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真相

铁流：中国右派流动集中营揭秘（下）


　　（续前）（九）“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惊天大案真相

　　“415”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说，“劳动教养”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改造关。”所谓“生活关”就是忍受饥饿，纵然饿死也要无怨言，还得说“社会主义是人间幸福天堂”；“劳动关”就是超负荷的加班加点劳动，累死了也要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思想改造关”就是在每晚的学习会上痛骂自己、践踏自己，骂得越厉害，践踏得越彻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415”筑路支队转调凉山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转调到四川广元地区修筑广旺（广元至旺苍）铁路。此时正值所谓的“自然灾害”。我们53斤的月粮食定量骤然降到42斤，实际吃到肚里的不足35斤。在那个“米贵如珠”的岁月，黑市粮食每斤高达人民币五元，纵是一斤红苕、南瓜每斤也卖到一点五元人民币。我们每月的“工资”扣去12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外刚好可买一斤黑市粮。饥饿，可怕的饥饿；扑杀，残忍的扑杀。这时我们都是已有四年“工龄”的“教民”，大家对“摘帽”或“解教”已不感兴趣，成日所关注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不受饥饿熬煎之苦。于是劳教队出现了许多怪异现象：一是不少人纷纷将自己值钱的衣被或手表，拿去向驻地四周的老乡换取食物；二是贿赂炊事员以便在打饭时能照顾一下；三是凡家里有食物寄来的难友每日出工必须背在身上，纵是晚上睡觉也得抱在怀中，否则立刻不翼而飞；四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而且多是心理衰竭的瘁死；五是出现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为此筑路支队在管理也进入了空前的残酷残忍。批判斗争，捆绑打吊，带铐砸镣，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队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打的好汉，“衣服换馍偷粮食，”外加“生吃猪肉活吞鸡”。当我把自己衣服换完吃掉后，出于报复便专偷干部的衣服去换。一次落马被捆绑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阴手臂还阵阵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误。我们中队最先逃跑的是张先痴（南充市文联《嘉陵江》文艺编辑）、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干部），他们从天津取道准备偷渡香港，后被逮捕归案分别判处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于1961年春未夏初砸铐逃跑，行至广元市即被抓捕关于集训队小监。

　　何谓“集训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蔑视人权的又一“重大发明”。他们发现纵把这些异类关进监狱，并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于是采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队中设队，监内设监双管齐下的手段。首先他们把劳教分子分为“左、中、右”三个大类。所谓积极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与尊严，专视检举发打小报告，企图用别人痛苦去换取提前“摘帽解教”），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卖命，但在劳动与生活上也任劳任怨，即所谓中间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拢，从不打小报告，坚持个性与人格尊严的反对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为三类，即经过批斗愿意悔改认错的，虽未悔改认错但仍能争取转变的，“坚持反立场”不改的死硬派。第一、二类在严格的监督下作为“反面教员”留中队继续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类送到“415”支队直管的集训队“改造”。集训队出工有武警押着，晚上睡觉有武警看着，大小便有武警跟着。这样他们还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专门设置了小监。顾名思义即单独牢房。被关押的人不劳动，月定量为22斤，每日八两，吃住拉撒在一个屋子里。人是群居动物，把你单独隔离关押，既不能吃饱又不见日光，还无人说话交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味道？

　　我在小监关押了近两个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叫我回薛家桥新建的二中队报到，奇怪竟无人押送。这时才得知毛泽东因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导致全国的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得到了“平反”。于是党内一些有良知的领导干部也提出“应为右派平反”。毛泽东立即发下“天示”：“右派不存在甄别问题”。于是不满、愤怒、仇恨在胸中燃烧。此时正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除继续揭露清算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外，还肯定铁托和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的功绩。一时大家借题发挥，认为“中共太残暴”，“毛泽东是斯大林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性”，“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升虚火发高烧”，全国“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共产党要向全国人民清罪，毛泽东应引咎辞职”，“中国共产党应学习南斯拉夫铁托，把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更为马列主义联盟”等等。

