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返奥运大解密（上）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

    没有这一天，就不会有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的枪声，不会有中国体育健儿获得的172枚奥运金牌，也不会有让中华民族梦想成真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

    但是，当年中国为何要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中国在重返奥运大家庭的过程中历经了多少坎坷？解开了什么死结？人们至今知之不多。

    本文是对中国重返奥运过程的全面解密。对于广大读者，文中讲述的既是历史，也是新闻。

    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波澜

    中国体育组织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发生关系在1931年。那一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了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从此，中国就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后，参加了自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到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历届奥运会（1940年和1944年两届奥运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停办）。

    全国解放前夕，国际奥委会里有3名中国委员，他们是王正廷、孔祥熙，董守义。王正廷和孔祥熙去了台湾，董守义留在了中国大陆。留在中国大陆的还有体协的领导成员张伯苓、马约翰、吴蕴瑞等。1949年10月26日，体协进行改组，宣布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体总”），并决定由体总继续履行中国奥委会的职权。

    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体总决定组团参加，并通过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发电报给赫尔辛基奥组委，但赫尔辛基奥组委迟迟没有回复。

    6月4日，体总再次致电赫尔辛基奥组委。6月16日，赫尔辛基奥组委回电并转来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瑞典人埃德斯特隆的一封电函，电函上写着：“任何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奥运会。”还特别说明已经“同时通知了台湾和北京”。过了几天，埃德斯特隆又亲自发来一份电函，大意是：北京新的体育组织要替代原来的中国奥委会，但台湾的“体协”也要求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虽然希望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国际奥委会的基本组织与章程不符，国际奥委会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以后解决。现在中国的两个组织，即北京的“体总”和台湾的“体协”都不得参加奥运会。过了一天，艾德斯特隆再次致电体总，电文中说：“你们的奥委会尚未被承认，去赫尔辛基也是徒劳。”

    7月17日，国际奥委会在赫尔辛基举行第47次全会。埃德斯特隆在会上提出“中国奥委会”问题，并拿出执委会决议让委员们通过，这个决议就是拒绝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另外还附带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同时承认北京和台湾两个中国奥委会，另一个是只承认台湾体协为中国奥委会。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委员们的努力下，这个决议没有被通过。国际奥委会最后以33票对20票通过一项折衷方案：将“中国奥委会问题”暂作保留，先邀请中国大陆和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在第二天（18日）继续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美国人布伦戴奇对这个方案有一个特别的说明。他说：“为了免除一切误会，有必要指出，国际奥委会并不承认任何中国的国家奥委会。我们破坏了我们的规程，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已经在来赫尔辛基途中的中国运动员的同情。国际奥委会授权他们参加第15届奥运会。这个决定绝不应予以误解。”

    我们请读者们留意，这段话中包含一个重要信息，即国际奥委会这时“并不承认任何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

    当时国民党刚在台湾落脚，各种关系尚未理顺，所以并非真心想参加奥运会，它所以提出要参加，是为了与中国大陆争夺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国际奥委会的方案一出来，台湾就以“大陆参加我不参加”为由拒绝了。

    体总接到赫尔辛基奥组委发来的邀请函，又了解到台湾不参加，就准备组团前往。此时奥运会已经开幕，有人认为这时再去已经没有意义，但周恩来总理力主参加，并做出批示：一定要去，把五星红旗升起在奥运赛场就是胜利。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体总迅速组建了奥运代表团，一共40人，荣高棠任团长，黄中、吴学谦任副团长。代表团7月25日启程，乘坐3架伊尔14小飞机，一路上不停地起飞、降落、加油；再起飞，再降落、再加油……经过5天颠簸，于29日抵达赫尔辛基。此时奥运会各项比赛已近尾声，中国代表团中只有吴传玉赶上参加100米仰泳预赛，可惜由于旅途劳顿，又没有来得及调整，他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中国运动员在这一届奥运会上虽然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但是“把五星红旗升起在奥运赛场”的目标达到了。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拉开序幕，以后的道路还非常漫长。

