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及其恩师翁同龢——兼述翁日记删削改纂真相

　　1892年5月（清光绪十八年四月），北京虽说早已进入了春天，但春寒料峭，天气还比较寒冷。一天，一位身着薄棉袍、操着浙江口音的青年，来到宣武门外南横街二条胡同的一处寓所拜会他的恩师。这位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刚刚考中进士的张元济，他要拜会的恩师就是这次会试的正考官、光绪帝师翁同龢。

　　一、志同道合，师生均力主维新变法

　　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一手挑起入侵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割地之广，赔款之巨，空前旷古，战败给中国民族精神以强击。战后，列强掀起的划分势力范围、旨在瓜分中国的狂潮，又一次把民族危机推到严峻的地步。此时以康、梁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大声疾呼变成法，行维新，挽救民族危亡。而身为光绪帝师的翁同龢也以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力主维新变法，且认为变法“需从内政根本变起”，并放下帝师的高贵身份拜访了康有为。在他影响和推动下，光绪帝也日益倾向变法。

　　此前，远在浙江的张元济，虽埋头于作制义（八股文），练写诗，写策论，应科举，仍时时关注着国家的严峻形势。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海盐距上海不远。他通过阅读《申报》，了解到当时以康、梁为代表掀起的一股维新变法思潮。张元济痛感非改革无以救中国，完全赞同康、梁的维新变法主张。1892年为壬辰年，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之期。还在是年二月，张元济就由家乡来到上海，坐轮船招商局的海轮来到天津，再从天津坐铁路到北京，下榻嘉兴会馆。他到京师不久，就与在京的一批士人，如沈曾植、沈曾桐、黃绍箕、文廷式、陈炽、汪大燮、徐世昌等人建立了联系和交往，受他们维新变法言论的影响，主张维新变法的思想更加坚定。会试在三月初六日开始，到四月十一日结束。这次会试的正考官为翁同龢，副考官为祁世长、霍穆欢、李端棻。房考官为刘若曾、徐仁铸、沈曾桐、袁昶、朱福诜、邹福保等十八人。正副考官和房考官中，翁同龢、李端棻、徐仁铸、沈曾桐、袁昶等都是力主维新变法的。李端棻为梁启超夫人的兄长，维新变法中还被光绪帝擢为礼部尚书，戊戌政变后被遣戍新疆。在这次会试中，张元济考中进士。五月十四日，新进土引见，张元济以朝考一等分发刑部，授为主事。在这次会试中，浙江考中进士的还有蔡元培。在礼部举行的恩荣宴上，张元济第一次见到了恩师翁同龢。因在维新变法的问题上彼此立场接近，所以，张元济为有翁同龢这样的恩师感到高兴。

　　张元济分发刑部后，每天除了到部入值视事外，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常常与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沈曾植、沈曾桐、徐仁铸等人聚会城南陶然亭，或松筠庵、后孙公园等地议论朝政筹商救国之策，他又到处搜求“新书”进呈光绪帝。并与沈曾植等人创办通艺学堂，为变法培养人才。1897年德兵强占胶州湾事件和沙俄强占旅顺大连事件相继发生后，康有为又一次从广东来到北京，上书光绪帝，以时危瓜分在即，要求立即变法。次年正月，光绪帝派总理衙门大臣向康有为问话，询问有关变法事宜，力主变法。四月，在看了由康有为代书，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联名上奏的请诏定国是折件后，认定“其意可采”，遂于6月11日（四月二十二日）谕令翁同龢代为草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并于次日向中外宣布。国是诏以变法为号令，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把学习西方、推行新政作为国策，正式拉开了戊戍维新变法的大幕，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由此开始。

