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东北土改的民间记忆


  这些材料都来自我多年前的生活笔记,作为写作素材存留下来。采访对象有的是我的至亲,有的是乡亲和偶遇的陌生人,他们如今都已死去,但记忆却通过文字保存下来。现将有关土改的部分整理如下,零章断片,一如其旧。

  (周万芳,66岁。)

  我十八岁那年,由二舅做主,许配前屯赵家。前屯有三户地主:李殿武、徐国勤,赵家也是一户,老掌柜的名叫赵广发。我的婆婆非常厉害,又刁又泼。和大伯子打架时,光着膀子,甩着大奶头子往对方的身上撞,终于闹得分了家。我嫁过去时,赵家这一股分开在院外住,有三间土房,十几垧地。我婆婆因我是穷人家的姑娘,因而瞧不上我,常说:“宁说大人家的奴,不娶小人家的女。”我的丈夫叫赵勤,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光复之前,被抓了奉仕,(伪满洲国协和会搞所谓“勤劳奉仕运动”,强抓民夫参加铁路、国防公路建设,或去边境服苦役)去了一年,托人说有病,要了回来。回来不久,满洲国就倒台子了。光复那年,许多人都去抢仓库(即日本人军用仓库,由苏联红军接管——山按),我当家的也要去,我说危险,很多人都丧了命,劝他不要去。他不听,临走时骂了我一顿,说:“你真是小人家的女,有了这点儿地,就知足了,放着财不发,真是傻瓜!”他去了,没有回来,被老毛子打死在仓库里了。后来,我二哥托本屯在警备队当差的杨殿坤把尸首拉回来。天气热,尸首已经发糙了,勉强能认出来。家里人说,就这样埋了吧。我不干,人死就一回,活着的人日子还可以过起来,把我装东西的一口大柜作棺材埋了他。

  这之后,世道很乱。老毛子(苏联红军)常有一股一股的兵下乡来搜老百姓的家。借口搜查日本仓库的东西,把老百姓家里什么东西都抢光,遇到妇女就祸害。这样,二哥把我接回了娘家。有一回,屯子里来了老毛子兵,吓的我们几个妇女全躲到一个装破烂的小棚子里。表哥鞠老五会毛子话,和毛子兵叽里咕噜说了半天,老毛子问:“马达姆呢?”老五说:“全死了!”老毛子这才走了。

  不久就是土改。我从娘家抱着孩子回到婆家,邻居几个长舌老婆全来了,问:“从娘家带回啥好东西了?”其实,我娘家穷,有什么带呢?赵家大股掌柜的会看风头,他们倒出了房子,还把几家好衣裳全烧了。我嫂子烧衣裳时,我知道,她说:“我烧了也不给他们,先烧了,等我死了到阴间擎受,算我扎彩!”烧完之后,她跟我说:“他老婶,你可别说呀!你要说了,可要了我的命啦!”我说:“放心吧嫂子,到啥时我也不能丧这个良心!”她男人吓坏了,说:“你真是天胆子,你烧了,你到阴间去擎受,我的罪可怎么遭啊!让人知道了,我的命还要不要?”我嫂子悔的不得了。我说:“大哥,一就烧了,也就别埋怨她了。这事除了你们俩,也就我知道,我不说就是了!”

  想不到,三户地主掌柜的全没有挨斗,倒是我们三个女人成了重头的!我是个年轻寡妇,他们把我吊在屋梁上,把几股马缰绳拧成劲儿,挽成个大疙瘩,扒光了我的上身,往我的背上打,打得我死去活来。我记得有一个姓柴的,他打人最狠,就是要逼我改嫁。我横下一条心,要死和孩子死在一块。要是嫁给了这样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孩子的罪可怎么遭呢?因此我说啥也不吐口!我哀求他们说:“你们再狠一点吧,让我过去得了!”

