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日 星期六
美化知青那个年代的电视剧不会引起共鸣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在“文革”中当过知青的人,对这首歌是不会陌生的。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知青之歌》。在“文革”中它曾风靡一时,成为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
《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是一名当年的南京知青。1968年年底,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卡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知青们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有一首歌他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失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知青们又聚在任毅的小屋里,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我们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有一首自己的歌曲呢?”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任毅,当晚他就谱写出了《我的家乡》。
任毅的这首歌是有雏形的。1964年,南京的一批知青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有位知青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感受,低沉、缓慢、思念家乡的词曲,深深感染了知青们。由于原歌曲太短,任毅就在其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节奏也变得复杂一些,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过。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一完成,就被人拿去传抄,然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把它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仅仅才过两个月,这支歌像长了翅膀飞向长江南北,飞向黄浦江畔,也飞到了遥远的北大荒。据说,有一批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唱着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但是,对任毅来说,这首歌却给他带来了灾难和不幸。原因是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知青之歌》,它被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
当时,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中苏关系极度恶化,莫斯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这首歌曲,这对任毅是一个恐怖的坏消息。他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自首,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公安接待了他,让他不要想那么多,快点回去。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知青之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传唱,这种“阶级斗争新动向”被上报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委会很快向中央汇报,引起了“四人帮”的重视。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连夜下达。张春桥“指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抓这件事”。当时的上海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来到南京五中,了解《知青之歌》的全部情况,并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配合他们收集有关《知青之歌》的资料。1970年2月19日,任毅被逮捕。
从被抓到判决,5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审讯者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光是一句“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查了好几天,一定要任毅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印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审讯期间,任毅隔三差五地被提出去批斗。知青们对他怀有深切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进钱和粮票。虽然钱和粮票都被没收,但这给了任毅莫大的安慰。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任毅等25人死刑;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同意对任毅等25人的死刑处理意见,签字盖章后报到当时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如果没有意外,任毅将在公判大会后被押赴刑场。这一年他刚刚22岁。
8月3日公判大会上,他听到宣判: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将现行反革命犯任毅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判决书上则这样写着:任犯思想反动,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九年五月编写反动歌词《我的家乡》,流传甚广,毒害很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行严重。在拘留审理期间,尚能认罪。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是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审阅任毅的判决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一只大手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知青之歌》留给一代人的是心灵的慰籍,任毅对此而感到无怨无悔,尽管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
电视剧《知青》开播,本来以为能借此了解一下当时知青真实的感受,结果却被美化成过集体生活,战天斗地,青春无悔的豪情,这种误导是非常可恶的,它掩盖了当时的种种罪恶和非人性,导演和编剧作者都是罪魁祸首的帮凶!
王勇,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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