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6日 星期日

对日“不抵抗主义”造成什么样严重后果?

“不抵抗主义”再探(下)


(续前)张学良当时在关内还有10多万大军,亦按兵不动,坐视黑省省城失陷。故江桥抗战结束后,张学良受到舆论界之猛烈抨击。1931年11月23日,上海市民联合会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援助马占山。”而粤方人士攻击尤甚。

齐齐哈尔陷落后,日军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张学良自9月23日即在锦州设立辽宁省政府行署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日人遂视锦州为张的“反攻据点”,必欲先除之而后快。11月26日,为呼应土肥原发动“第二次天津事变”,关东军即沿北宁路西进,迅速占领新民。27日,关东军又在装甲车掩护下抵达绕阳河,与驻大虎山之东北军十九旅激战,并派飞机到沟帮子及锦州上空侦察。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张学良是持何态度呢?他先是钟情于所谓的“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张在“个人赞成”此案的基础上提出:11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21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案都不感兴趣。据载,矢野非但不同意张的要求,而且每次谈判“必将其要求华军撤退条件提高,及将日方节制军队行动之诺言改以空泛的语句”。

张学良在与日代表谈判之同时,已开始安排撤出锦州。顾维钧闻讯后即于12月3日致电劝阻:“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5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再次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8日,蒋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为了给张打气,蒋9日又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其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但据日方资料,张已于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回答。

12月3日,日本犬养毅内阁成立,其认为第一应考虑之问题,即增派军队一师团有半,前往东三省,以及‘劝令’东北当局将其军队撤入关内”。18日,关东军司令部根据12日制订的《进攻锦州的方略》,确定了《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同日,天津驻屯军向陆军部提出:“锦州的东北军一旦果真遭受关东军攻击,似有轻轻一战后即撤至关内之意图”,要求“将我军主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合歼张学良锦州部队。但此项要求遭日本陆军当局否定。

12月15日,蒋介石由于两广派的排斥宣布下野。次日,张学良亦辞去副司令职,改任北平绥请公署主任。20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即“从事整理结束”。21日,张学良电令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同时,日军的攻锦部署已全部就绪。22日,关东军和陆军部均发表声明,称其攻锦行动是基于自卫权利的当然“剿匪”运动,日军随即进占通江口和法库。

锦州危急之际,南京方面电张学良抵抗。24日,吴敬恒致电张学良:“当此外不见格于强盗之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而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何待于再计?”25日,国民政府即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张则复以长电,抱怨说:“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他要求国府速增拨现款及军火以为实际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26日,他在复国民政府抵抗电中又陈述自己的困难及担忧,表示:“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

28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开始向锦州发动进攻,29日,盘山陷落,十九旅六五五团李德才营“一营全被缴械”。中国的铁甲车队更退向胡家棚子。同日,荣臻从北平谒张返锦,即召各将领开会,下令各军撤退。锦州撤退开始后,国民政府还发来急电,要东北锦州驻军“无如如何,必积极抵抗”。但至1月2日,东北军队已从锦州撤退完毕。次日上午,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拔除了张学良的“反攻据点”。

锦州之“役”据荣臻的代表讲:“我军损失极大,弹药无继,死亡约5000余名。”张学良亦称:“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然据记者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访问撤退后的锦州临时政府人员及东北军将士得知:“与日军相抗者,乃为民团、学生、退伍军人及‘马贼’混合组织之义勇军。至东北正式军队,则固未饷日军一弹,而系自动撤退也。”“当开始撤退之际,日军主力尚在新民,旋即追踪而至??”锦州几乎是被拱手让给日本人的。

至于锦州撤防之个中缘由,锦州当局则有自己的一番道理。荣臻之代表王达曾对《大公报》记者谈及三大“重要原因”:一曰无飞机,空中不能抵抗;二曰无法防御敌之装甲车;三曰需举国一致。这三点中,只最后一点则道明了真相。张学良之“易帜”本是为了借助南京中央及全国之力量来对付日本。但他不愿在无全国发动的情况下同日本人开战。锦州沦陷后,汪精卫曾赴平访张,并怪张之不抵抗,而张表示:“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那我是绝对不干的!”东北军将领王化一亦在日记中记道:汉公表示“不为瓦碎”的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所谓“玉碎”、“瓦碎”,系指全国抗战与东北军单独抗战而言。张学良非常清楚:“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且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他担心,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了。

另外,当时的关内局势亦使张学良不敢在锦州同日军决战。韩复榘、阎锡山环窥东西,平津等地反张运动方兴未艾,再加上军费不足,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等问题,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威胁。而蒋之突然下野及素来反张的广东派之上台,更使他不得不考虑来自南面的危险。如此境地下的张学良,怎么会有可能令东北军迎击“武器精良的日军”呢?

