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变节“背后的动因”：叛徒现象的昭示

叫一声“革命”太沉重：中共叛徒龚楚其人（下）

　　叛变之后的龚楚逐渐被人遗忘，特别是到了沧桑鼎革之后，人们更不屑提及此人了。久而久之，许多人也就根本不知道，在红军的历史上还曾有过一位高级将领龚楚。于是，不久前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有一篇文章就特别吸引眼球。他问：你知道红军叛将龚楚是如何度过落魄余生的么？文章中，金一南提到龚楚曾在历史上留下的几个纪录：

　　一、龚楚曾是我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者，红四军被称为“朱、毛、龚”，就是说朱德、毛泽东、龚楚。这么高的地位，最后却变成了叛徒。

　　二、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后来龚楚向他原来的部下投降，又留下了这样的故事——向“部下”投降的“首长”。这个曾经的“部下”，抑或所谓“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正是有中共“战神”之称的林彪。也正因此，龚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跑到香港不回来了。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揣测。

　　笔者还在网上看到了黄文治先生的《从〈龚楚将军回忆录〉看龚楚何以会变节》一文，他说：“其实，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最值得研究。”“龚楚变节，无疑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因素……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最终脱离红军变节。这种表面的直接诱因，常被后人诟病。但仔细梳理《龚楚将军回忆录》，其间的动因又远非上文所言的那么简单。他在回忆录里反思其变节的深层次动因乃是其恐惧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

　　谈到所谓的“深层次动因”，这就要联系到党史上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了。其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包括反思力度的加大，以及史料的发掘（特别是由于苏联解体之后历史档案的公开），沈志华、杨奎松、高华、何方等史家的新著也一改人们惯常的史观和认知，甚至我们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的深入，其实是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的。作为历史反思，历史上的那些故事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正如温总理在本届人大会议结束答记者问时所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

　　至于龚楚其人，我们在鄙薄其叛徒历史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变节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在龚楚的回忆录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结果，“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杨遇春出身黄埔军校，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而且是一个很能打仗的将领，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到清算，又害怕牵连自己，于是索性投降，甚至不惜加入“军统”与中共为敌，这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红与黑”的故事之一了。以上种种，为龚楚的出走埋下了伏线。

　　不妨对照一本史学新作，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就可以看到当年苏区的困境：“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越到后来，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日益匮乏，中共的生存和作战资源面临极大挑战，而在错误路线之下，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加上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特别是，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而其理论依据则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在实践中，更是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的先导，其遗害之大，已为人所共知。那段历史的教训，是我们必须记取的。

　　龚楚回忆录里的“亲历、亲见、亲闻”

　　最后，说一说龚楚的回忆录（即在《我与红军》基础上扩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

　　此书关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揭载颇详，涉及的领导人颇多，可作为红军和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其可信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杨尚昆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当然，书中自我辩护的方面，读者是能自行分析的。

　　这本回忆录，还有一个“破记录”的地方——它是由两个叛徒写序的：张国焘的序和龚楚的自序。

　　张国焘在序言中称：包括他和龚楚在内的当年 “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治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于是，张国焘感慨道：“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龚楚在自序中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显然，这是为他后来的叛变预设理由，即：革命本身发生了逆转，乌托邦走上了不归路，革命者又该怎么办？真乃：叫一声“革命”太沉重！

　　龚楚在回忆录里谈及朱德、陈毅，他说：“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

　　龚楚在香港写回忆录，横跨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间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呈多元。龚楚现身说法，似乎更增添了“过来人”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分量。彼时，在井冈山会师，龚楚初见毛泽东，“他的诚恳的谈吐，亲热的态度，深深地使我感动，因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有长远的斗争历史，经验丰富，我很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今后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责任就轻了。毛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悦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地对我说：‘好的，我们大家努力创造一个新局面！’”而不久之后，龚楚对毛泽东就有了戒心，这似乎也不是他一人之见，因为在此前后当地军政首领皆有此看法，如“接到陈毅的信，详述何挺颖告诉他有关毛泽东的近况，并郑重地说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后来“杜修经对我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原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等。

　　龚楚说：“中国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朱德在当时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军队转移，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总有点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

　　彼时，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已呈紧张态势，龚楚认为“朱、毛”发生龃龉，??因在于：“（一）毛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朱德为他守住井冈山，使朱德不满。（二）（朱德）对毛泽东要以井冈山为中心，作波浪式的缓缓向外发展的计划，不感兴趣。（三）毛泽东常反对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不愿跟着毛泽东作抗命行为……”但龚楚也认为毛“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二）他有组织天才……”

　　由于是“三亲”史料，龚楚的上述回忆自然很有分量。毛泽东随后又与退入苏区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据龚楚回忆，围绕“长征初期的争论”，“当时我觉得毛泽东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但龚楚在回忆往事时，因其身份和资历的特殊，难免自炫，看轻他人。他认为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对于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反思，一向被认为是《龚楚将军回忆录》的最大看点。龚楚也以此暗示读者，他之“告别革命”，并非没有原因。

　　十年内战之初，龚楚说：“党中央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因我自离开广东后，就没有与党的省级党委联系，不知党的政策转变（当时党中央还在执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不便强加制止……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何以“难过”和“苦闷”？“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残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

　　不仅于此，对龚楚来说，似乎更多和更大的“难过”和“苦闷”是来自于“苏式”的“肃反”。即“自1933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最后又滥杀到了起义首领的身上，赫赫宁都起义（早在1931年底，“剿共”前线的国民党26路军??赵博生做工作，??振堂、季振同、黄宗岳等长官率1万7千余人之众、携两万多件武器起义，后编为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后来在这支部队中，产生了31位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不料长征初期，起义首领季振同、黄宗岳被“错杀”，龚楚惊出一身冷汗。他不无后怕地回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党内“叛徒现象”给我们什么昭示

　　龚楚的这本回忆，专门有一章是说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即邓发。但“政治保卫局”在陕北时已是“社会部”了，主持者为康生。回忆录中不经意间还提及另外几个叛徒——

　　一是孔荷宠。他说：“孔荷宠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西苏区。”随后其人因受到处分，“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

　　二是抗战时“失踪”了的周昆。周昆也是出身井冈山的元老，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龚楚回忆：“‘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就是这样一位红军的高级将领，在抗战初期，115师奉命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参谋长周昆则赴八路军总部领取军费（彼时由国民政府提供），岂料周昆遣人带信（信言“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之后，就潜逃回湖南老家去了。

　　由周昆，又让人不免想到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15师的张绍东（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被败类兰国清（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人，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拉下水，两人携不明实情的官兵携械出走，至半路两人叛逃，徐海东闻之顿时大口鲜血喷出。此外，还有新四军成立之初的“杨、曹叛逃事件”（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叛逃到桂系军队之中），也是同类旧案。

　　凡此种种“叛徒现象”，大概可以昭示人们：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终能走到哪里，则要看思想建设了。

　　散木，《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