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1日 星期四
“六四”后文化官员、名人慰问戒严部队的献媚术
“六四”这天是个分水岭,学潮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新闻自由没有了,游行示威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中共在镇压后的厚颜无耻,以及文化界知识界人士的献媚。
地处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自6月3日起进驻戒严部队,文化部下令接待。6月3日晚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奉命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化部管理的博物馆负责人及近30名党政、保卫、后勤值班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腾调出馆内所有能住的大厅、走廊、办公室、为部队安排宿地和指挥用房。用电炉为戒严部队士兵和伤员赶烧开水。在北京交通受阻的日子里,戒严部队在馆内一日三餐全靠压缩饼干和方便面充饥。报道说,“看到不少战士为此患病拉肚子,馆领导想方设法临时抽调老工人、昼夜工作,为部队提供了充足的开水”,“为使戒严部队在馆内正常工作、生活,全馆的水、电、卫生设施昼夜有专人负责检修管理。工作人员看到干部战士们总是啃干面包、压缩饼干,食堂的职工便开动机器压面条,为他们改善生活”。1989年6月4日当天,文化部机关报纸《中国文化报》头版头条刊登新闻《文化部党组汇报学习李鹏杨尚昆同志讲话情况,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要求部机关、直属单位认真学习、顾全大局、努力工作、遵守纪律》。6月13日下午,文化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除王蒙之外的文化部党组成员、原部领导、部长助理、各司局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及中国文联党组和中国作协党组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传达邓小平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和李鹏、姚依林6月13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文化部要求将此计划传达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所谓“深刻认识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文化部系统的报纸、刊物要按照李鹏同志的要求,积极做好宣传舆论工作”(此前文化部系统的报纸记者参与游行和对学生运动的正面报道),“搞好军民联防,防止歹徒的破坏和捣乱”,“要积极热情地做好慰问戒严部队的工作,特别要组织好演出小分队进行慰问演出,密切军民关系”等等。
会议之后,文化部开始行动,慰问屠杀学生的戒严部队。6月14日下午,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英若诚以及文化部有关司局负责人率中国轻音乐团,前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慰问居住在这里的首都戒严部队士兵。中国轻音乐团为戒严部队演出节目。中国轻音乐团团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以及同戒严部队官兵一起演唱的《十五的月亮》,歌唱家吴国松为戒严部队官兵演唱,中央民族乐团在通县机场慰问演出。戒严部队最后又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文化报的报道说,“高占祥、英若诚等同戒严部队官兵进行亲切交谈。他们询问了部队官兵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情况,并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为戒严部队做好服务工作,保证戒严部队官兵工作好、休息好。戒严部队官兵对文化部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关心和照顾表示感谢。”先后慰问戒严部队士兵的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柳万雨、田军力,中央歌舞团的竹凤,中国京剧院全国政协常委、程派艺术家李世济,中国京剧院的林毓熙、杜振宁,中央民族乐团的刘文金,中国轻音乐团李谷一,东方歌舞团高志平等,以及演员和其他艺术家竹凤,张静雅、杨博森、张宗孔、骆玉笙、陈爱莲、谭派老生孙岳,孙毅、梁展出、舒风、王唯、刘金山、梁刚、姜文娜等演员,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附小的杨颖、李辉、王惠等学生。歌唱演员孙毅、万山红、单秀荣、柳石明、赵青、郭兰英等知名人士都先后多次慰问戒严部队。其中的歌唱演员吴国松曾拒绝了外团提出的慰问天安门广场学生演出的邀请,但当他接到慰问戒严部队演出任务时“欣然同意”,“演出时边唱边走下台,与官兵们一一握手”。
文化艺术界人士慰问戒严部队的演出前,英若诚讲话:“我代表文化部全体共产党员、工作人员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向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全体官兵表示亲切慰问!在这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英勇果敢地进行反击,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初步胜利,为捍卫我们的共和国,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为捍卫伟大的首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你们不愧为共和国的钢铁长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战士,是人民利益的光荣代表。”“连日来,你们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在狠狠打击一小撮暴徒的同时,为首都人民赶运各种生活用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我们为有你们这样的威武之师而感到无比自豪!你们为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你们确确实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6月16日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等又出面安抚驻部机关的武警部队,还命令中央歌舞团和文化部幼儿园的孩子为官兵们演出节目。自6月4日以后北京一度停业的全市近五十家影院(包括放映电影的剧场)从6月11日起又陆续开始营业。
来自文化部的消息说,自6月1日以来,文化部派出了8个代表团,分别由副部长高占祥、王济夫、刘德有、英若诚和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轮流领队,文化部有关司局、国家文物局和直属单位的负责人以及部分文艺工作者参加,先后赴戒严部队所在解放军沙河机场、南苑机场、通县机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故宫午门外、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在文化部院内等地慰问戒严部队和武警部队官兵。中央歌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京剧院、中央民族乐团等文艺团体,都选出优秀演员,拿出了精彩节目,参加了慰问演出。文化部幼儿园也参加了慰问演出。戒严部队官兵接待了文化部派出的慰问团,此后文化部又陆续派出代表团对首都戒严部队和武警部队官兵进行慰问演出。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济川、全国政协委员、文物专家罗哲文、谢振生等专家、学者则献媚戒严部队,表示“作为老战士、老同志,对党、解放军的信念不能改变,要坚信党的领导,自觉服从党的决议,共同行动起来,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对散布谣言的一小撮坏分子,要严厉打击,决不姑息”。