    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49次全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承认体总为中国奥委会的决议。这次会议没有承认台湾的“体协”是中国奥委会，但是会后不久，台湾的“体协”却很蹊跷地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之列。这件事一直是国际奥委会的一桩“悬案”。

    1955年9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第50次全会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家奥委会联席会议在巴黎举行，中国体总派荣高棠、张联华和董守义三人前往参会。

    9月11日，荣高棠在参加联席会议签到时，发现前面已有台湾“体协”代表的签名，非常气愤，当即在会上发言，揭露有人在国际奥委会中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他指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一个国家只能承认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为这个国家的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既然承认体总是中国奥委会，就没有任何根据把台湾的“体协”也说成是中国奥委会。荣高棠要求国际奥委会立刻把台湾“体协”驱逐出去。

    9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举行第50次全会，中国委员董守义本来准备发言揭露国际奥委会中有人想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但受到苏联委员的阻止。董守义后来在《奥运会与中国》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为节省篇幅，引文略去无关情节）：

    13日是开幕式，14日开始讨论。开会时，苏联委员坐在我的左边，我的翻译员何振梁坐在我的右边。

    主席布伦戴奇首先说话，说不到三句，竟然提到荣高棠同志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他用讽刺的语调说：“这是个一百二十分的政治性发言。”他提请大家注意，搞体育的人是不应当问政治的。他话说完时，我向左边这位苏联委员说，我应该起来驳斥布伦戴奇。他却说：“你们在联席会议上放了一颗深水炸弹，已经够了，不需要在这个会上再放第二颗炸弹了。要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少数，不要再惹事，否则是要吃亏的。”

    继续开会，在讨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奥委会的问题时，（台湾的）王正廷突然站起来发言。他先表示反对，接着谈到1954年中国曾派运动员参加马尼拉第二届亚洲运动会。他玩了一个手法，间接地把台湾说成了中国，因为我们并没有参加亚洲运动会。我想站起来发表声明，把这个意思和苏联委员说了，他却说，王正廷并没有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必驳斥他。于是我又没有发言。

    接着是一个东欧国家的委员发言，不料他在发言时竟然说：国际奥委会既然承认中国有两个国家奥委会，为什么不能承认德国有两个国家奥委会？我一听这显然不对，便对苏联委员说，这样说法是错误的，我应当起来纠正。他却很郑重地回答我说，那个委员的话没有什么不对。我回头和何振梁同志商量，觉得兄弟国家在会上顶起嘴来不很好，于是又耐着性子，没有站起来发言。

    出于对苏联盟友的信任，董守义没有在全会上发言，他后来对此悔恨不已。现在60岁上下的人都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国老百姓都把苏联称为“老大哥”，自称“小弟弟”的。那时候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中苏两国利益休戚相关，友谊地久天长。但正如那句老话：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次“老大哥”为了实现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的奥委会分别加入国际奥委会的目的，压制了中国“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奥委会”的声音，“小弟弟”的权益被牺牲了。

    1956年11月，第16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为备战这届奥运会，体总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选拔赛，港澳选手也参加了，体总同时通知台湾运动员也来参加选拔。选拔赛后组成一个92人的代表团，驻扎在广州二沙头奥运集训基地。

    时任代表团翻译的王裕禄回忆说：“当时代表团所有成员的身份卡都已由组委会做好了，奥运村的宿舍也安排好了，出发前，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己应该住哪个房间。另外，去墨尔本的飞机、轮船，我们也预定好了。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出发。”

    然而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中一些人也开始加紧推行“两个中国”的步伐，首先是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邀请台湾“体协”派团参加奥运会，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为“北京中国”，称台湾为“福摩萨中国”；其次是准备接受台湾的抗议，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讨论中国邀请台湾运动员到北京参加选拔赛的“政治行为”；第三是在奥运村中悬挂国民党旗帜。