张撤退锦州,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日人之骗有关。据《申报》记者采访局中人后称:当日军发动攻锦之际,荣臻急至北平谒张。“其时张正与日人交涉。日方允到大凌河为止,东北军撤至关内,锦州省政府任其存在,盖即无形中实现所谓中立区也。荣臻当即返锦,令各军撤往关内”。关东军在进攻锦州途中,亦认为“矢野参事官等人有可能向张学良许过这类诺言”,故决定派第二十师团速占锦州,以阻止该方案的实行。矢野也确于12月25日、29日与张学良谈判,并力劝张自动撤兵,否则冲突必不可免。张在日本人威胁下受骗撤兵,而关东军的蛮横使张的幻想成为泡影。

四、“不抵抗主义”之最后一幕

日本对热河的侵略企图,早就尽人皆知。“满洲国”成立之时,热河即被划为其一行省。国联调查团在东北时,伪满当局向其声明“满洲国国境,系以万里长城为界”。锦州得手之后,关东军图热愈急。时主热者为汤玉麟。汤治热期间,惟贩卖烟土、克扣军饷是务。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首尾两端,既与伪满通气,又对张学良逢迎,以保热省地盘。而其部下如崔兴武、董福亭两旅,早密向日方输诚。

鉴于热河形势之严峻,蒋1932年7月初就给张学良指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遂令,倭亦无法”;二是“先占热河,而暂弃平津,亦在所不惜”。他并请蒋伯诚嘱张:“此事万不可预先商汤,否则无异使汤召倭军占热也。”但张学良与张作相等商量后,乃弃置蒋之计划,并以此事告汤。蒋遂在失望之余,再建议张,“此事既已与汤子提出,乃不可再三延缓”,“务请从速派队星夜驰进,以免受制于倭”。可是张学良仍主张先与汤玉麟商妥,再派兵入热。汤早已视热河为其私产,不欲他人染指。他拒绝东北军开进热境。直到7月17日,日军突攻朝阳,汤才被迫允张派2旅入热。是月底,张学良再以步兵4旅集中热边,与汤商以其增防热境,而汤自称足以应付,力阻其入境。后几经协商,汤才允该军驻热南。张学良当时在关内拥有精兵10多万,东北义勇军在东三省的抗日运动正处高潮,他完全可以出兵一举占热,以绝后患。但到热战爆发时,张所属东北军仅上面6旅用于热防,且辽热接壤处及热河省府承德等要地,均任由汤军防守。

1933年元旦,日军自演爆炸案于山海关铁路守备队门前,2日遂藉此进攻中国驻关部队。3日,山海关在日军猛烈进攻下陷落。日军攻榆主要为牵制张学良增兵热河,并威胁平津。1月21日,日外相内田康哉公然宣称对热河问题甚为关切。27—29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连发了3道攻热命令,战争一触即发。此时,中国方面用来防守热河的兵力,包括汤军、万福麟军、冯占海军、孙殿英等部,约有七八万之众,但有实际作战能力者仅万部于兆麟、缪徵流、沈克等旅。蒋介石不停地电催张学良派张作相赴承德坐镇指挥,并令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幕僚赴平襄助。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等同赴承德,鼓励汤玉麟之守土决心。

2月23日,关东军兵分3路总攻热河。不出3日,热河第一道防线即因守军叛逃和溃败,而被敌攻破。到3月2日,热境要地尽失,而汤玉麟毫无战意,承德城中弥漫了“不抵抗”之空气。3日,敌军陷平泉,汤则率所部一旅一团放弃承德,逃至滦平。日军川原部队闻讯,即以128人之先遣队急趋承德,于次日顺利进城。热河守军至此已是全线崩溃。张学良之反攻计划亦告流产,日军直抵长城各口。

旬日之间,热河全陷,顿时舆论大哗,一致要求严惩汤玉麟及负热河抗战重责之张学良。5日,立法院长孙科在沪提出:“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等各军长官,应予严惩;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7日,监察院长于右任呈文中政会,要求“将违犯命令失陷地方之张学良、汤玉麟等,尽快惩治,以肃纲纪。”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等公团亦联名致电南京,痛责张学良等人。众怨沸腾之下,张学良于7日晚向中央提出辞职。9日,蒋北抵保定,与张学良、宋子文面商热战善后。11日,张通电下野,一月之后即由沪赴意大利。

热河之战中,不能说张学良未作抵抗,但他将东北军大部留驻冀察观望,则表明他未下全力抵抗决心。热境险要之地,防守部队如汤军、晋军、义勇军等均无多大抵抗力,战局一开,即告崩溃。纵万部东北军“抗战皆甚艰苦”,师、团长均有牺牲,亦无法挽回败势。故纵观此役,张虽无“不抵抗”之意,但一误再误的军事部署,及汤玉麟的不战而逃,朝阳童旅的临阵叛变等,却使“不抵抗主义”得到最后一次表演。