　　1945年参加地下党的难友周居正，远在1947年就在重庆领导“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和发动“民变武装”，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关“红岩”的小说细、电影中刻意描述的故事情节，但那是江姐不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血洗渣滓洞，他们又策反敌特然后越狱。在枪声密集，血与火的生死关头，周居正不顾身体瘦弱和个人安危，仍帮助难友郭德贤（中共党员，曾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现已离休）背出四岁小孩（此人现是工程师，在天津）。

　　就是这个周居正1957年打了右派。这种打右派的痛苦经历，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也就是中共经常所批评的许多老革命是带着民主主义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心中向往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在日记上写道：“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要实行的社会主义，要领先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强民富，建设民主、富强、独立、社会主义的中国”。可这段精僻的见解便成了“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纲领”，也是周居正被杀的“证据”。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可见周居正不愧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是以生命殉葬了自己的理想，一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剧。他们不屈不扰、前仆后继地追随中国共产党，以为找到了献身的依靠，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这个“革命”却无法容忍民主自由的思想火花，把他的儿女非要冷酷无情地置于死地不可。

　　难友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生）在作了一翻深研中国前途命运后提出“中国应该运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国的科学制度”。他活活被打死于“415”101队。我同队同铺的难友杨应森，一个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中尉军官，仅因在整风中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建言，被划为极右开除军籍送来劳教，现又说：“应赶快建立马列主义联盟，以挽救中国，解人民于倒悬”，并开玩笑“愿自任书记长”。我则认为“检验一个党一个领袖，不是纸上写的东西或嘴巴上的大话，要看他是否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繁荣昌盛。”自贡市文联的王志杰，偷偷在纸上画了一幅头戴王冠、身穿长衫、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他一手拿着马列主义盾牌，一手举着法希斯杀人屠刀，左脚踏民主，右脚踏自由的漫画。这些议论，这些想法，想不到竟成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使不少右派难友惹来杀身之祸。

　　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右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人是有思维的动物，随着客观的变异而变异。一些“教民”由于经受不住苦难的折磨，更经受不住“立功受奖”的诱惑，总想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去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自觉廉价地去充当酷吏的搜山狗。原南充市公安处法医错划右派姚××就是如斯。他为了“立功”，立即向中队作了检举，说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在积极发展成员，伺机准备暴动，还列举了几十个人的名单。中队立即向大队报告，大队立即向支队报告，支队立即向劳改局报告，劳改局立即向省厅报告。为了利于“破案”抓住“证据”，公安厅以姚××作为特勤人员，叫他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里。大约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机关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戴上械具关入戒备森严的集训队。接着在各中队召开杀气腾腾的大小会议，号召全体劳教人员“自首坦白，检举揭发”，搞人人过关。整个筑路支队一片红色恐怖，风声鹤戾，人人自危。对被认定的几十名骨干分子，日夜刑讯，迫其交待。不少人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再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69名难友被送进了监狱。

　　后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这69名被捕人员中有23名“罪犯”被判处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缓3人，无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现将其中重判的23人名单简介公布于下：

　　周居正 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38岁（判处时，以下同）。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8年被捕，关押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脱险。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教,1961年解除劳教、留队就业。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死刑，1964年3月被杀于四川省永川县。1985年其妻提出申诉，1999年被驳回。其妻继续申诉，未立案。

　　杨应森 原解放军沪州步兵学校教员。四川岳池人，33岁，1966年11月22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被驳回，于1964年3月被枪决.