    在多次抗议无效之后，体总于11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墨尔本奥运会。

    事情还没有完。墨尔本奥运会后，董守义多次写信给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要求解决“两个中国”的问题，均遭后者拒绝。其中布伦戴奇在1958年1月8日给董守义的复信中有一段话特别值得记录在案。布伦戴奇写道：

    你知道，而且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在台湾存在着一个单独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国际上是被承认的，特别是被包括绝大多数政府的联合国所承认。这样一个局面不是我们制造的。至于台湾，它过去最后是属于日本的一部分，而不是属于中国的。事实上（台湾）本地人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你们的政府没有被联合国所承认，但是由于它答应遵守奥林匹克章程规定而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

    由于布伦戴奇在国际奥委会中坚决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董守义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第二天，体总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声明说：“中国人民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在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在国际奥委会没有改正错误，没有撤消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承认，没有使自己的宪章得到切实的维护以前，中国奥委会无法考虑同国际奥委会的重新合作。”

    重返奥运的初次努力

    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以后，中国体育界一度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发起、组织和举办了包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乒乓球还不是奥运会项目），新兴力量运动会，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大型国际体育活动，以扩大中国体育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些活动也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客观地讲，这些比赛的影响还不够大，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尚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魏纪中后来说：“总的看来，当时的做法不是很成功，所以到70年代初，中国体育界就形成一种共识，即中国体育要想真正走向世界，还是要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中。”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将台湾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1972年，国际奥委会举行第73次全会上，爱尔兰人基拉宁取代布伦戴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国际体育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亚非国家大量加入国际体育组织。国际政治大环境和国际体育界的变化，包括国际奥委会领导层的变化，成为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的契机。

    1973年1月，第二届全非运动会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作为贵宾出席了开幕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宋中也应邀出席。1月8日上午，在意大利奥委会主席奥奈斯蒂安排下，宋中与基拉宁进行了会晤，这是自1958年中国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以来，中国官员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会晤中，基拉宁询问了中国国内开展哪些体育项目和奥运会项目，中国参加了哪些国际体育组织。当谈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问题时，基拉宁问宋中：“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即在开除台湾的条件下，你们愿意加入国际奥委会？”

    宋中回答说：“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国际体育组织中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情况存在。”

    1973年，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4年初，小平同志指示，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组织“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根据这一指示，国家体委决定，加强对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个人接触，争取他们对中国立场的理解和支持。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中国体育界与日本、伊朗、突尼斯、巴基斯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联邦德国、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建立起良好关系，为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打下“群众基础”。

    1974年9月，中国首次亮相亚运会，即以33枚金牌的成绩排名金牌榜第三名，令世界瞩目。国家体委领导决定趁势而上，将1975和1976两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对国际奥委会开展工作方面，为中国运动员参加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创造条件。

    1975年4月9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以代主席赵正洪的名义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申请书，全文如下：

    申请书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是全中国（包括台湾省）领土上管辖所有体育运动的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要求国际奥委会撤消对地址在中国台湾省所谓的“中华民国奥委会”的承认，并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是在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中唯一代表全中国的组织。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中国奥委会）

    1975年4月9日于北京

    一个月后，国家奥委会协会（ANOC）代表大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国家/地区奥委会联席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议期间，基拉宁会晤了中国代表周正。基拉宁对周正说：“国际奥委会已经收到你们的申请，我们很想看到中国尽快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八亿人口的大国也好，四千万人口的小国也好，都要经过同样的法律程序。你们在申请书中提到驱逐台湾，我们将在下周把你们的申请提交国际奥会执委会和全会讨论，希望能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正当各项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国内突然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为小平同志对重返奥运有过指示，四人帮一伙便将这件事情定性为在体育领域中的右倾翻案风，国家体委内部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

    重返奥运的初次努力就这样被搁置起来。（未完待续）

    罗京生 张秀萍，《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