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土改的民间记忆

　　这些材料都来自我多年前的生活笔记，作为写作素材存留下来。采访对象有的是我的至亲，有的是乡亲和偶遇的陌生人，他们如今都已死去，但记忆却通过文字保存下来。现将有关土改的部分整理如下，零章断片，一如其旧。

　　（周万芳，66岁。）

　　我十八岁那年，由二舅做主，许配前屯赵家。前屯有三户地主：李殿武、徐国勤，赵家也是一户，老掌柜的名叫赵广发。我的婆婆非常厉害，又刁又泼。和大伯子打架时，光着膀子，甩着大奶头子往对方的身上撞，终于闹得分了家。我嫁过去时，赵家这一股分开在院外住，有三间土房，十几垧地。我婆婆因我是穷人家的姑娘，因而瞧不上我，常说：“宁说大人家的奴，不娶小人家的女。”我的丈夫叫赵勤，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光复之前，被抓了奉仕，（伪满洲国协和会搞所谓“勤劳奉仕运动”，强抓民夫参加铁路、国防公路建设，或去边境服苦役）去了一年，托人说有病，要了回来。回来不久，满洲国就倒台子了。光复那年，许多人都去抢仓库（即日本人军用仓库，由苏联红军接管——山按），我当家的也要去，我说危险，很多人都丧了命，劝他不要去。他不听，临走时骂了我一顿，说：“你真是小人家的女，有了这点儿地，就知足了，放着财不发，真是傻瓜！”他去了，没有回来，被老毛子打死在仓库里了。后来，我二哥托本屯在警备队当差的杨殿坤把尸首拉回来。天气热，尸首已经发糙了，勉强能认出来。家里人说，就这样埋了吧。我不干，人死就一回，活着的人日子还可以过起来，把我装东西的一口大柜作棺材埋了他。

　　这之后，世道很乱。老毛子（苏联红军）常有一股一股的兵下乡来搜老百姓的家。借口搜查日本仓库的东西，把老百姓家里什么东西都抢光，遇到妇女就祸害。这样，二哥把我接回了娘家。有一回，屯子里来了老毛子兵，吓的我们几个妇女全躲到一个装破烂的小棚子里。表哥鞠老五会毛子话，和毛子兵叽里咕噜说了半天，老毛子问：“马达姆呢？”老五说：“全死了！”老毛子这才走了。

　　不久就是土改。我从娘家抱着孩子回到婆家，邻居几个长舌老婆全来了，问：“从娘家带回啥好东西了？”其实，我娘家穷，有什么带呢？赵家大股掌柜的会看风头，他们倒出了房子，还把几家好衣裳全烧了。我嫂子烧衣裳时，我知道，她说：“我烧了也不给他们，先烧了，等我死了到阴间擎受，算我扎彩！”烧完之后，她跟我说：“他老婶，你可别说呀！你要说了，可要了我的命啦！”我说：“放心吧嫂子，到啥时我也不能丧这个良心！”她男人吓坏了，说：“你真是天胆子，你烧了，你到阴间去擎受，我的罪可怎么遭啊！让人知道了，我的命还要不要？”我嫂子悔的不得了。我说：“大哥，一就烧了，也就别埋怨她了。这事除了你们俩，也就我知道，我不说就是了！”

　　想不到，三户地主掌柜的全没有挨斗，倒是我们三个女人成了重头的！我是个年轻寡妇，他们把我吊在屋梁上，把几股马缰绳拧成劲儿，挽成个大疙瘩，扒光了我的上身，往我的背上打，打得我死去活来。我记得有一个姓柴的，他打人最狠，就是要逼我改嫁。我横下一条心，要死和孩子死在一块。要是嫁给了这样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孩子的罪可怎么遭呢？因此我说啥也不吐口！我哀求他们说：“你们再狠一点吧，让我过去得了！”

　　像我们这样的小户人家，按理是不该被分的。刚开始分大户时，我把自己的几件衣服，一点首饰包成一包送到后屯我大哥家。我大哥问：“你们这样的人家还能被分吗？”我说：“吃完大鱼，就该嚼小虾米了，我看非整不可！”就这样，大嫂把这一小包东西埋到了炕洞子里。我被打得受不了，就说了这件事。前屯的农会就赶着大车浩浩荡荡到后屯我娘家起赃，结果只挖出了一小包。后屯农会的人不许前屯的人把东西拿走，说：“东西在杨文屯，就是杨文屯贫雇农的财产。”前屯的人看东西也没什么值钱的，就回去了。结果我娘家大哥大嫂因此受到了连累。我大嫂也被吊起来打。打得她最狠的，就是她的罗锅兄弟。这罗锅子是杨文屯最穷的人，农会的人看着他和“坏人”划清界限。