　　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后，守旧势力与维新派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激烈。就在国是诏颁布的第四天，6月16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迫于守旧官僚势力的压力，颁谕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的开缺显然是对刚开展的维新变法的一个重大打击。张元济对恩师的开缺感到沮丧，在翁同龢回南的当天，他和众多师友前往马家铺火车站为翁同龢送行。也就在翁同龢开缺的同一天，光绪帝召见了张元济，向其询向有关办理京师通艺学堂的情况以及变法的主张。光绪帝的召见，使张元济由对维新变法前途一度灰心失望重新增添了信心。此后光绪帝虽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诏书，而反对变法的守旧势力也无时无刻不在图谋推翻新政。10月（九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尽罢新政，幽禁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捉拿康、梁等维新派，诛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再次对翁同龢实行严惩，下令将其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编管。

　　戊戌政变中，张元济也被革职。其后他到达上海，进入南洋公学办理译书事宜，从此投身出版界，从事文化出版事业。曾一度接任南洋公学总理。民国改元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并成为该馆总经理。

　　二、大力促成翁同龢遗著的影印出版

　　1904年7月4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翁同龢在常熟去世。张元济闻讯后，特地前往在斜桥的常州八邑会馆参加有关悼念活动，对恩师的去世表示无限的伤痛。

　　翁同龢历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立朝四十余年，权参机要，有凡同光年间重大朝政活动，诸如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文教、水利、工程等无不参与，是晚清政坛上的关键人物。翁同龢去世后处分尚未开复，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经苏常官绅吁请，两江总督端方呈奏，那桐从中帮忙，摄政王载沣颁谕开复处分。1914年又由逊帝溥仪追谥“文恭”。

　　翁同龢去世后留下大量的手札、日记、诗文、函稿，对于研究了解晚清社会十分重要。1920年，由翁同龢的门生、前清武昌知府陆襄钺（吾山）出资银五百两，将翁同龢的诗稿以《瓶庐诗稿》书名出版。次年门生张南陔（兰思）又整理编辑出版了瓶庐诗补一卷、校异一卷、词一卷。但大量的遗稿仍尘封在翁氏后人手中。对此，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一直牵挂于心，决定择机将恩师所遗文字加以影印出版。

　　1923年，张元济经与在天津的翁同书的后人翁之憙（字克斋）商定，决定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将翁同龢生前的日记以《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加以影印出版。该馆在出版告白中写道：翁文恭日记为常熟翁氏家藏，付诸本馆影印行世。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初版，分装四十册，定价上海通用银币五十六元，外埠酌加运费汇费，如有翻印，远近必究。商务印书馆谨白。

　　与影印日记同时，张元济还将翁同龢的大部分函札分别以《瓶庐丛稿》、《翁松禅遗墨真迹》、《翁松禅手札》、《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翁松禅人物山水画册》、《翁松禅书扇集》、《翁瓶笙书屏集》、《翁松禅隶书墨迹三种》、《翁松禅遗画》、《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翁松禅致张嗇翁（即张謇）手书》等影印出版，以后商务印书馆和有正书局又多次加以重印。

　　翁同龢日记影印出版时，张元济特地写了一篇跋文，文中除了追慕恩师生前的风仪外，还着重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影印出版这部日记，以及这部日记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跋文如下：

　　有宋名臣以文学政事显者，曰欧阳修，曰司马光。求之近今足与嫓匹者，其惟吾师翁文恭乎。然吾读《宋史》，未尝不叹二公遭际之隆，而悲吾师之独阨也。英宗初立，光献临朝，大臣奏事有疑未决者，辄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时左右交构，母子几成嫌隙，修与韩琦从容谏诤，后遽释然还政，哲宗嗣位，宣仁垂簾。光任使相，谏行言听，尝自称母后当阳，非国家美事，兢兢业业，卒成元祐之治。此固二公之忠诚感格，而亦后之贤明，有以祈合于无间也。