　　魏昭 南下干部。原重庆九龙坡区政府副科长，共产党员。湖北均县人，36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1983年、1986年省高级法院两次驳回其申诉，向最高法院申诉，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陈仲伟 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四川巴县人.30岁。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劳教，1962年5月解除劳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

　　廖廉康 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四川荣县人，35岁，1963年11月17日被判处死缓。

　　冉茂涵 原长寿县小学教员，四川酉阳人，44岁，1963年11月7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彭恢荣 原健为县粮食局、区供销社会计。四川健为人。32岁。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全松 南下干部 原西南炮校、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旺苍县人民银行干部。江苏溧阳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文安 原社会职业不详.四川甚邡人，50岁。1958年被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傅汝舟 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干部.大学文化程度，四川汉源人，38岁。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诉，1964年1月5日维持原判。

　　袁进修 原万县师资训练班学员。染平人，31岁，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 南下干部。原屏间山县粮食局干部，青年团总支书记。上海人，31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1年被驳回申诉，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彭福志 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铜梁人，38岁。（1980.9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4年申诉，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后、2005年其近亲属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熊绍武 转业军人，原秀山县合作联社采购员。秀山人，30岁。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 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文化程度，达县人，35岁。1963.12.16判刑18年。劳改中因工伤事故死亡。

　　费宇鸣 原江油县人民银行干部，大学文化程度。成都人，33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7判刑15年。1981年申诉，被驳回。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陈民国 原涪陵县民办小学教员、大学文化程度。涪陵人，33岁。1959年劳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 原江北县小学教员。江北县人，50岁。1963、12、17被判刑15年。

　　陈彦 转业军人。原平武县粮食局干部。贵州大方人，34岁。（1980年复查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2.6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年。

　　20、朱梦波 转业军人。曾在华阳干部疗养院任助理医生，后在成都开业行医。江苏无锡人，33岁。1958年被劳教，1960、11被判处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诉，被驳回。1965年提出申诉，没有答覆。

　　21、陈有为 原武胜重庆小学教员。武胜人，31岁，1957年被为右派（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送农村监督劳动，1966年到内蒙，被“捉回”。1961年劳教，1963、2被捕，1963、12、18被判刑12年。提出申诉，1981、8、24省高级法院再审判决：宣告无罪。

　　22、朱世臣 新都人，26岁。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划为右派、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县法院判刑13年。

　　23、谢友树 射洪人，33岁，转业军人，1955年在重庆被收容。1958年劳教，1963年广元县法院判刑8年。


　　二、劳教队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吴建章 内江县法院加刑8年。

　　贺少真 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管光荣 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 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杨福民 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三、由当地公安机关管制（17名）、劳教3名等处理共41名

　　筑路支队：李朝富、朱绍文、黄光明、周志坚、邓先基、殷立万。

　　永川看守所：胡荣光、周荣华、陈云武。

　　永川茶场：谭国仁、焦德润、易永康、刘大学、钟克勤、张国中、李治民、杨兴寿、李才义（另案处理，现已平反）

　　荣山煤矿：陈昌辉、陈光裕、谢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芦山苗溪茶场：李平扬、马国才

　　秀山县：舒顺德

　　达县：任明晃

　　灌县：汤从田、魏兴志、郭福良（农民）姚凤起（免刑）

　　健为县：刘华年

　　松潘县：唐永禄

　　河南镇平县：陈同瑞、杨温友

　　陕西原县：余运中

　　吉林省××县：李海龙

　　灌县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诸君均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卷宗》档号：16666-16758。）

　　在大搜捕前的两月，为求生活命，我远逃西北，于1963年1月通缉归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筑路支队头号人物金支队长，亲来监狱提审我说：“只要你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他人，我们立刻‘清放’你回家。”我听后微微一笑道：“感谢金支队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我的爱人耐不住，划清界线离了。还有，我不知‘坦白’什么？‘交代’什么？又‘揭发’谁？”他迫不及待道：“马列主义联盟的事。”我说：“马列主义还要交待吗？那不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武器。”他听后气得脸色发青，斥责我道：“你装蒜，我问的反革命集团。”我说：“我不知什么集团，只知逃跑。”“你为什么要跑？”“你们打我吊我，又不给吃饱，我咋不跑。”提审不快而终。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后又参加过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坦白从宽”的政策心知肚明。