直到6月19日,文化部再次慰问戒严部队时,王蒙没有出席,但文化部机关报报道时提到了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代表王蒙部长、高占祥、刘德有、英若诚副部长以及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慰问戒严部队,著名歌星成方圆、牟炫甫和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胡波、郭蓉、彭康亮、崔美善、阿依吐拉、莫德格玛等到这里慰问戒严部队官兵,他们称戒严部队是“文明之师、胜利之师、仁义之师”。戒严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政委是陈锦彪大校(江苏省通州市金余乡人,先后升任陆军第63集团军政委、天津警备区政委,颁授少将军衔),陈锦彪大校代表所在戒严部队感谢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能在北京的大雅之堂观看全国一流的文艺演出,说明了首都文艺工作者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戒严部队空军的空降兵第15军副政委田瑞昌大校(先后升任成都军区空军部主任、副政委,颁授少将军衔)和该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恩芝大校代表戒严部队感谢文化部艺术团的演出和慰问。田瑞昌大校称“我们忘不了在那乌烟瘴气的动乱日子里,戒严部队遭到一些人的围攻和谩骂,而在这个时候,你们派出慰问团到戒严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这是对戒严部队官兵最大的关心和鼓舞”。
文化部一向“偏右”,现在完全“左转”,文化部要求一些过去由于所谓“不明真相”参加过游行和签名“声援”的人士“转变思想认识”,指责“极少数策划反革命暴乱的人利用人们迫切希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善良愿望,到处造谣惑众,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并指使反革命暴徒搞打、砸、抢、烧。他们的目的是妄图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达到他们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罪恶目的”。文化部要求“今后要不信谣、不传谣”,因为“有戒严部队在,我们有了安全感”。 一些文化界名人还说“开始只是对学生有一种同情心理,后来随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疑问。许多人抵制了某些签名信,但也有一些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一些呼吁书上签了名,被人利用了”,漫画家丁聪在发言中说,“文化部门领导及时地向我们通报了情况,使我们很快了解到实情,避免了错误”。中国音协副主席施光南、副主席赵沨、词作家晓星、指挥家彭修文、原中国音协主席、作曲家吕骥、中国音协副主席孙慎以及时乐濛、卢肃、李伟、黎英海、李西安、辛沪光等音乐界人士纷纷表态“加强党对音乐界的领导”。
“六四”后赶紧向中共表忠心献媚的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演员英若诚、任继愈、张忠培、叶佩英、李维康,全国政协委员陈荒煤、吴雪、周而复、王济夫、舒强、李世济、刘长瑜、杜近芳、方掬芬、严良堃、盛中国、刘燕平、白淑湘、王昆、莫德格玛、阿依吐拉、崔美善、陈爱莲、刘开渠、丁聪、谷建芬、李谷一、孙瑛、吴祖光、罗哲文、常书鸿、谢辰生、王育新、王振铎、史树青、王世襄、罗俊、爱泼斯坦、杨宪益、邓团子、沙溥里、赵沨、江定仙、张君秋、孙家琇、资华筠、郑雪来、武季梅、李希泌、冀淑英,中共十三大代表李希凡、施光南、白峰溪等。文化部要求文化界知识界人士必须反思,因为“我们的一些舆论阵地被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占领了,在北京发生动乱时,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大家搞糊涂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同志也糊涂了,是非观点搞不清楚了,中央怎么打招呼也听不进去。这个教训要牢记,今后,我们要花大力气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这也是不点名批评文化部部长王蒙,批评当时文化部内盛行自由化思想,“有些人不要党管,不要党干涉文艺”。6月1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在京的主席团会议,中国文联执行主席曹禺因病未能出席,但他在书面发言中表示,衷心拥护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吴祖强、戏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中国书协主席,书法家启功、作家康濯、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张颖、中国音协副主席严良堃、中宣部文艺局梁光弟、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金照、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葛维墨等人都如此表示,严良堃还在发言时请文联党组注意,称“学潮”事件“一次卷进去这么多人,包括青年、中年和老年,且都很激动,群情激昂,我们应该深思”,有不点名批评王蒙的意思,他还指责这次“暴露出来的矛盾,有的属敌我矛盾”。
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还在此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污蔑领导学潮的知识分子领袖方励之、刘晓波等人,指他们“酿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称“方励之、刘晓波这两个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称他是“专骂党、骂社会主义、污辱民族的人”,“为什么国家还让他出国去骂?”1987年刘晓波曾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交流,现场与研究生辩论。
到6月24日,文化部负责人仍然不停地看望戒严部队,再次代表王蒙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王济夫及有关司局负责人一行10多人,来到北京戒严部队驻京的陆军某部招待所,慰问了解放军38军炮兵旅在6月4日凌晨死难在海淀区翠微路一带的戒严士兵王小兵的亲属,王是押运枪支子弹等军用物资的士兵,后来被命名为“卫国六英雄”之一。戒严部队38军炮兵旅政委赵炳璞与文化部负责人到场(赵炳璞是从事核试验的部队研究所21所调到38军炮兵旅任政委,之后又转业到国家体委,后任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1989年7月29日,文化部还专门对慰问戒严部队的文化艺术界的机构和人士进行表彰,称他们“在平息这次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中……有的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各种压力抢救、保护了戒严部队、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的生命安全;有的克服各种困难,热情接待、妥善安置了进驻的戒严部队”,这些单位和个人包括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国革命博物馆服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卫处、中国京剧院、东方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轻音乐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勇进评剧团、中央音乐学院、文化部幼儿园儿童演出队、文化部机关食堂、文化部机关车队,以及中国歌剧舞剧院郭兰英(成名作《南泥湾》)、吴国松、刘国盛等人。
“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六四”后紧急向官方投降并献媚的官方御用文化界、知识界人士的统一标签。
马千卒,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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