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毛主席语录》发行量大、印制精美、种类繁多，又被称为“红宝书”。“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不仅风靡全国，还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有史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5月第一版问世，到1979年2月停止发行，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印刷数量达到50亿册之巨。以当时全世界人口36亿计算，平均每人1.5册有余。本文摘自《纵横》2012年第5期，作者：柏钦水、柏坤。

　　《毛主席语录》初问世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毛泽东著作。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学“毛著”要背警句。

　　1961年4月，林彪明确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的指导，《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与当时形势、任务有关的毛泽东语录。《解放军报》为贯彻林彪的指示，即从当年5月1日开始在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这为以后编印《毛主席语录》打下了基础。

　　1963年12月23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政领导要求《解放军报》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

　　1964年1月5日，全军首次选编的《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编辑完成。所选语录是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补充编辑而成的。这本征求意见稿命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16开本，共设23个专题，收录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警句200条。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代表5天的讨论，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增补了2个专题。《解放军报》负责同志建议由林彪题词，其内容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自勉语）。但是，林彪只写了前三句，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写，而且，“听”字还写错了，多了一点，“口斤”变成了“口斥”。

　　1964年1月10日，增补后的《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新修订的语录仍为16开本，共设25个专题，收入语录267条，书名更改为《毛主席语录》（讨论稿），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又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和修改，《毛主席语录》于1964年5月1日最终由总政定稿出版。此书共分为30个专题，收入语录366条，装帧样式有50开平装本和塑套装两种。发放范围只限军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

　　语录下发后，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为此，林彪于1964年12月29日特别强调：“毛主席语录本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

　　1965年8月1日，总政治部将语录整理再版，仍限军队内部发行。再版后的语录在原有30个专题的基础上增设为33个专题，共收入语录427条，8.8万字，由第一版的50开本改为64开本，装帧为平装和红塑套装。编印单位和《前言》署名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林彪的题词补足了四句，“听”字也去掉了多出来的一点，发放范围为每个战士一本。至此，《毛主席语录》在全军达到了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由内部出版到公开发行

　　1965年8月再版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后，立即引起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追捧。不仅部队需要加印，地方上也起而效仿。《毛主席语录》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大到部队印刷厂难以承受。经请示总政领导后，《解放军报》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同年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了再版的《毛主席语录》后，也提出如果地方要求代印《毛主席语录》，可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在地方各出版机构和印刷单位纷纷要求印制《毛主席语录》的同时，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得到批准后，人民出版社便开始逐步向地方供应总政版语录的纸型。《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5月的第一版到1965年8月的修订版，仅军队为地方代印的就达1200余万册。“文革”之初，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66年8月初，召开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制定具体印制计划和发行计划，确保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印制发行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根据会议精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几百家印刷厂，都把印制《毛主席语录》当作首要任务，突击印刷，高速度出版，“一年等于16年”（即1949-1965年）地出版。特别是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各地承印《毛主席语录》的广大职工，以最大的热情，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语录》印制了出来，送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至此，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几乎达到人手一册。

　　在《毛主席语录》汉文版大量出版的同时，民族出版社于1966年4月至8月出版了蒙古文、朝鲜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少数民族文版本（内部发行）；盲人月刊社于1966年5月、上海盲人中学于1966年10月、盲文出版社于1968年7月也分别出版了盲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内部发行）。少数民族文版和盲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均根据总政版语录翻译而成。

　　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发行

　　从1966年6月到1967年5月，仅1年的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就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法、俄、日、德、意、西班牙、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瓦希里、波斯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至1977年8月，《毛主席语录》已用39种外文出版。同时，新华社以及首都有关宣传、外事和翻译单位也分别翻译和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包括《最高指示》）的中英对照、中俄对照、中法对照、中日对照、中阿对照等版本。

　　在国内大量翻译《毛主席语录》外文版的同时，国外也纷纷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如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瑞典、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日本从1966年11月至1973年8月，出版了11种日文版；瑞典从1967年至1969年翻译出版了6种版本。可见，《毛主席语录》不仅受到国内众多人士的追捧，同时也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和热爱。

　　《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出售，是从1966年12月16日开始的。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将总政版语录予以再版，在全国公开发行，并将语录“前言”改为“再版前言”，对原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改署“林彪”个人的名字。

　　之后，人民出版社于1969年2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当时称为“三合一本”），由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其中的《毛主席语录》是再版的总政版语录。此书为128开袖珍本，红塑套装，这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小的开本。

　　从1964年5月到70年代末，《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共正式出版的汉文版有80余种，少数民族文版40余种，世界语版1种，盲文版7种，外文版近百种。如此密集和大规模的印制出版《毛主席语录》，这在世界图书出版史上是罕见的，其覆盖面之广大、影响之深远，也是史无前例的。

　　《毛主席语录》学习过程中的庸俗化和私编乱印

　　“文革”之初，每逢召开会议或群众集会，人们无不挥动语录，在带领者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三呼“万寿无疆”，在带领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后三呼“永远健康”。林彪凡公开露面，也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当年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对领袖的敬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那时7亿中国人，每人至少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人们学习它、背诵它，并且以背诵得多为荣耀。许多人能够从头背到尾，甚至不懂事的孩子和不识字的乡村老人都能背诵。《毛主席语录》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连农村也不例外。有个生产队有本“记分簿”，在一个社员的名字下写着“背《毛主席语录》漏2字，扣2分”。“文革”开始不久，刘少奇就受到错误批判。1967年3月，陈伯达、康生等人向毛泽东请示要求修改《毛泽东选集》中的某些人名和注释，特别是删掉有关刘少奇的内容。毛泽东答复：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毛泽东作出六点指示，其中最后一点为：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的布置，对毛泽东著作中需作改动的部分提出处理办法，通知全国租型出版单位执行。

　　当时，《毛主席语录》多以公费购买为主，或以会议文件及奖品形式免费发放给个人。“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还作为礼品相互赠送，甚至有人在子女结婚时，将语录作为非常珍贵的陪送“嫁妆”送与子女。因此，社会上对《毛主席语录》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语录一再被加印和翻印也就不可避免。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制，一度造成了国内纸张和塑料（制作语录皮用）等物资的紧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就达到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文革”前16年的用纸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这个数字仅是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用纸量的统计数字，不包括“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私自编印和翻印的毛泽东著作的用纸数量。

　　周恩来严厉督促收缴私自印制的《毛主席语录》

　　为了贯彻毛泽东“对外宣传予以改革”的意见，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

　　1970年9月2日，周恩来针对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句语录，对新华社军管组负责人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年、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选编、战士出版社印行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而来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

　　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军委办事组很快从解放军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人员，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仅北京市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在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达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未经中央批准乱编乱印毛泽东著作的问题又一次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行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来当即指示：“‘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从此，《毛主席语录》在各个书店的门市部中逐渐消失，风行中国十几年的“语录热”才告一段落。

　　（作者柏钦水，红色收藏家，毛泽东著作版本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获得者。）

柏钦水、柏坤，《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