　　我的孩子大魁才六岁，我一给他使眼色，他跑到舅舅身边去，后来就藏到我二哥家。杨文屯有个山东人，是土改工作队的，叫于洪礼。他总给我二哥上意见，说他袒护地主的儿子。我二哥二嫂就叮嘱孩子不要出屋，可怜六岁的孩子整天藏在小里屋炕根儿底下，跟小猫小狗一样藏着，躲着，见不到妈，也见不到天日。

　　鞠国珍的姑家亲表姐姓于，嫁个男人输耍不成人，败了家财。结果土改时这女人也没逃得了，把她打得稀烂，冬天生了冻疮，长了蛆，活活烂死了。我住的前屯还有一个女人，被那个姓柴的打断了双手，也死了。后来柴家闹大邪，自己女人着了邪魔，大喊大闹：“你们老婆孩子得好了，让我遭这样的罪！还我的手来！还我的手来！”冤魂附体，闹得日夜不安。后来柴家的人就去给断手的死人添坟，围个大坟堆，不断地烧纸。这也没好了病，柴家女人不长时间就病死了。

　　打人的风刮过后，我就沦为了贱民，经常被农会的人家叫去当佣人，使唤我。有一个姓周的，外号周瘸子，不怀好意，派人叫我去给他家包饺子。我说，让我婆婆和我一同去吧。来传唤的人说：“你这人真不开窍，让你婆婆去，人家还找你干什么？”我又急又气，最后，带上我侄女留占到周家去了。留占才七八岁，非常乖巧伶俐，很懂事。我嘱告说：“他要是不寻思好事，你赶快跑去找人！”留占懂事地点点头。他去了周家，蹲在灶门前给人烧火，困得前仰后合，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是童声童气地喊着：“老婶，我在这儿呢！”

　　土改结束后，给我们就两件棉袄，一件七八岁小孩穿的，一件是长到膝盖的棉袍子。我拿回去后，婆婆见了号啕大哭。我说：这件大的你来穿，小的我穿。穿到身上，袖子短到胳膊肘，胸脯子系不上扣。没办法，用麻袋片子接一接，好歹捱过了冬天。我们被赶到一个小土棚子里，冬天外边下大雪，屋里下小雪。婆婆冻得蹲在灶门口，胸脯子都烤出了五花肉。上春的时候，没吃的，就到大甸子上扫碱，熬硝和碱，对付着活下去。

　　这年我回到二哥家，有一天，来了一个要饭的。二哥就给了他一些米，打发他走了。我出来一看，原来是那个往死里打我，想对我使坏的农会的周瘸子。我对二哥说：“二哥啊，你有那干粮饼子，不会喂狗么？”二哥不高兴地说：“谁没有难处呢！”我对二哥讲了去年的事，二哥说：“我哪里知道啊，又分房子又分地，还分浮财，今年怎么就出来要饭了呢！”


　　（姚大爷，70岁。）

　　我老家是匡家窝棚人，匡家是有名的大财主，住城里，在乡下有一处窝棚。民国时，有一股胡子（土匪）叫“天照应”，专门打地主大院。地主挡不住，就扔下房子逃跑。先打老付家，老付家四杆枪，大老板子（北方俗称赶马车的人为“老板子”）和他儿子独挡一面，打死不少胡子，爬出去取枪和子弹。后来枪少挡不了，这才赶着大车拉着全家老少跑了。先跑到我们家，我们家兄弟四股有八十垧地。我家也挡不住，又跑到王朝奉家。后来胡子一到，把这几家房子大院全烧了。可胡子绝不了地主的根儿，土改一来，差不多就给地主绝根了。匡家窝棚有个姓屈的，有几十垧地。掌柜的好骂骂吵吵，结果土改时全家被大大小小打死了十三口人。孩子小，没法下手，用大板子压上，再放上粮食袋子，活活地压死。


