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义”再探（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没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便先后占领了中国的辽、吉、黑三省，一年以后，又将热河轻易占去。中国国土沦丧之速，举世惊诧。这是中国军队奉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次大国耻。九一八事变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抵抗主义”呢？尽管过去人们对此作过研讨，但似仍未尽意，且看法不同，本文试就此作粗浅的探讨，敬请专家指正。
一、“不抵抗主义”之出现
“不抵抗主义”一词最早见于何处？有一种观点认为：它首见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给南京政府的电报。曾当过张学良随身参谋的惠德安及台湾学者蒋永敬均持此论。该电转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及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在当天早晨5时发来的电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然而，据笔者查考，这一提法至少在事变爆发后一二小时内就已使用，而见诸文字最迟也应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中即开始。
9月18日晚，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中国第六二一团团长何立中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王立刻向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与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报告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在陪人听戏的张立刻回到养病的协和医院，向荣臻等人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荣便再度命令第七旅官兵：“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内则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须绝对服从。同时，东北当局顾问赵欣伯亦照此意思多次向日领馆交涉，他在电话中称：“中国方面决定实行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军队能立即停止进攻才好。”11点30分左右，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炮轰沈阳城，发起攻城战。据日人报纸所载总领馆当晚致外务省电，此时东北当局乃再次通知日领馆：“一，鉴于迟迟得不到关于日本这次军事行动的说明，我中国方面暂仍取不抵抗主义；二，在北门附近中日两国人民杂居在一起，以炮火轰击城厢事关重大，请力劝停止此种行动。”19日上午，外务省还收到另外一电，亦称：“中国方面声明完全出之以不抵抗主义。”
由上述可见，“不抵抗主义”的提法，实于北大营及沈阳遭袭后不久便被东北地方当局采用。19日晨5时，他们在致张学良电报中，再次使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用语。张又将此语电告南京中央，同时公开用以说明处置事变的方针。如9月21日晚，他接见外国记者时就称：“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国民政府方面在19日获知事变消息后，亦在一些场合采用了“不抵抗主义”的提法。如9月20日国民党中执委会致古应芬等人电中就称：“综合现时所得之报告，日满铁守备队？？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
关于“不抵抗主义”的提出，存在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不抵抗主义”？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蒋介石在事变突发时径直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不抵抗的记载。但是，指称蒋在当夜给他们下过类似命令的回忆却很多。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原东北军将领孙德沛则回忆说，张学良在1935年8月曾亲口讲，他在1931年9月18日晚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这些说法，均是第三者的回忆，缺乏档案史料或电报原件作为佐证，故无法确认9月18日晚上事发后蒋曾给张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而且有些材料本身就明显有误，如上述郭维城的证词说当时蒋在南京，而实际他正在乘舰自南京赴南昌途中。更何况依当时的通讯条件，从事变爆发至沈阳沦陷短短几个小时内，北平和南京之间来回传递十几份电报是非常困难的。
据现已公布的正式史料，事变后蒋给张最早的一份电报是9月19日晚8时左右发出的，电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由此电可知，蒋是在接到发自上海的电报后才获悉日军进犯沈阳，并非由北平方面得知消息。而且，蒋获接消息已是19日了。他18日由南京乘舰赴南昌，19日在湖口接获事变消息，乃于20日赶回南京。蒋在18日既未获讯，怎么会给张不抵抗之电令呢？
蒋没有在9月18日晚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也可由张在事变后一系列的电报及谈话中证实。如张在9月24日致蒋介石电中称：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成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该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态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如果东北军的不抵抗是接受蒋当晚的命令，张在给蒋的电文中会提及的。60多年后，张还是如此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当然，蒋9月18日晚未下令不抵抗，并不说明他此时对日军之侵略持抵抗态度。这点将在后文论述。
二、“不抵抗主义”之背景
(一)“改旗易帜”后的东北局势。
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东北“易帜”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倍增。虽然张学良表面上对日人虚与委蛇，但对其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行径作了抵制。这主要表现在，他通过大力推进铁路、港湾及军队现代化等方面的建设，加强经济和国防力量。日本对张学良依附南京深为不满，更对其力量逐渐加强感到担忧。
为解决关键性的铁路问题，日本和东北当局之间举行了多次的谈判，均无实质性进展。1931年1月，“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和张学良亲自进行交涉，但双方要求相距甚远，以至谈判搁浅。2月底，张将谈判之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于3月赴津，谈判遂无结果。当时，东北民间反对对日妥协的呼声甚高，而“满铁”经营状况的不景气使关东军和“满铁”均倾向于“不惜以实力行动”来加以解决。尤其是关东军，态度更“日趋僵硬化，反张的空气打破了历年的惯例，出现许多诸如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包围奉天城(即沈阳)的演习，拒绝中国军队进入附属地等事件”。而日方提出的所谓“木神原农场问题”、“十间房的陆军军用土地问题”等“悬案”，更加剧了东北形势的紧张。
张学良此时认为，“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更减弱了他对东北国防力量的信心。“伯力议定书”在他头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既然他已认识到凭东北军实力不能在与苏联人冲突中冒险成功，那么他在当时又能凭什么与日本人正面交锋呢？张的这种心态亦反映在东北军的军事布置上。
1930年9月18日，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呈胶着状态时，张学良通电拥蒋，并率10万大军入关，中原大战即以冯、阎宣告下野而结束。然而张此次进兵关内，虽获河北、察哈尔地盘，但却使东北边防更趋薄弱。这些均为后来对日不抵抗之远因。