　　文恭当同光两朝，洊登枢要。维时冲人践阼，母后临政，强敌凭陵，国势寖弱。士大夫昌言变法，新旧交争，渐成门户之渐，国步艰难，与二公所处正同。公以一身搘柱其间，而卒不免于得罪以去，其困心衡虑必有甚于二公者，世人莫由知之，乞于今时移世易亦几淡焉，若忘矣。公之从孙克斋（即翁之憙）以公手书日记眎余，余受而读之，四十余年大事粲然具备，小心寅畏，下笔矜慎，然记载所及，偶有一二流露之处，观微知著，益不能不叹公之遭际为可悲也。史称光献性慈，俭尝谏止仁宗正月望夕张灯；宣仁听政，即散遣修城役夫，止禁廷工技，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是自奉至约也。而公之时，內廷之供奉何如？（参看第二十三册九十三、四页及九十六、七页、第二十七册七十九及八十页）。光献于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神宗乳媪为宋用臣等游说，宣仁峻拒，至欲斩媼，是御下之严也。而公之时，帘壶之禁约又何如？（参看第二十五册六十页，第二十六册五十五页）安石变法，光献痛言民生疾苦，祁王侍侧，颂为至言，劝神宗不可不思，贤王忧国与圣母有同心也。而公之时所信任之亲贵又何如？（参看第二十三册十八页）苏轼得罪，光献称为宰相才，戒勿冤滥；文彦博既老，宣仁起之，遣使迎劳，是诚有知人之哲也。而公之时，所擢用人才又何如？（参看第十三册一百八页，第三十四册五十九页）鸣呼，公既不见容于朝，遽被遣谪，正人退而佥壬进，遂酿成庚子之祸。回銮以后，天子幽囚，权臣柄政，国事益坏不可问，而公亦抑郁以终。于以知文忠、文正生际圣明得行其志，以致君而泽民垂令名于千古者。其中固有天幸在也。

　　余既悲公之遇，且痛世人知公者少，因请以日记行世。克斋韪余言，畀余景印，鸠工岁余，今始竟事。敢述所见，以告读者。乙丑仲秋，门下士海盐张元济谨跋。

　　为了翁同龢日记的出版，张元济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翁同龢日记影印出版后，使许多人对前清政情有了进一步了解，然而熟悉晚清政情的人又很快发现翁同龢日记有明显的删削改纂的痕迹。金梁在《四朝佚闻》一书中竟以翁同龢删削荐康一事，进而怀疑日记的真伪，个别学者甚至否定日记的真实性，以至几十年来人们对日记一直存疑参半，对日记所记内容将信将疑，不敢加以采用。根据作者对翁氏数十年的研究，对照清实录和当时其他官僚的笔述记录，日记所记大致不谬。翁同龢日记部分内容确实经过删削改纂。其情况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影印的日记本身，翁同龢在生前就已经作了删改，尤其是有关与康有为往来的记载，由于援引康梁、支持戊戍变法是导致翁同龢被革逐的主要原因，翁同龢惟恐再遭不测，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故将有关内容加以删削改纂，矢口否认自己有荐康之举，拒不承认自己与康氏有往来。这些改纂都有违历史真实。如今这部当年经翁同龢亲自删削改纂、由张元济主持影印的日记底稿已由翁之憙之子、在美国的翁万戈（兴庆）先生交由上海中西书局正式出版，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去读一读。二是影印时，张元济、翁之憙出于为“师讳”、“祖讳”，有意将日记中有关的文字内容，尤其是对有关人物的看法的文字加以隐去。这里不妨列举几处：

　　如甲子年（同治二年）日记（影印本第四册第六十二页）与原日记底稿对照，影印时，有意隐去以下一段文字：“荣侄（翁曾荣）言，今年有东洋人到上海，英夷畏之如神剑，格杀英夷辄不论，雨行，英夷为之张盖，今在浦东建屋，将束英夷之出入也。果尔，亦快事也”。在张元济看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夷人”已明令改称“洋人”，而所论英日关系已非史实，若再保留，有损师之形象，故隐而不印。

　　又如丁卯年（同治六年）日记（影印本第七册第十八页）与日记底稿对照，隐去了以下一段文字：“复奏折语多姍笑，大略侈陈咸丰十年保全大局之功，并详陈不得已之苦衷，而力诋士大夫之好为空言，视国事漠然，并以忠信礼义为迂谈，而督抚折信中惟李鸿章四次信函推许西士竟同圣贤，可叹，可叹”。

