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3日 星期六
导演李文华回忆:文革中江青选择看何种美国大片
82岁的李文化现在定居美国,到了可以自由拍摄电影的地方,但他已经扛不动摄影机了。
李文化有过被“文艺旗手”江青赏识的经历,多次被指派为“御用”电影摄影师。他导过样板戏电影《红色娘子军》,也因为导演著名的反击电影《决裂》和《反击》被批判,直到写信给胡耀邦,才得以恢复创作自由。
李文化的电影生涯处在政治与文艺无法分割的年代。崔永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在做《电影传奇》时,他发现那些电影界的老人们一张口,叙述就会从电影本身放大到时代背景——新政权的艺术政策和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
“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
1965年7月,当得知江青点名要自己拍摄《南海长城》时,李文化的心里只有激动。
北影厂的领导告诉他,江看电影《早春二月》时问身边人,这个片子的摄影师是谁,得知是李文化,江青说这个摄影师行。
这个评价有些困扰李文化。电影《早春二月》作为毛泽东点名的大毒草正被批判,李文化此时也在接受批判。北影厂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导演谢铁骊,作为摄影师,李文化属于陪斗者。
北影厂的大喇叭功率很强,经常会广播出“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出来开会检讨 ”他必须迅速赶到批判现场,念自己的检讨稿。批斗之后不能回家,要回到马棚,有工人在门外拿着木枪守卫。
李文化不算文艺黑帮,被定性为“黑线人物”。对于江青的赏识,他有些得意:主席夫人毕竟还是懂文艺的,她明白一个摄影师的水准。
《早春二月》在摄影美学上堪称经典,在上海滩当过电影明星的江青懂得李文化的功力。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里,文艺界也需要样板工程。《南海长城》成了江青的样板,她可以调动全国最优秀的电影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李文化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住所。江穿便装,齐耳短发,肤色白润,精神不错,看起来不像年近50的人。江青笑着说:“李文化 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 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 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很讲究。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 ”李文化赶忙点头说:“是 是 ”
江青请导演严寄洲和李文化等吃了一顿饭,简单却味道很好。席间,江青不住发出感慨,“培养你这样一个摄影师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还要难 ”
因为种种原因,电影《南海长城》没能完成,人们之后看到的版本已经和李文化无关。虽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拍摄,但李文化已经见识到“文艺旗手”对电影特别的爱好和“关注”。
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经常会陪江青来视察。两人在前面走得很慢,江青往往走几步,就示意要休息一下,旁边专门的服务人员立刻把准备好的凳子放下来,旁边的人跟着停下来。几分钟后,站起来接着走,不一会儿,又示意休息。
李文化看着江青精神还可以,但想不到身体这么弱,听说还有病,“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整天和毛主席在一起,一切听从毛主席,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抓电影。和她在一起就有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感觉。”同时心中暗自给自己加压,“如果拍不好这部片子,就对不起中央,对不起毛主席。”
每天早上,片场里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不是为当天的拍摄工作准备,而是在背书。每人手里一本红宝书,都在抓紧时间背毛泽东的老三篇,这是雷打不动的早晨两个小时背书时间。
因为文革爆发,《南海长城》中断了。李文化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将是一阵又一阵的政治冲击波,而这一切都源自他热爱的电影事业。
拍摄批斗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场前所未有摧毁文化的政治运动,在“文化”的旗号下进行。
李文化被狄福才叫去钓鱼台看电影。狄是8341部队副政委,此时是北影厂工宣队的领导。他告诉李文化,“江青同志请你们几位业务骨干看美国电影。”
江青召见了钱江、成荫、谢铁骊和李文化,明确表示:“以后要大家为无产阶级拍些好片子,主要是拍摄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
江青鼓励这些年轻的电影人:“相信你们一定能拍好,在拍摄之前,我会亲自带你们看些美国片子 这些美国片子的内容和思想,我们不学习 我们主要学习它的技巧、技术。比如造型、灯光、场面调度、场景啊,为我们拍摄无产阶级电影所用。我们也要积聚一些力量,借鉴别人好的技巧为我所用。”
在钓鱼台的电影放映间里,外面还是革命小将的厮杀声,江青带着几个电影人开始观摩美国电影,其中不乏奥斯卡得奖的大片。