  像我们这样的小户人家,按理是不该被分的。刚开始分大户时,我把自己的几件衣服,一点首饰包成一包送到后屯我大哥家。我大哥问:“你们这样的人家还能被分吗?”我说:“吃完大鱼,就该嚼小虾米了,我看非整不可!”就这样,大嫂把这一小包东西埋到了炕洞子里。我被打得受不了,就说了这件事。前屯的农会就赶着大车浩浩荡荡到后屯我娘家起赃,结果只挖出了一小包。后屯农会的人不许前屯的人把东西拿走,说:“东西在杨文屯,就是杨文屯贫雇农的财产。”前屯的人看东西也没什么值钱的,就回去了。结果我娘家大哥大嫂因此受到了连累。我大嫂也被吊起来打。打得她最狠的,就是她的罗锅兄弟。这罗锅子是杨文屯最穷的人,农会的人看着他和“坏人”划清界限。

  我的孩子大魁才六岁,我一给他使眼色,他跑到舅舅身边去,后来就藏到我二哥家。杨文屯有个山东人,是土改工作队的,叫于洪礼。他总给我二哥上意见,说他袒护地主的儿子。我二哥二嫂就叮嘱孩子不要出屋,可怜六岁的孩子整天藏在小里屋炕根儿底下,跟小猫小狗一样藏着,躲着,见不到妈,也见不到天日。

  鞠国珍的姑家亲表姐姓于,嫁个男人输耍不成人,败了家财。结果土改时这女人也没逃得了,把她打得稀烂,冬天生了冻疮,长了蛆,活活烂死了。我住的前屯还有一个女人,被那个姓柴的打断了双手,也死了。后来柴家闹大邪,自己女人着了邪魔,大喊大闹:“你们老婆孩子得好了,让我遭这样的罪!还我的手来!还我的手来!”冤魂附体,闹得日夜不安。后来柴家的人就去给断手的死人添坟,围个大坟堆,不断地烧纸。这也没好了病,柴家女人不长时间就病死了。

  打人的风刮过后,我就沦为了贱民,经常被农会的人家叫去当佣人,使唤我。有一个姓周的,外号周瘸子,不怀好意,派人叫我去给他家包饺子。我说,让我婆婆和我一同去吧。来传唤的人说:“你这人真不开窍,让你婆婆去,人家还找你干什么?”我又急又气,最后,带上我侄女留占到周家去了。留占才七八岁,非常乖巧伶俐,很懂事。我嘱告说:“他要是不寻思好事,你赶快跑去找人!”留占懂事地点点头。他去了周家,蹲在灶门前给人烧火,困得前仰后合,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是童声童气地喊着:“老婶,我在这儿呢!”

  土改结束后,给我们就两件棉袄,一件七八岁小孩穿的,一件是长到膝盖的棉袍子。我拿回去后,婆婆见了号啕大哭。我说:这件大的你来穿,小的我穿。穿到身上,袖子短到胳膊肘,胸脯子系不上扣。没办法,用麻袋片子接一接,好歹捱过了冬天。我们被赶到一个小土棚子里,冬天外边下大雪,屋里下小雪。婆婆冻得蹲在灶门口,胸脯子都烤出了五花肉。上春的时候,没吃的,就到大甸子上扫碱,熬硝和碱,对付着活下去。

  这年我回到二哥家,有一天,来了一个要饭的。二哥就给了他一些米,打发他走了。我出来一看,原来是那个往死里打我,想对我使坏的农会的周瘸子。我对二哥说:“二哥啊,你有那干粮饼子,不会喂狗么?”二哥不高兴地说:“谁没有难处呢!”我对二哥讲了去年的事,二哥说:“我哪里知道啊,又分房子又分地,还分浮财,今年怎么就出来要饭了呢!”


  (姚大爷,70岁。)

  我老家是匡家窝棚人,匡家是有名的大财主,住城里,在乡下有一处窝棚。民国时,有一股胡子(土匪)叫“天照应”,专门打地主大院。地主挡不住,就扔下房子逃跑。先打老付家,老付家四杆枪,大老板子(北方俗称赶马车的人为“老板子”)和他儿子独挡一面,打死不少胡子,爬出去取枪和子弹。后来枪少挡不了,这才赶着大车拉着全家老少跑了。先跑到我们家,我们家兄弟四股有八十垧地。我家也挡不住,又跑到王朝奉家。后来胡子一到,把这几家房子大院全烧了。可胡子绝不了地主的根儿,土改一来,差不多就给地主绝根了。匡家窝棚有个姓屈的,有几十垧地。掌柜的好骂骂吵吵,结果土改时全家被大大小小打死了十三口人。孩子小,没法下手,用大板子压上,再放上粮食袋子,活活地压死。


  (徐世芹,59岁。)