　　又如己巳年（同治八年）日记（影印本第九册第十九页）与原日记底稿对照，影印时隐去了“盖甘为鬼奴者耳”一句。查底稿原文是：“斌椿者，总理衙门当差者也，前数年尝乘海船游历西洋各国，归而著书一册，盛称彼中繁华奇巧，称其酋曰君主，称其官曰某公某侯某大臣，盖甘为鬼奴者耳”。

　　又如丙子年（光绪二年）日记（影印本第十五册第十页）与日记底稿对照，隐去了以下一段文字：“适郭筠仙（即郭嵩焘）来，遂论洋务。其云：滇事（指马嘉理事件）将来必至大费大辱者是也。其言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真是失心狂走矣”。

　　又如辛巳年（光绪七年）日记（影印本第二十册第三页）与日记底稿对照，影印时隐去以下一段文字：“醇邸（即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生父）以李相（即李鸿章）复信见示，力驳去信，仍委婉以为一时难办。窥其意不过为刘铭传圆此一谎耳”。

　　又，同一册日记第十四页是讲与左宗棠见面的文字，同日记底稿对照，影印本隐去了“微不足者”四字。原日记文字为；“访晤左季高相国长谈，初次识面，其豪迈之气俯视一世，微不足者思之深耳”。又如癸未（光绪九年）日记（影印本日记第二十二册第六十八页）内容是讲张树声的，与底稿对照，隐去了“合肥之”三字。原稿文字为“张霭卿（张树声之子）来辞，谈越事（指中法越南问题交涉），深诋合肥之偏执畏葸，其尊人（指张树声）颇欲有为而苦粤东之空虛，甚为难也。此君正派，将来可用”。类似隐去的文字还有多处，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影印本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第三十七册第一百一十页至一百一十二页）隐去了原底稿十月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三日的全部内容。这八天的日记是记载翁同龢去上海接从京师回常熟的侄孙翁斌孙（翁之熹父亲）的，这时正是戊戌政变发生不久，翁斌孙从京师当然带回许多重要信息，此外，同龢又从吴子备处听到“闻所未闻”的时事。所以很可能出于某种“忌讳”，张元济和翁之燾有意将其隐去不印。果然不出所料，二十四日记就记载了新闻报上刊登罢斥翁同龢的谕旨。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段日记翁同龢生前已作了修改。同光之交，翁同龢位列三品，地位不高，虽先后入值弘德殿、毓庆宫，贵为帝师，但在政坛上尚不足轻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为人处世还是“机智自用，俯仰随人”。且他出身世家，身处禁廷，深知官场深浅难测，言动不能自专而倍加谨慎，因此，所记日记秘而从不示人。他去世后，有关他生前的人际交往和从政活动，后人仍有所议论，乃至讥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鸿章后人李经迈避地沪上。一日在友人处见到几封翁同龢生前给上海道冯焌光（竹如）等人的信札。阅后在旁附言写道：

　　此信当作于光绪元年，值穆宗（即同治帝）大丧，常熟与醇贤亲王奉命相度陵地，故有遵化、易州之行。回忆余宣统二年（1910年）值宿西陵，寄宿野寺，见壁间常熟题诗殆遍，与醇邸唱和者居多，推崇备至，用以结纳皇帝本生父，寻有毓庆宫授读之命。尝谓同、光、宣三朝圣学不如道咸以前，师傅诸臣已不能宽其责备，况离问母子、援引康梁？邪说一兴，国本动摇，不仅清社以墟，沧海横流，且不知如何收抬？可胜慨哉？（《上海图书館藏翁同龢未刊函稿》上册，第77一79页）这段文字虽不完全代表当时所有前清官僚士大夫对翁同龢的看法，但这里，不但对翁同龢政治品行横加讥评，甚至直将清朝灭亡也归咎于翁同龢援引康梁、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由于日记所记有关当事人及其后代还健在，对此，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张元济、翁氏后人翁之憙不能不有所顾虑。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所以他们在影印时对有关文字进行了“必要”的“处理”。这一处理，虽出于好心，为“师讳”，为“祖讳”，但却使日记有关内容失去了真实性，大不利于对翁氏的研究，更引起人们对日记所记内容的怀疑。