　　（徐世芹，59岁。）

　　……我们这一支徐家，后来迁到了巴彦县朱路屯三道沟子，离县城四、五十里地。八月十五光复，下了七天七夜大雨，天一亮晴，就听说小日本倒台子了。

　　我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与巴彦县刘县长一起去北边黑河搞土改。一个工作队五六十人。那个地方的地主蝎虎，贫雇农觉悟不高，不敢斗。我们住过姓吕的一家，还住过姓冷的一家。屯子周围大水泡子，蒲草一人多高。上级让我们警惕，告诉出去不能拆帮。工作队的小李、小杨不在乎，走出去就失踪了，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后来接到秘密报告，一个十二岁的小孩看见，蔡家地主的两个儿子，把小李、小杨勒死，把尸体藏起来了。把蔡家两个儿子抓起来，他们不承认。后来吊起来打，终于招了。由他们领着去找，果然找到了尸体。这两个人民愤太大，就给他们点了天灯（用白布缠身，头朝下吊在高杆上，从上边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俗称点天灯）。蔡姓地主的另外几个儿子都跑到上海去了。

　　另外一个惩治地主的办法是：用绳子绑住他两个大脚趾，拴在马后活活拖死。穷人也有被打死的，因为给地主窝赃（即帮助转移藏匿财物）。

　　我们村有个姓杨的地主，当过保长，抓劳工，得罪不少人，他家被整得最惨。他大儿子勾引邻居媳妇，那女人与丈夫打了八刀（打八刀，北方方言，既离婚），做了他的小老婆。土改民愤大，被打死。三儿子在北京念大书，回家也被打死。他媳妇正怀着孩子，也打死了。

　　土改时，穷人觉悟可高了，一听说征兵，都争着抢着去。我们一个村去了二十九个，一个也没回来，都死在外头了。我十七岁结婚，十八岁，男人当兵打四平的时候就死在战场上了。当时我正参加工作队搞土改，泄劲了，就回家来了。


　　（鞠士杰，61岁。）

　　我们一支鞠家原来在兰西县住，后来搬到了杨文屯。

　　我爷爷鞠万芝，土改时七十多岁，一打就装死。吓得孙男嫡女大哭大喊，他长气不出，在身旁亲人手上偷偷捏一把，意思是自己并没死。屯子给乞丐盖的房子叫花子房，大通屋子，好几丈长，炕上铺的盖的全是麦秸。土改时，地主家净身出户，老老少少都被赶到花子房去住。我爷爷豁达，一边向身上拢麦秸，一边说：“寸草遮丈风啊！”

　　我姥姥家姓吉，也住在兰西。家里有二百多垧地，是地主。土改时，一帮人涌进院子里，家里的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三舅开门后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抓到场院，由儿童团乱棍打死。七舅被打得受不了，哀求媳妇去亲戚家要了一块肥猪肉，要媳妇炖上。吃完后，对媳妇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早晚得让他们把我打死，你干脆把我先弄死吧，免得活受罪。”他媳妇就把他绑起来，一顿掏耙把他打死了。炕里还蹲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亲眼看着娘打死了爹。男人死了，媳妇又悔又痛，和孩子抱头痛哭一场，领着孩子走道儿了（即改嫁）。

　　土改时打人，工作队不打，农会的人一般也不动手，只让地主亲戚来打。

　　（李永发妻，64岁。）

　　我们老家在西荒，男人给地主家扛活（打长工），当打头的。我十五岁订婚，十七岁嫁到老李家。我二十四岁那年，全家搬到了杨文屯。当时有个丫头四岁了，搬家时就有病，到杨文屯八天就死了。

　　王大板子（保长）抓劳工，滩派到我男人身上。在满沟（肇东县城原名，又称甜草岗）训练了几天，排队、走步、跑步……装上闷罐子车就拉虎林去了。在那里修公路，一天一个小窝头，一碗苞米面糊糊，住的工棚子里净虱子跳蚤，五六百人死了一大半。我男人有病，才放回来。回家不像个人样子，瘦成一根棍儿，破衣服丢丢当当，净虱子。没往屋里穿，脱在当院，一把火全烧了。