(二)“万宝山案”和“中村事件”。
1931年7月初，在长春市郊爆发了万宝山事件，并诱发了令人震惊的朝鲜排华案，中日关系顿趋紧张。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当局采取抑制民众、以防事态扩大的方针。7月6日，张学良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1日，吉林省府主席到北平请示万宝山案解决办法。8日，张学良在和其他东北要人磋商后，决定“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并以此电令东北当局。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对“万案”亦持相同态度。7月8日，监察院长于右任通过高纪毅转告东北当局：在外交方面，“应该以平静态度处理抗争”，不应让民众有“越轨行动”，极希望“东北同志也明察此理，勿出轻率举措”。蒋亦于7月11日致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当局抑制民众运动；12日又密电张：“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还未了结，东北又发生了一起更大的涉日案子——中村事件。7月中旬，关东军探知，日谍中村震太郎等人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秘密处死，遂藉此大做文章。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就此事与臧式毅举行谈判，但由于日本提不出多少有力证据，谈判陷于停顿。而日本国内则因中村事件，对华强硬论达到极点，形势日趋恶化。9月5日，荣臻应召抵北平，请示处理中村事件办法。据在台湾的知情人回忆，张当时指示：“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荣把张的指示油印后发给各部队，使其周知并贯彻执行。9月6日，张学良亦向东北方面发了一个电报指令：“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从上面张学良对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对策，可以看出东北当局极力避免与日人直接冲突，以启战端。而这种方针正是“不抵抗主义”提出的基础。
(三)蒋、张在关内面临的挑战。
关外风云骤紧，关内形势亦日趋严峻。张学良坐镇北平，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安定北方之局势，但反对派力量不容忽视。而在南方，忙于“剿匪”大计的蒋介石亦遇到国民党内更为猛烈的挑战，因软禁胡汉民而引起的反蒋运动愈演愈烈。1931年5月28日，粤、桂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同时，邹鲁等还北上寻求各实力派的支持。7月19日，石友三在广州派支持下公开叛蒋，率部进犯平津。一时间，粤系、桂系、晋军、西北军等各反蒋势力大有联盟成功之希望。
7月底，石友三军在东北军、中央军及晋军商震部的夹击下覆败。但东北军主力部队仍被“钉住”在华北，张学良身陷于动弹不得的境地。蒋介石需要张学良在北方为他“维持安宁秩序”，以便他“剿灭赤匪”，“削平叛乱”。蒋当然不希望东北当局与日本人冲突而影响“大局”。故他和东北当局在处理对日问题上态度一致。
当时，日本国内，“满蒙独立论”、“武力解决满蒙”等各种狂热的喊声喧嚣不已；东北满铁附属地一带，各种军事演习频繁举行。7月，沈阳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在兵营内偷偷架起了两架24厘米的榴弹炮，而柳条湖爆炸阴谋则早于6月底就已策划好了。在关东军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东北当局总是小心翼翼，尽量避免与日冲突。面对敌人的挑衅，张仍以日军“寻事”视之，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而以不抵抗处之。
三、“不抵抗主义”的发展
在“不抵抗主义”的严令下，沈阳、营口、安东、辽阳等地一日之间尽失。21日，日军又毫不费力地占领吉林市；22日，日本朝鲜派遣军又占郑家屯、新民？？至9月底，辽宁、吉林的大部均陷于敌手。10月8日，日机又轰炸辽宁临时省府驻地锦州，“中国军队绝未还击”。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对策，在18日当晚就基本确定。是日晚，他接到臧式毅、荣臻等人电话报告，即召集东北军在平高级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等人紧急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表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次日凌晨6点钟左右，张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继续会商，会上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可见，张学良在当时的应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东北军不要抵抗、避免冲突，一方面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
9月21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即在中山陵园官邸召集会议。会上确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关，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22日，蒋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重申其“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之立场。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由于东北当局在事变肇起时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所以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也就准备利用这一既成事实，循外交途径获合理之解决。由是，东北方面提出的“不抵抗主义”遂得到国民政府之默认。
为世人瞩目的国联会议，终在10月24日做出重要决定，以13票对1票通过限期日本撤兵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开始并按序进行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俾在规定之下次开会日期(11月16日)以前，得完全撤退”。岂料日方对此决议非但不加理会，且更于11月4日以修复嫩江桥为由进攻黑龙江守军。华军奋起自卫，是为嫩江桥抗战。
对嫩江桥抗战，张学良实际上一开始就主张退让。10月14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张学良即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烂地方。于不听令，炸毁江桥，阻伪军之前进。日人乃藉此向马占山要挟。此时张学良则倾向于依靠国联，或向日政府交涉，以抑制事态扩大。江桥抗战爆发后，他通电全国，一方面对马占山军的壮举表示肯定，同时亦再度表示：“随时飞报中央，转报国联要求制止。”
11月6日，日军占大兴车站。11日，关东军通过其代表林少佐向马占山提出最后通牒，要马立即下野，并将军队撤出齐齐哈尔，限12日内作出答复。马占山当即发电向北平张学良请示。12日，张仅以六字电复马：“饬死守，勿退却。”18日晨，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向马占山军展开全线攻击。马部不支，遂退出齐齐哈尔，败走海伦。
纵观整个江桥抗战，马占山军始终是孤军作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当时马军参战部队为步兵8700人，骑兵约3100人，日军参战人数虽为5900人左右，兵力包括野炮兵3个大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飞行2个大队，在武器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后援不断。时驻锦州之东北军正规部队有十九旅，二十旅，十二旅等部，人数约在2万以上，加上警备队、骑兵旅、教导队、便衣队等，总数不下5万人。可是为了杜绝日军攻锦之口实，驻锦军队皆“无战斗准备”，更勿论增援黑省之举。（未完待续）
冯筱才，新华网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