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3日 星期三
高風亮節的一代報人李子誦
前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子誦逝世,享年百歲。八九學運時刊登「痛心疾首」社論,抗議北京戒嚴,引起轟動;晚年堅持平反「六四」。
香港《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五月十一日於香港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去世,走完百年人生。一九八九年北京學運期間,李子誦和報社同仁決定《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只刊出「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以抗議中共當局宣布戒嚴。該社論隨即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時任該報駐北京記者劉銳紹讚揚李子誦「擇善固執」,敬佩其知識分子的風骨。
李子誦十六歲時父親離世,他小學未畢業就加入廣州新聞界,投身報界約六十年。李子誦先後在《大公報》閩南語版、韶關《建國日報》、廣州《建國日報》、香港《華僑日報》及廣州《聯合報》任職。一九五一年起,李子誦於《文匯報》任社長長達三十八年。
李子誦最為人熟悉的,是他在八九年北京學運期間刊出「痛心疾首」的四字社論。跟隨李子誦四十年的劉銳紹回憶起那段經歷時,依然對李子誦的文人風骨和勇氣感到敬佩。「六四」事件爆發前夕,中共在北京實施戒嚴,那時劉銳紹正好在北京。「在社論刊登之前,李社長請同事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報社要刊登這個社論,還叫我要小心。」劉銳紹回到香港以後,李子誦對他說,就整個局勢而言,官方的處理方法只會讓局勢變得更緊張。李子誦和同事認為報社應該有一點表示,既表示對當時局勢的擔憂,也要對當局的戒嚴表示出憤慨和反對。李子誦和報社領導層一起討論,提出兩個刊登社論的方案,一個是「痛心疾首」,一個是「夫復何言」。
《文匯報》有報道紀律,刊發前得送交新華社請示。當時新華社的副社長張浚生主管宣傳,他那時也為時局所動,真情流露。劉銳紹後來聽李子誦和報社一些前輩說,張浚生覺得「夫復何言」可以表達大家的無奈感,但不如「痛心疾首」那樣悲壯感慨。張最後敲定用「痛心疾首」,但後來否認這一事實,並指出報社送交兩個方案時,他是堅決反對的。「痛心疾首」的社論刊登後引起轟動,有助當日動員上百萬香港人上街遊行,促使《文匯報》成為當時頗具號召力的左派報紙。這一事件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一頁。
但「六四」後李子誦被停職,他離開工作了三十八年的《文匯報》,當時和他一起離開的同事有四十人。之後他與《文匯報》前副總程翔創辦《當代》雜誌。
當年社論「開天窗」的具體內情又被外界關注。《文匯報》前副總編輯曾敏之表示當年天窗社論「痛心疾首」的主意是他提出的,為此程翔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來駁斥曾敏之,為李子誦辯解。當年的很多參與者現已不願再提此事,劉銳紹說:「我們很難去具體了解當時的每一個環節,但當時決定要開天窗,李社長和總編輯金堯如是主要推動人,當然也包括曾敏之。但關鍵是當時李社長知道,刊登這個社論後,一定會引起官方的反彈,也會有很大壓力。後來他和金堯如商量後決定由他們二人全力承擔這個責任,以及事後帶來的壓力和風險。他的善意是保護其他領導人員,從而保存他們繼續留在香港的機會。」
劉銳紹於一九七二年進入《文匯報》,跟隨李子誦至今已四十年。他感言李子誦的言傳身教給他很大啟示。劉銳紹說李子誦長期以來堅持獨立思考,擁有獨立的人格和報格。一九七三年 「批林批孔」時,有人說要與中央一致,請李子誦改名字,因李的名字好似要向孔夫子學習。但李子誦卻教導晚輩要分清楚孔子學說的好與壞,不要盲從。改革開放以前,《文匯報》的採訪都是從基層生活開始,改革開放後,李子誦和金堯如在《文匯報》搞經營改革,開設駐英美等國辦事處。「六四」之後,李子誦依然敢於表達意見。李子誦有一句話說:「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他向來好言相勸,理性爭取。劉銳紹評價:「李社長起到的是細水長流、潤物細無聲的作用,對整個中國的融合發展是很有用的。不一定什麼事都要通過暴力手段達成,大家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中聯辦每年向他拜年
據劉銳紹透露,李子誦雖已離開《文匯報》,但中聯辦每年都會派人員給他拜年。而李子誦晚年仍堅持平反「六四」,程翔日前接受香港《明報》訪問時說,九十年代北京曾派人求見李子誦,但遭到李拒絕。李子誦半年前住進醫院,入院前他仍堅持剪報,恪盡職守,不改報人本色。
毛瑩,《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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