　　我在省厅秘密监狱关押近两年时间，审讯我的是省厅七处两名干员（罗××、李××）。他们百般哄骗，千般施压也奈何不得我这个狡黠的“死顽固”。真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好戏”！引诱我上当，我不跟进；暗示我“立功受奖”，我不动心；用饥饿摧残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终都是一句话：“吃不饱就要逃跑，‘马盟’事件一概不知”。气得两位干员吹胡瞪眼，骂我“忘本变质，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最后以“越狱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判我有期徒刑两年。判刑后李××和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晓枫，你是共产党、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年青工农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变质。这次算你滑脱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里，定叫你粉身碎骨！”言之切切，两眼杀气。噫嘻！我总算活了出来。

　　他们（周居正、杨应森等）都是知识份子，尽管身为共产党员却不知共产党的“粑粑烫”（四川话，厉害之意）。面对刑讯与引诱，轻信“坦白从宽” “立功受奖”一说，留下口供，留下笔录。“粑粑烫”的共产党就凭这些口供笔录，最后终于杀了他们。杨应森被判处死刑后他们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关在死牢陪宰。一天，趁监管人员不注意时我悄悄问他：“应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哟？”他无可奈何地道：“晓枫哪有什么组织啊，你是知道的，就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饥饿煎迫的结果。唉，在这个暴政压迫下，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死为净。你看，我全身哪儿不是伤痕。”语毕，仰天长叹（死牢有什么天？电网岗楼，四处眼睛，上是石板，下是地砖），一脸黯然。我解开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天呀！谁能挺得住？周居正在狱中只见过一面。记得有次放风我在院里高唱电影《夜半歌声》插曲，他在监舍里回应我，然后一双戴着眼镜的明亮眼睛透过窗孔，向我表示致意。听说他被宣判死刑后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相信历史，永远跟共产党走！”可他留下的两个儿子因经受不住长期的岐视与折磨，一个在农村用镰刀割喉自杀，一个跳嘉陵江而死。其妻曾昭英几十年来以泪洗脸。

　　他们被处决后，我又和判处死缓的魏昭关在一起。他结案后仍戴着沉重脚镣，胆怯慎行不露口风。一次闲谈当知道我是筑路支队的“劳教右派”时，相互才拉近距离。他悄声问我：“为什么事关在这里？”我笑笑说：“不知道。”他又问：“判没有？是不是‘马列案’？”我道：“可能有些牵连。”“你承认没有？”“我承认什么？根本没有的事。”他“哦”了一声，不知是出于失悔还是为我侥幸，沉默了好几天后，才把他的手抄的判决书给我看。我看后问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实吗？”他摇头道：“根本不是事实。”我道：“不是事实怎么会写上，你上诉呀！”他战战惊惊，摇着脚上沉重的脚镣道：“你不见杨应生、周居正都杀了，我想死么？”我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进一步问：“他们怎么审你？”他极小声地说：“一是骗，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还打得我吐血。”我听后骂了一句：“畜牲，真他妈的不是人。”

　　不几天调监舍，我又和原是长寿县小学教员、判处无期徒刑的冉茂涵关在一起。经过私下交谈，他也是喊冤叫屈，审讯过程大体一致。

　　1964年10月4日结案后，我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改造”，又结识了此案判死死缓的陈仲伟（原重庆设备安装公司技工），判无期的彭恢荣（原四川省犍为县粮食局会计），定案情况均为引诱胁迫与拷打，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组织。而姚××不仅获得提前“摘帽解教”安排了工作，他的两个儿子经公安部特批转为北京户口。可这全是用难友的血换来的啊！

　　1980年底我“平反”回归报社，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出于“嘲弄”，不可名状的有一天我特地买了水果去省厅七处看望审讯此案的预审员李××。见面后他极为尴尬，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才十分内疚地说：“晓枫，想不到你会来看我，不会介意当年吧？我病了，现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许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吧？”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们都是被历史捉弄的人啊！”但此时我并不知道这“惊天大案”并未全部“平反”。

　　作者：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