　　三、协助翁万戈将翁氏遗札运美收藏

　　说到张元济与翁同龢的师生情谊，不能不提到翁张一段未成的婚事，据翁兴庆先生（后改名翁万戈）向作者提供的自述资料透露，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翁万戈和家人生活在孤岛租界内。当时翁万戈在上海交大读书。1938年11月1日，经著名学者夏敬观之子夏承诗及张元济之子张庶年出面，将张元济侄女张祥保介绍给翁万戈。翁同龢无后，由翁斌孙之子翁之廉承嗣，但翁之廉也无后，遂由翁之廉之弟翁之憙之子翁兴庆承嗣，于是翁万戈成了翁同龢的后人。张元济是翁同龢门生，所以，对这一婚事不仅同意，而且表示非常滿意。而在翁家方面，尤其是翁万戈的父亲翁之憙（克斋），素仰张元济人品，又因张元济一手大力促成和帮助影印翁同龢生前遗文、日记、函稿，抱着对张氏的敬慕和感激之情，对这场婚姻也表示认可。于是在同年7月，翁万戈和张祥保在今国际饭店正式定婚，由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常熟铁琴铜剑楼主瞿启甲（良士）为证婚人。由于翁万戈当时正忙于赴美留学，彼此并未成婚。翁万戈赴美后，在普渡大学读书，后来又结识了在美国留学的程华宝。在解除与张祥保的婚约后，于1944年与程华宝结婚。

　　1947年，翁万戈夫妇回国探亲。6月，到达天津，看望自己的父母。7月，到达北平（今北京）看望表姊，当时正是辽沈战役前夕。在一次饭桌上，他们从一位国民党军官口中得知国共交战的真相，结论是国民党大势已去，人民解放军将很快入关，平津几个月后亦将不守。这是翁万戈夫妇回国后听到的有关战局的真实报告，于是第二天就匆匆赶回天津，将存在天津家中属于翁万戈名下的翁氏祖传（主要是翁同龢的）书画、珍籍、文献及古董杂物装箱，交由开滦矿务局一艘煤船（当时翁之憙供职开滦煤矿）由天津运抵上海，并将在常熟的属于自己名下的祖传文物珍籍一并运到上海，准备将它们运到美国。文物出境，须经海关批准。于是翁家又一次找到张元济先生，请其从中帮忙。当时胡适任驻美大使，经张元济的疏通，胡适答应帮忙，与美国有关方面疏通。正好这年程华宝的父亲程远帆出任国民政府信托局局长，有此关系，一切均迎刃而解，翁万戈遂將这些装箱的书画珍籍（据说共有四十八箱）等再用由沪赴美的轮船运抵美国纽约，经过美国海关检查后，于1949年初存入纽约曼哈顿贮藏公司。此后翁万戈曾將这些祖传珍贵文物中的一部分在大都会博物館展出，由此引起海内外文物界的关注。1979年翁万戈经过三十年的隔绝之后，重新回国探亲。2000年由前清四川总督王庆云（雁汀）的后人王世襄牵头，翁万戈通过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將家藏珍籍七十九种，内宋刻本十一种，元刻本四种，明刻本十二种，清刻本二十六种，名家抄本、稿本二十七种，进行拍卖。为了使这批流失海外的国宝级珍籍早日回归祖国，上海图书馆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出资四百五十万美元买下了这批珍籍，现珍藏在上海图书馆内。此举不仅意味着传承近一百五十年翁氏收藏的中国古籍珍本历史的结束，也标志着作为中国自清末以来流失海外的一批数量如此之多的古籍重新回归祖国。

　　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爱国者、出版家。他尊师重道、德高望重，他与翁同龢的师生情谊，早已成为史坛上的一段佳话。他老人家若在天有灵，见到他当年曾协助运抵美国的翁氏珍籍重新回归祖国，一定很高兴。

谢俊美，《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