　　土改时，杨文屯农会主席吴大嘴，是个唱蹦子的（东北地方戏二人转，旧称“蹦子”），外号吴二怪。上肇东开会，上边说：杨文屯没贫雇农了吗？为啥让个唱蹦子的当农会主席？当时就把枪给下下来了。后来，就让我男人李永发当农会主席。杨文屯土改干部的顺序是：吴大嘴--李永发--从春林--潘春甫。我男人胆子小，分完地主，干了一个多月，就让给从春林了。从春林排行老二，又刁钻又凶狠。他认识一个胡子（土匪）头叫海龙，土改后，那个叫海龙的还扛着一根扁担，来屯里找过他。从春林入了党，他到处嚷嚷，说将来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吃白面包，贫雇农吃黑面包，地主富农连小米粥也不给喝。他动员他小舅子刘福入党，刘福不入，说，有那两毛钱（交党费）还不如给孩子买糖球吃呢！他问鞠国君：“老五，你要个什么农？”鞠国君说：“愿意什么农什么农，给饭吃就行。”从春林就给他定了个富农，以后倒霉了一辈子，连孩子都跟着遭了殃。

　　杨文屯有三户被分了：杨家、王家、鞠家。

　　土改时杨文屯三大穷：徐四罗锅、吴大嘴和李劳工（李永发）。

　　杨家老五外号“灶王爷”，土改前两年就跑了，一去无音信。他老婆五寡妇在家和她侄子搞上了，养了一个私孩子，扔到了大墙外，被肇东一个老先生（医生）坐个斗子车给抱走了。土改时，老五这股单有地，五寡妇领着个十几岁的儿子顶门户，也是分擗对象，儿子也去蹲笆篱子（坐牢）去了。老五鬼自己在家，这天晚上，张玉书钻进了五寡妇的屋里。五寡妇嚷了起来，农会把他们抓起来，张玉书也挨了一顿鞭子。五寡妇就提出要姓穷，农会的人问：跟吴二郎当你干不干？五寡妇说干。第二天，五寡妇就搬进了吴二郎当的小土屋，和他过起了日子。杨大先生的老婆是东边老齐家姑娘，也提出要姓穷，后来她嫁给了农会干部潘春甫。

　　乐安屯张树森媳妇挺年轻，长得也好看。他是南屯老梁家姑娘，梁家也是地主，分家之后，称为东、西梁家。西梁家后来败落了，她是西梁家人，嫁给了张树森。农会的人把她绑起来，大冬天，在空场子上脱光了衣服，用鞭子抽她，还往她身上泼凉水，逼着她改嫁姓穷。这媳妇说：“我活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宁死不姓穷！”结果折腾出了病，土改后不几年就死了。

　　鞠家的老魔怔是怎么变魔怔的？土改时开大会，农会的人打他侄子鞠国兴，用鞭子抽，烙铁烙……当时就把他吓傻了。后来他魔魔怔怔的，见人就说：“谁也绕不出去，都他妈套住了！”

　　土改时，周万龄在新民区当司法主任。有一回，传说来了胡子，大伙吓得都钻了苞米地。后来又说，不是胡子，是周万龄带着兵回来了，没事儿！大伙这才回了家。周骑着马，挎着枪，带两个卫兵回村。后来，从春林就告了周的黑状，说周在村里讲：“要起胡子，咱们也拉伙干起来！”区上开完大会，呼啦啦来了几挂爬犁，一群人直奔老周家去了，把大门和柜子全贴上了封条，把周万龄也押起来了。周走时，拿了一件毛衣，说如果打坏了，穿毛衣省得磨伤口。结果押了几天，弄清楚了，没有说反动话，就放回来了。当时我男人李永发当农会主席，周的媳妇到我家求情，要我男人给说话证明，吓得不得了！后来，我见他回村，腰板儿拔得溜直，那件毛衣还在胳膊上搭着，乐呵呵进马棚去喂马，我就知道他没事儿了。

　　周万龄哥哥周殿龄租了老丁家几垧地，他病歪歪的，身体不好，雇了杨老九放三个月马。土改时，老杨家拱他，把周殿龄定了个佃富农，后来看着太穷，改成了中农。

　　以上都是讲述人亲历亲见的土改运动。个人的历史和经验表述或许无足轻重，但皆为鲜活感性的“血肉之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维柯相信纪念碑下有无数男女的肉身，让活的历史从话语的符咒下解放出来，或许我们会发现一座又一座意识形态的纪念碑下更多的男女肉身。可惜，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一代又一代经历过的人死去了，他们已经来不及述说……

　　周树山，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