  ……我们这一支徐家,后来迁到了巴彦县朱路屯三道沟子,离县城四、五十里地。八月十五光复,下了七天七夜大雨,天一亮晴,就听说小日本倒台子了。

  我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与巴彦县刘县长一起去北边黑河搞土改。一个工作队五六十人。那个地方的地主蝎虎,贫雇农觉悟不高,不敢斗。我们住过姓吕的一家,还住过姓冷的一家。屯子周围大水泡子,蒲草一人多高。上级让我们警惕,告诉出去不能拆帮。工作队的小李、小杨不在乎,走出去就失踪了,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后来接到秘密报告,一个十二岁的小孩看见,蔡家地主的两个儿子,把小李、小杨勒死,把尸体藏起来了。把蔡家两个儿子抓起来,他们不承认。后来吊起来打,终于招了。由他们领着去找,果然找到了尸体。这两个人民愤太大,就给他们点了天灯(用白布缠身,头朝下吊在高杆上,从上边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俗称点天灯)。蔡姓地主的另外几个儿子都跑到上海去了。

  另外一个惩治地主的办法是:用绳子绑住他两个大脚趾,拴在马后活活拖死。穷人也有被打死的,因为给地主窝赃(即帮助转移藏匿财物)。

  我们村有个姓杨的地主,当过保长,抓劳工,得罪不少人,他家被整得最惨。他大儿子勾引邻居媳妇,那女人与丈夫打了八刀(打八刀,北方方言,既离婚),做了他的小老婆。土改民愤大,被打死。三儿子在北京念大书,回家也被打死。他媳妇正怀着孩子,也打死了。

  土改时,穷人觉悟可高了,一听说征兵,都争着抢着去。我们一个村去了二十九个,一个也没回来,都死在外头了。我十七岁结婚,十八岁,男人当兵打四平的时候就死在战场上了。当时我正参加工作队搞土改,泄劲了,就回家来了。


  (鞠士杰,61岁。)

  我们一支鞠家原来在兰西县住,后来搬到了杨文屯。

  我爷爷鞠万芝,土改时七十多岁,一打就装死。吓得孙男嫡女大哭大喊,他长气不出,在身旁亲人手上偷偷捏一把,意思是自己并没死。屯子给乞丐盖的房子叫花子房,大通屋子,好几丈长,炕上铺的盖的全是麦秸。土改时,地主家净身出户,老老少少都被赶到花子房去住。我爷爷豁达,一边向身上拢麦秸,一边说:“寸草遮丈风啊!”

  我姥姥家姓吉,也住在兰西。家里有二百多垧地,是地主。土改时,一帮人涌进院子里,家里的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三舅开门后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抓到场院,由儿童团乱棍打死。七舅被打得受不了,哀求媳妇去亲戚家要了一块肥猪肉,要媳妇炖上。吃完后,对媳妇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早晚得让他们把我打死,你干脆把我先弄死吧,免得活受罪。”他媳妇就把他绑起来,一顿掏耙把他打死了。炕里还蹲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亲眼看着娘打死了爹。男人死了,媳妇又悔又痛,和孩子抱头痛哭一场,领着孩子走道儿了(即改嫁)。

  土改时打人,工作队不打,农会的人一般也不动手,只让地主亲戚来打。

  (李永发妻,64岁。)

  我们老家在西荒,男人给地主家扛活(打长工),当打头的。我十五岁订婚,十七岁嫁到老李家。我二十四岁那年,全家搬到了杨文屯。当时有个丫头四岁了,搬家时就有病,到杨文屯八天就死了。

  王大板子(保长)抓劳工,滩派到我男人身上。在满沟(肇东县城原名,又称甜草岗)训练了几天,排队、走步、跑步……装上闷罐子车就拉虎林去了。在那里修公路,一天一个小窝头,一碗苞米面糊糊,住的工棚子里净虱子跳蚤,五六百人死了一大半。我男人有病,才放回来。回家不像个人样子,瘦成一根棍儿,破衣服丢丢当当,净虱子。没往屋里穿,脱在当院,一把火全烧了。