有时康生会陪在旁边,两个人在前面沙发上坐着,江青脚下放着一个小小的踏脚台,膝盖上搭一条毛毯。北影的4个人坐在他们后边。江青一边看,一边随意点评什么说给后面的几个人听,有时候还来一个提问。导演方面的问题问谢铁骊和成荫,摄影方面的就问李文化和钱江。4个年轻人一边要集中精神看电影,一边还要支楞着耳朵听江青说了什么,一点也不敢走神。
电影还不错,虽然没字幕说英语。让他们痛苦的是江青说话时不扭头、不探肩,貌似自言自语,其实是在和后面的人说话。
此时的北影厂已经被军管,全厂男女老幼被从宿舍赶出来,要实施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跑步念语录。制影车间地方大,地上铺上木板,所有人不能回家全部睡大通铺,男的一个房间,女的一个房间。
4个年轻人每天晚上10点多要去钓鱼台陪江青看美国电影,看完两部再评点两句,回到厂里天都亮了,接着跑步念语录。
几天下来,终于有人坚持不住了。“钱江,你看过这部片子吗 ”钱江已经眼皮打架,猛然间听到自己的名字,连忙回应:“是 挺好的。”江青回头环视一圈,声音突然提得很高:“什么挺好的 我问你们什么了 你们根本就没看 ”
夜已深,钓鱼台会议室气氛紧张,江青披上军大衣,来来回回地踱着步说:“你们怎么在那儿睡觉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有病,辛辛苦苦带着你们看电影,带你们学习,你们怎么睡觉打呼噜呢 ”
有人忍不住告诉了江青真相,江很意外,通情达理地让他们回去睡觉。
几天后,他们又被抓来继续看电影。
李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江青对电影《鸽子号》的评价。这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16岁的美国青年罗宾独自驾驶鸽子号环游世界一周,只有船上一只猫相伴,他在中途邂逅的19岁女友佩蒂则沿途遥遥追随,直至壮举完成。电影最后的细节是俩人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上见面了,他们等不及船靠岸,跳下海拥抱在一起。
江青说:“要我是那个女的,我也跳下去。”
众人默然。
李文化起初分到《智取威虎山》,但江青等不及,又同时上了其他两部样板戏电影,他被分去芭蕾舞剧电影小组《红色娘子军》。
江青迅速推出样板戏电影,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电影不着急拍,先去考察生活。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领导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会议结束后,江青和吴法宪走到厅门口,突然把李文化和狄福才喊到她面前说:“李文化你们要去一趟海南岛看看,狄福才,你派人送他们,带上摄影机。”又对吴法宪说:“你明天给他们派一架飞机,去海南岛。”
第二天,李文化等主创就被空军专机送去了海南岛。几个主创人员懵了,要干啥?带着摄影机,可拍什么?要用实景来拍:拍实景的万泉河,实景的椰林。芭蕾舞剧到外景地去拍研究之后的结论是:实地拍摄外景,是不可能的,舞台布景丝毫不能更改,不可能在外景实拍。“江青的用意可能是让我们感受一下实景,体验一下生活而已。”最后花3天时间,把《红色娘子军》的实景都拍下来,剪接出一盘带子交给江青。
江青看了片子说:“拍得很好嘛 ”3个人的心才落地。
之前一直是摄影师的李文化,在这部样板戏电影中担任了导演工作。在李文化的回忆中他提到另一位红色导演谢铁骊曾经来过一次,提过一些意见,然后就走了。
他在自传中声明: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报道有很多不实情况。当事人如舞剧编导李承祥、主要演员薛清华、摄制组制片主任等都健在,一问便知真相。
当时都是集体创作,所以李文化的名字没有打在银幕上,这也为日后《红色娘子军》导演名誉权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拍电影之前,李文化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摄影师,在他的新闻镜头里,有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新疆剿匪等重大事件,而让他最难忘的是文革中拍摄批斗刘少奇的经历:
有天中午,狄福才跟我说,晚上下班你等我,有任务,拍什么到时候告诉你。晚上他来了才说去中南海拍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批斗邓小平和陶铸是新影的人去了,我们北影拍刘少奇。
到了门口,8341团长一挥手,我们就进去了,进去就到了一个门楼,很漂亮,四合院,有厢房、正房,挺大也挺讲究的。狄福才交给我任务——你先进去,不要进屋,就在院子里等着,红卫兵过来时你就开始拍,我一个人就进去了。有个小女孩跑来跑去,应该是刘少奇女儿。正房有个大桌子,刘少奇就坐在桌旁,他背着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没拍过这个,害怕啊,随便拍哪儿行啊。后来红卫兵来了,我就开始拍。他们进去就给刘主席做喷气式,门口都是人,我忙得不可开交,从里面一直拍到他们斗到外面那个小广场。
中途刘少奇主席往板凳上一坐,张着大嘴直喘。他穿布鞋,把脚伸出来,一看鞋踩掉了一只。紧接着是王光美,却不让她坐。她耷拉着脸,下面喊,“王光美抬起头来 ”她就不抬,她抬头人家不让她抬头,把她摁下去。
当时就一个想法,批判领袖人物,怎么跟批判一般老百姓一样,都做喷气式啊。是不是过分呢
还有一个我不清楚,党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怎么没弄清楚他的历史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了呢 心情特别沉重……
