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太不懂得中國政治

《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續前）1985年10月《鏡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中說：“傳聞在堅決主張整肅于浩成的人中間，已經想出了新花招，他們打算名正言順的用‘年齡過線’的藉口，把這位社長兼總編輯的烏紗帽摘掉。”其實，這位記者的觀察力不算太高明，用“年齡過線”為藉口恐怕還算是給了于浩成一個體面的下台階。按照堅決主張肅清于浩成“流毒”的人的意見，應該公開地撤銷他的職務。
中國大陸局一級的官多如牛毛，但在于浩成這個小小的烏紗帽被摘前後卻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1986年1月1日《華聲報》還專門在頭版發了一篇記者的專訪，《坐在總編輯的皮椅上—于浩成訪問記》。

但總編輯的皮椅終於從于浩成的屁股底下被撤去了，不僅皮椅被撤去了，還讓他坐上了冷板凳。隨後，外出參加學術活動的費用很多不給報銷了，甚至有的榮譽職務也相繼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挪掉了。好在于浩成的頭銜一大堆，一時也撤不乾淨，他是：《法律諮詢》雜誌社社長、《法學雜誌》主編、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雜文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法學研究所名譽所長、北方圖書公司董事長……

1987年新聞報刊重新實行登記，可《法律諮詢》在直到最後一天延期還不予登記，理由是于浩成是社長。為了挽救這家雜誌，有關負責人在新聞出版總署只好答應先用他人的名義申請登記。
于浩成絕沒有預料到他的一次談話會受到這麼多上層人士的重視。然而他並不後悔，他認為，這個講話比較全面的反映了他這幾年思考的結果，也是他的心裡話，實踐證明也是正確的，缺點是有些地方用詞不太妥當。但講話畢竟不是寫文章。

于浩成在1985年8月14日的《檢查與申辯》中，對他同香港記者談話背景作了說明，對他的觀點做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實際上，我在談話中說，我反對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門在選拔‘第三梯隊’中的具體做法。絕非反對中央這一戰略部署。據我所知，當前廣大幹部和群眾對此意見不少，議論紛紛。我在6月7日在中國政法大學講課時談的也是這方面的意見。《人民日報》8月7日評論員文章《老幹部薦賢舉能要注意三個問題》，提出選拔幹部接班人不能憑個人好惡，不要只看到自己身邊的幾個人，不能憑老印象辦事，說的也是這個問題。”

他說：“我現在仍然認為公開討論現行政策和法律對於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必要的，這不能與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混為一談，也不能說是不要党的領導。”他引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在和平建設時期，我認為似應強調生動活潑，而不是輿論一律。對於執政黨的領導來說，多聽聽不同意見，是大有好處的，怕的是死水一潭，萬馬齊喑，而不是有些不同的聲音。特別是理論、學術問題的探討，過分強調統一紀律，一定會阻礙科學的發展和進步，這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大業是極其不利的。党的領導應鼓勵黨員敢於提出創見，而不是稍有不合便認為是邪說異端，這是有關徹底肅清‘左’的殘餘，增強黨的團結，使黨的事業更加興旺發達的重要問題，我懇切希望領導上給以認真考慮。”

他最後還說:“由於部黨組的報告只是摘到我談話中的錯誤言論而且夾敘夾議，上綱上線，使人難於看到我談話的整個精神和全貌，我要求將我的談話全文，同部黨組的報告一併上報。……”
但是，于浩成的要求沒能如願，他雖然是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但他是太不懂得中國政治了。

始料未及

什麼樣的世面都已見過，以天下為己任的于浩成對種種不公平的待遇都已置之度外。他只有一個要求，能讓他說話。但是，離休以後的于浩成，各方面的不便接踵而至。
最明顯的是車子沒有了，他職務多，工作忙，看到他戴著近視眼鏡，搖搖晃晃的騎上自行車去參加活動，人們真替他擔心。

在他離休時，公安部的負責人找他談話，答應為他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提供方便條件，可是談完話不久，情況馬上有了變化。不僅外出活動交通費難以報銷，有一次，青島和安徽合肥都有學術活動，于浩成有篇論文要在合肥的全國法律思想史學術討論會上交流。他請女兒將論文帶到他的單位去打字，然後請群眾出版社趕印出來，想不到竟要他付出300元，他一個月的工資才多少？即使把整月工資付出去也不夠。

有人最討厭于浩成說話，可是他又偏偏不會看別人臉色，他說：“人老了，有時候就有一種歷史責任感。中國現在誠實敢言的人太少了，什麼都要等待，‘寬鬆’也是這樣，今天有人可以給你寬鬆一下，明天也可以收回，希望不能寄託在哪個領導人身上，並老是等待什麼恩賜。這實質上還是奴性的表現，為什麼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主人呢？”
于浩成想當主人。他說：“我認為，為人民服務的提法也不科學，為人民服務，實質上還是一種恩賜，你需要我，不能沒有我。這與‘為民做主’或叫‘與民做主’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仍然是沒有把人民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因為沒有把公民的民主權利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我看社會主義現階段，倒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比較適宜。”

他一再聲明：“當前更主要的是反對封建主義，而不是什麼自由化。”他一再呼籲政治民主化，讓人民有議政權。當討論新聞出版法時，他說：“若果這個法的主要方面不是保障人民言論出版的權利，而是從控制、從限制，怕人民濫用權利這方面的成份更多一些的話，那還不如沒有這個法律好。”
于浩成說：“沒有探索，沒有創新，沒有不同實驗的比較和不同意見的討論，我們的事業就沒有生氣，努力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造活力，振奮起全民族探索創新的勇氣，是我們理論和事業不斷發展的希望所在。”
在劉賓雁到美國講學前夕，他專門寫了一首詩《贈別賓雁兄》:“故鄉如醉有荊榛，遠渡重洋泣逐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于浩成的種種言行，有的人贊同，也有的人反對。也有些人認為于浩成這個人真呆，丟了社長的烏紗帽還不覺悟，他們當然不會理解這一個追求真理者的責任心。（新史記》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