热河已陷,长城各口告急。蒋以何应钦为军分会委员长驻北平,自己坐镇保定部署长城抗战,将中央军之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各部调驻密云,守古北口;以宋哲元、刘汝明、赵登禹之西北军,援喜峰口,守罗文峪;以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之东北军,分守滦东、冷口、界岭口,共计中央军11师,东北军12师,西北军、晋军13师,总计兵力近35万人。长城抗战从3月5日开始打响,关东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有力抵抗。我军在长城各口尽力防守,各军表现卓越,战况惨烈,伤亡数万。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用鲜血洗去了“不抵抗主义”的耻辱。

五、“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和教训

“不抵抗主义”自1931年9月18日晚由东北地方当局公开提出,至1933年3月3日汤玉麟以放弃承德的实际行动为它画上句号,虽为时不长,但其所铸成的恶果却无穷。下面试举4点:

(一)“不抵抗主义”的执行,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东北四省面积为128万多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面积的1115%,3倍于日本本土。依当时统计数字,东四省大豆占全国产量70%,森林面积占全国37%,辽宁铁矿储量占全国79%、产量占37%,煤产量占36%,石油储量占50%,东三省发电量占全国23%;出口贸易占37%;铁路公里长占41%。东北在全国之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在国防上,东四省战略意义更大。“东北为华北各省的屏藩,平津内地的唯一门户”,东省既去,“华北各地随时都有敌军压境之可能,攫取平津更是易如反掌”。自热河失陷之后,华北门户更是全部向日敞开。日本之所谓“华北分离”工作亦随即展开,日军之挑衅事件纷起,华北危机四伏,最终酿成卢沟桥事变,日本借助东北四省的富源走上了全面侵华之路。

(二)“不抵抗主义”的执行引起全国舆论界的广泛抨击,致使国内政局更加混乱。

九一八事变之时,民众对中国军队的忍辱退让及“不抵抗主义”的论调,虽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但还有人抱理解的态度。而嫩江桥马占山孤军抗战,张学良坐视不援,以至齐齐哈尔失陷,则受到社会普遍的谴责。及锦州撤防,东北军不战而退,舆论界攻击更烈,甚至要枪毙张学良者有,要张学良自杀以谢国人者亦有。公众对政府态度日趋不满,以至于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蔡元培挨揍,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亦被打伤。锦州危机期间,蒋介石最终下野,而新成立之政府亦受不住舆论的重压,旋即辞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被迫辞职,国内各界诟病执政党,要求还政于民的呼声日盛。蒋介石乃忍痛中止他的“剿匪”大计,迅速北上,安定人心,被迫作出抗战的姿态。

“不抵抗主义”的奉行使东北四省尽失,南京国民政府威信扫地,反对势力借此施以猛烈攻击。及至“七七”抗战后,虽然民族危机的加深促成了国内各派的暂时统一局面,但这种统治基础之薄弱并未消除,这点在抗战期间及战后均有表现。

(三)“不抵抗主义”的执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九一八事变之时,关东军未遭中国军队抵抗因而狂妄异常。其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狂称:“臣等敢放言之,对支那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亦吹嘘:“只要有竹枪2百万加上大和魂,就是对苏作战亦不足为惧!”军事冒险的连续成功更刺激了日本的侵略胃口,它最终敢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东军连续冒险的成功也加速了日方各侵华势力的协调统一。本来关东军的急进之举与东京方面的缓图之策分歧。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政府曾令关东军“勿扩大事态”,然关东军并不完全服从军部命令,军部亦无视政府内阁之决议。因此,出现了关东军“先斩后奏”,而军部及政府事后予以承认的情形。但由于关东军连连得手,及至1931年底倾向于“不扩大方针”之若木规内阁倒台后,犬养毅上台执政,便与关东军及军部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态度趋于统一。占领锦州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为膨胀,终于在1932年3月退出国联。日本各派侵华势力完全融于一体,这在热河之战中得以充分体现。如1933年2月23日,关东军进攻热河的炮声和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的要“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的备忘录遥相呼应。

(四)“不抵抗主义”的执行,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是为了使中国获得国际同情,依靠国联使日本尽速撤兵的话,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抵抗举动,徒使国际舆论相信日方片面的宣传,认为中国是个未统一的国家,中国军队只勇于内战而怯于对外。尤其是国联在通过限期日军撤兵案之后,中国军的锦州撤防更使外人认为中国军队毫无战斗力,不敢迎击敌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被国联大会接受之时,各“友好国家”均希望中国“坚决抗日”。但“中国在热河的军队非但没有守住阵地,抵抗日军进攻,而且接二连三地放弃了战略要地”。“(中国军队)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败退,未经一战就丧失国土”。国耻之深令中国驻国联代表处境尴尬,甚至联名申请辞职。

而由于中国的“不抵抗主义”,日本毫不费力地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国力大增。这促使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是个完全不能保持自尊和独立的国家,不配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具备独立自主标准的一个成员。此类看法助长了各国对日本侵华的绥靖态度,致使中国利益受到损害。

冯筱才,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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