“我就是一个摄影师”,这成了李文化心里的信条,尽管在厂里,有人说他是江青的红人,他一样保不住自己的岳母——剃阴阳头,发配老家。
直到今天,他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江青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毛主席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坐在躺椅上,一张是林彪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么用光,逆光、侧光、正面光。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所要求的一样,石少华、吴印咸都是她的老师,这些人都是大师。”
“拍武侠片,我是被政治搞怕了”
《海港》是另外一部样板戏电影,由谢晋导演和李文化摄影,但江青对最后作品很不满意,认为把她钦点的女主角李丽芳拍丑了,作为摄影师的李文化也因此打入冷宫,不受召见。起初他也苦闷,但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拍摄时也没有人指指点点,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他随后导演了《侦察兵》,并不觉得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电影,但在当时,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3年的7年间,中国仅拍摄了13部电影,其中样板戏占了9部,故事片只有3部。《侦察兵》的出现,在当时也算是万人空巷,尽管后来又引发了一连串的批判。
初入导演界的日子是幸福的,在没人能拍片的年代里,他因缘际会可以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但这是一个噩梦——《决裂》和《反击》引发了一连串政治问题。
电影《决裂》讲述的是极富时代特色的故事:某地党委决定办一所“抗大”式的农业学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的师生分成两派,相互斗来斗去,革命派最后压倒了正常教学派。
李文化认为剧本有把握:“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曾给共大写过信或题过词,明确表态支持,大方向不会错。”
电影公映后,一时成为舆论宣传的热点,被当权者视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艺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几大写作班子都撰写了重要评论赞扬。
两位主演郭振清和葛存壮事后的回忆里,都不否认这部电影受到了“左”倾思想影响,又都承认创作人员的感情是真挚的。
因为这部电影,李文化被组织上安排拍摄《反击》,一部政治批斗色彩更浓的电影,反映工人如何占领高等学校,情节更离谱,没等上映,文革就结束了。
李文化随即遭到批判,北影厂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
他尊敬的著名电影人、北影厂厂长汪洋在大会上高呼,“过去我们都说李文化老实、厚道、肯干,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他,他老实厚道为谁服务 他肯干,为谁干 !”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如何与“四人帮”勾结的罪行。
电影《反击》是汪洋亲自抓的项目,散场后李文化路过汪洋办公室,生平第一次看都没看他一眼。制片主任王志敏走到汪洋身边,说:“你是看着李文化在北影成长的,大家如今这么批判他,你这样对待他,往后可叫他怎么办呢?”汪洋说:“怎么办呀?现在是没办法,运动过后,他还是照样当他的导演。”这让李文化心头一热:好人也有无奈时啊。
《决裂》主演郭振清,听说李文化被打成反革命,跑到北影厂大门前高喊:“我是郭振清,我就不相信李文化是反革命……”
有温暖也有痛苦,史XX是第一个通知李文化去拍摄《反击》的北影厂领导,现在却也成了他批斗的领导。
如今李文化年过80,很多是非已经不愿再谈,他女儿却记忆深刻:“1976年因为地震,大家都搬地震棚。崔嵬(《青春之歌》的导演)和我家隔一走廊。崔嵬就跟我爸说,你得小心这个姓黄的副导。他先给崔嵬当导演助理,文革一来,崔嵬挨批判,黄XX第一个跳起来打崔嵬、带头喊口号,还揭发,崔嵬特寒心。他跟我爸说,你小心点。我爸还不信。后来我爸的事一出来,他果然翻脸不认人,跳出来一摞一摞写揭发材料。”
因为电影而发生的这些是是非非让李文化无比痛苦。他写信给胡耀邦说明情况,最终得以平反。后来他拍摄了讴歌老干部的《泪痕》,还得了百花奖。
他厌烦了。改革开放后,投身到武打片的拍摄中。《金镖黄天霸》、《索命逍遥楼》成了当年票房冠军,在这个世界里再也没有政治纷争,也没有亲密战友的背叛,只有电影。
生性恬淡的李文化选择了退隐,他拒绝了一些邀请,没有频频在电影节露面或者回应一些纠纷。因为女儿的关系,他选择在美国安度晚年。
他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可以自由拍片的导演,80年代伊始,他曾经和香港同行交流,很讶异对方拍片的效率:没有体验生活,没有不受时间控制的拍片要求,也没有层层审查,在商业规则下一切都在高速运转。
他很渴望能在那个制度下去试试身手。
也有很多次,他回想起当年的那个新闻摄影师:在天山脚下的沙漠里,几辆大卡车停下来露营,王震上将派来的战士和摄影师一起说说笑笑,他就睡在卡车的顶棚上,仰望着天空的星星,生活里充满了红色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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