成的村落中顯得格外醒目。孫醫生指著窗外說,那就是由兩個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大半個世紀前,他們病死並埋骨於此,至今還留有殘碑。
張應榮:他們是夫婦,一個是澳大利亞人,那時50多歲,中文名字叫張爾昌;師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記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學院的創辦人還有英國的鄭開元牧師,他原來在四川那邊辦學,抗日戰爭開始,就來到雲南這邊的祿豐,聯合籌辦了西南神學院。半學期後,校址由祿豐遷到撒老烏。自六族靈會畢業不久,我又成為神學院的首期學生,在此修完了3年正規學業,假期中還跟傳道人四處跑,逐漸積累了一些經驗,為出校門後就任專職傳道人打下了基礎。
老威:當時坐汽車嗎?
張應榮:這兒是各個民族雜居之地,在全中國範圍內都算偏遠落後,修公路搞開發也就近些年的事。當時的交通工具是馬、騾子,還有人腿,馱著東西,從昆明走攏則黑要一二十天,再往裏去,過一條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涼山了。
本來經過禱告,我已決定自己的奉獻方向就在雲南境內,可在我即將畢業之際,神學院接到一位傳教士從四川昭覺縣發來的求援信。對方是醫生,來自英國倫敦,正在當地籌辦醫院。由於大涼山是彝族腹地,語言和風俗又不同於漢族,因此僅僅懂一點漢話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於是神學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畢業生去昭覺,在醫院服務10個月,當翻譯,還教英國醫生彝語。完成任務回到雲南這邊時,已經是1950年耶誕節了。
老威:此時全國已解放,你還能繼續傳福音?
張應榮:1949年耶誕節前後,雲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涼山直到1950年春天還在國民黨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誰統治,福音肯定要傳的。1950年底,共產黨忙著更換基層政權,還沒功夫操心宗教的事。還有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再接著是土地改革,我也滿30歲了。
老威:還沒成家?
張應榮:我30歲才定親、結婚,跟著,家裏就被劃為地主。
老威:你家在當地算大戶?
張應榮:我家5哥弟,兩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當過鄉長,但家裏的財產和土地卻很少。我本人更窮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學院住著。
老威:那麼劃你地主的依據是什麼?
張應榮: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們又是子承父業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雲南都解放了,我還被神學院派到國民黨統治的四川彝區,除了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到底還幹了什麼?歷史不清;第三,我大哥當過偽鄉長,株連了整個家庭。(未完待续。《明鏡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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