  土改时,杨文屯农会主席吴大嘴,是个唱蹦子的(东北地方戏二人转,旧称“蹦子”),外号吴二怪。上肇东开会,上边说:杨文屯没贫雇农了吗?为啥让个唱蹦子的当农会主席?当时就把枪给下下来了。后来,就让我男人李永发当农会主席。杨文屯土改干部的顺序是:吴大嘴--李永发--从春林--潘春甫。我男人胆子小,分完地主,干了一个多月,就让给从春林了。从春林排行老二,又刁钻又凶狠。他认识一个胡子(土匪)头叫海龙,土改后,那个叫海龙的还扛着一根扁担,来屯里找过他。从春林入了党,他到处嚷嚷,说将来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吃白面包,贫雇农吃黑面包,地主富农连小米粥也不给喝。他动员他小舅子刘福入党,刘福不入,说,有那两毛钱(交党费)还不如给孩子买糖球吃呢!他问鞠国君:“老五,你要个什么农?”鞠国君说:“愿意什么农什么农,给饭吃就行。”从春林就给他定了个富农,以后倒霉了一辈子,连孩子都跟着遭了殃。

  杨文屯有三户被分了:杨家、王家、鞠家。

  土改时杨文屯三大穷:徐四罗锅、吴大嘴和李劳工(李永发)。

  杨家老五外号“灶王爷”,土改前两年就跑了,一去无音信。他老婆五寡妇在家和她侄子搞上了,养了一个私孩子,扔到了大墙外,被肇东一个老先生(医生)坐个斗子车给抱走了。土改时,老五这股单有地,五寡妇领着个十几岁的儿子顶门户,也是分擗对象,儿子也去蹲笆篱子(坐牢)去了。老五鬼自己在家,这天晚上,张玉书钻进了五寡妇的屋里。五寡妇嚷了起来,农会把他们抓起来,张玉书也挨了一顿鞭子。五寡妇就提出要姓穷,农会的人问:跟吴二郎当你干不干?五寡妇说干。第二天,五寡妇就搬进了吴二郎当的小土屋,和他过起了日子。杨大先生的老婆是东边老齐家姑娘,也提出要姓穷,后来她嫁给了农会干部潘春甫。

  乐安屯张树森媳妇挺年轻,长得也好看。他是南屯老梁家姑娘,梁家也是地主,分家之后,称为东、西梁家。西梁家后来败落了,她是西梁家人,嫁给了张树森。农会的人把她绑起来,大冬天,在空场子上脱光了衣服,用鞭子抽她,还往她身上泼凉水,逼着她改嫁姓穷。这媳妇说:“我活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宁死不姓穷!”结果折腾出了病,土改后不几年就死了。

  鞠家的老魔怔是怎么变魔怔的?土改时开大会,农会的人打他侄子鞠国兴,用鞭子抽,烙铁烙……当时就把他吓傻了。后来他魔魔怔怔的,见人就说:“谁也绕不出去,都他妈套住了!”

  土改时,周万龄在新民区当司法主任。有一回,传说来了胡子,大伙吓得都钻了苞米地。后来又说,不是胡子,是周万龄带着兵回来了,没事儿!大伙这才回了家。周骑着马,挎着枪,带两个卫兵回村。后来,从春林就告了周的黑状,说周在村里讲:“要起胡子,咱们也拉伙干起来!”区上开完大会,呼啦啦来了几挂爬犁,一群人直奔老周家去了,把大门和柜子全贴上了封条,把周万龄也押起来了。周走时,拿了一件毛衣,说如果打坏了,穿毛衣省得磨伤口。结果押了几天,弄清楚了,没有说反动话,就放回来了。当时我男人李永发当农会主席,周的媳妇到我家求情,要我男人给说话证明,吓得不得了!后来,我见他回村,腰板儿拔得溜直,那件毛衣还在胳膊上搭着,乐呵呵进马棚去喂马,我就知道他没事儿了。

  周万龄哥哥周殿龄租了老丁家几垧地,他病歪歪的,身体不好,雇了杨老九放三个月马。土改时,老杨家拱他,把周殿龄定了个佃富农,后来看着太穷,改成了中农。

  以上都是讲述人亲历亲见的土改运动。个人的历史和经验表述或许无足轻重,但皆为鲜活感性的“血肉之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维柯相信纪念碑下有无数男女的肉身,让活的历史从话语的符咒下解放出来,或许我们会发现一座又一座意识形态的纪念碑下更多的男女肉身。可惜,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一代又一代经历过的人死去了,他们已经来不及述说……

  周树山,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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