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革命萧瑟之秋

　　1927年至1937年的国共斗争，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当然是1933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


　　“围剿”成功，蒋介石巩固了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政权向心力大幅提升，南京政权进入稳固发展期。中共反“围剿”失败，被迫走上战略转移之路，并在失败的阴影下，于1935年完成夺取政权前最重要的一次领导层变换。

　　1934年中共遭遇的这次挫折，以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观察点，但对一场战争而言，力量永远是成败的最好注释。如果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可以发现，这次挫折有其历史运行的内在脉络。

　　第五次“围剿”期间，南京政府获得前几次“围剿”所未有过的相对良好的内外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日本对国民政府的压迫有所缓和。经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觊觎华北之心暂得满足，其对北方的压力有所减轻，南京政府获得“九一八事变”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打压、清除和国内建设展开，南京政府统治能力也在逐渐加强。在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控制权。此后，除了广东陈济棠控制区域，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军事行动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部条件。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


　　苏区窘境

　　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

　　吸取前几次“围剿”的教训，蒋介石将此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1933年6月，蒋在南昌主持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

　　对应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的战略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部队纵深配备，攻守结合，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主力决战。这就是蒋写信告诉陈诚的：“只要吾人能坚持固守，则匪部交通接济，均无策源，必难持久。”这一战术的核心即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而在这三项因素中，国民党方面依靠广大的后方，都占有绝对优势。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活动空间，使其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采用碉堡战术，通过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既可弥补自身战斗精神的不足，又针对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给红军机动作战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苏区地域狭小，人力、物质资源有限，当国民党方面凭借绝对优势的财力、物力和武器、装备，扭住中共进行持久消耗时，的确击中了中共要害。如中共俘获人员口供所言：“除瑞金一县有少数货物买卖外，其他各县荒凉万分，若我中央能以此时一面给予政治上之宣传打击，一面施坚壁清野封锁外物运入，则不出一年，不打自灭。”

　　国民党方面的封锁和消耗对苏区造成的危害不胜枚举。以物资为例，中共将领莫文骅曾回忆起一件令他数十年后仍难以忘怀的事。

　　一位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连长忽然企图逃跑，审问时说出的事件原委是：“前天早晨，我召集全连战士训话时，有几个战士指着我的裤子笑，我低头一看，原来自己的裤裆破了，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下身，感到万分羞耻，急忙解散队伍。晚上睡不着，认为自己不好再继续担任连长了，便决定逃跑。”更让人震惊的是，由于封锁造成食盐缺乏，苏区民众身上甚至长出白毛。

　　人力缺乏造成的最大问题则是强迫“扩红”，为补充前方巨大的兵员需求，苏区内部出现强迫当兵的现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


　　两难选择

　　国民党方面准备充分、来势汹汹，中共的抉择可谓进退两难。鉴于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在持久消耗的对抗中几无取胜可能，中共当时最明智的做法当然是离开中央苏区，以免陷入持久消耗的泥潭。

　　毛泽东在第三次反“围剿”后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不过，有数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记忆，要让年轻的中共领导人作出不战而走的抉择，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担当，需要对敌我双方有十分精准的了解，还需要穿越历史的超越性眼光。坦率地说，如此要求他们，未免有点勉为其难，所以，中共中央作出留在苏区反“围剿”的决策，并不让人意外。

　　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失败的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

　　若干年后，邓小平曾从国共相争的大背景出发，透视过“围剿”与反“围剿”成败得失的幕后玄机：“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这是鲜血换来的经验之谈。

　　可惜，经验往往是事后的总结，当事人则是为经验埋单者。有些事、有些人，他们出现在历史中，似乎就是为了填充历史留给他们的位置。

　　中共中央决心留在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反“围剿”后，不出所料，很快陷入被动。开始阶段，红军沿袭第四次反“围剿”的思路，希望将战场顶到外线，在运动中获得集中打击弱敌的机会。从9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东奔西突，转战于敌占区和敌我交界处，虽取得一些胜利，但未能达到打歼灭战、御敌于苏区之外的目的，自身遭受不少损失。对此，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对着鱼缸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败走

　　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又在黎川周围、建宁以北等地实施阵地反击战，均未取得战术上的胜利。4月，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沿抚河两岸向广昌推进。广昌是通向苏区核心地域的门户，红军在此与国民党军展开血战，付出损伤4000人的代价，未能取得战役胜利，被迫撤出广昌。

　　广昌战役后，中共中央意识到反“围剿”战争难以为继。5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此后，红军为争得转移准备时间，开始采取重兵防御战术，并一度在高虎脑地区有效滞敌。总体看，到1934年中，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大局已定，撤离基本是早晚问题。

　　若不过分执着于结果，换个角度看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历史进程，也许还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中共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面对国民党军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竟能坚持达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足够令人惊叹。

　　更何况，只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热，对此时国际国内背景下，红军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江南的可能命运，应该都或多或少会有不那么乐观的预判。

　　中共和红军的成长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上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地方实力派的挑战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可资利用的地方因素明显弱化，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当国民党军对苏区集中全力展开进攻时，无论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等中共根据地，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

　　当年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数量级内进行，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这种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空前增大。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发端、进行乃至最终结局，如果放到这一大背景下衡量，应可以有一个更为持平的理解。

　　苏维埃革命时期，每一代革命者都付出了辛劳、汗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己的困难、局限。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革命者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又历史地受到时势、环境的制约。中央苏区后期，诸多的不利因素共同挤迫着中国革命。

　　这些当年为了生存和理想揭竿而起，意气风发中还略带青涩的革命者们，暂时尚难以与占据天时地利又正处盛年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抗衡，出走虽不得已却仍属十分明智的选择。

　　随着1934年6月共产国际批准中共的长征动议，到10月秋风凉时中央红军正式转移，革命暂时迎来萧瑟之秋。


　　作者黄道炫，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财经》杂志2012-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