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史必须从特定地理范围开始

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


     魏斐德生前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总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国家东亚资源中心主任，还曾在美国亚洲协会、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等机构任职。他加州大学伯克利总校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哈斯（Hass）教授、上海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他著述等身，已经出版论著八部，分别为《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华南社会的暴乱》、《控制于冲突》、《中华帝国的衰落》、《洪业》、《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间谍王——戴笠于中国特工》、《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这些有影响的著作中，有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列文森奖，有的获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奖，以及美国城市历史协会颁发的非北美城市最佳历史书籍奖奖等。由于他对美国中国学研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总校教育工作的杰出贡献，他还曾被授予“伯克利最高奖章”。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一名博士生研究生，我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就是魏斐德这位史学大师的中国学研究成就及其其传奇般的个人经历。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位大师的学术及其生平， 2008年夏前，我专程飞往美国，开展学术调查，其中，有幸采访了他生前大弟子——美国圣地亚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周锡瑞教授。周锡瑞先生与魏斐德教授年龄相仿，曾经是列文森的弟子，列文森不幸遇难后，他便转到魏斐德的门下，他们是师生，也是同事，更是朋友。在美国中国学界，相对来说，周锡瑞更加了解魏斐德。为此笔者专门采访了他，听取他关于魏斐德学术研究、史学思想及研究方法的见解。现将访谈记录整理如下：

    问：您好，周教授！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对您进行访问，很想从您那里了解魏斐德先生。
O: 魏斐德先生195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接着去法国深造了一年。1960年开始研究中国历史，1965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总校博士毕业。魏斐德先生刚刚开始他教学生涯的时候，我便成了他的学生。本来，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教授是我的导师，但他突然出了事故，去世了。于是，魏斐德先生接替了列文森成了我的导师。在伯克利的岁月里，我们有了些学术和私人的交往，后来也成了同事和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随和谦逊和乐于助人的人。

    问：我很想知道魏斐德先生的个人经历，与他不断变换的研究课题之间有无直接的逻辑联系？
      答：要把这方面的逻辑搞清楚不是件易事。但我认为，魏斐德先生的第一部中国历史作品《大门口的陌生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费正清式的关于鸦片战争的话题——太平天国起义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引起的。这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理论的一部分。
  
    问：在魏斐德先生的这段生涯中，可以说受到了费正清的很大影响吗？
    答：是的。
  
     问：他们几乎同一个风格吗？
    答：不, 我不认为是同样的风格。我认为，他研究的话题是受了费正清的影响。那时，列文森是他的导师，列文森是费正清最好的弟子之一。魏斐德先生也曾在哈佛跟费正清学过清史。所以可以说魏斐德先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费正清“冲击-反应”理论的影响。所以，只要你研究一下文章的引言部分，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个题目——他真正的动机是想研究太平天国的起因。

     问：您是说他原来是想研究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不想却写出了《大门口的陌生人》这样一本书？
    答：是的。太平天国的起因是他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目标。但是他写着写着，却发现自己在改变——他发现自己在研究的是鸦片战争对社会民众、社会底层的影响。而费正清的研究却很少涉及到像你所说的“民众史”或某事件对社会大众、底层人物的影响，他所研究的都是官方史、精英史。魏斐德教授恰巧是从1960年代起，在伯克利开始中国历史研究的。他所做的一件里程碑式的事情，就是在美国中国学领域开地方史研究之先河。他认为，任何人要研究社会史的话，必须要限定自己所要研究的范围。你很难写出一部有关全中国范围的社会史。所以你得选定一个具体的、能够深入的、相对较小的范围，如此便可深入理解其框架结构、社会组织和不同阶层的人民，从而进一步了解当地的历史。这就是魏斐德教授为何选择广东进行研究的原因。在这本书里，他对 “村结”、“团练”、“广东的各种各样的商人”、“各种各样的组织与结社”、“广东本地士绅的出现以及当地士绅与其他地方的士绅的不同之处”等都作了十分精彩的描述。

     问：您认为《大门口的陌生人》描写的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吗？
    答：不，我不认为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广东有广东的特点，华北有华北的特点。我研究过湖南、湖北，它们有它们自己的特色，各地都有自己地方的特色。他试图寻找和研究这些特色。正因为此，很多学生前往伯克利拜他为师。实际上，他早期对美国中国学界的影响，正在于他强调对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性。总之，中国各地特色各异，研究地方史，应该将这些不同点进行分类和比较研究。千万不可以说，中国社会不同地区的性质是一样的。用魏斐德先生的话说，如果你要研究社会史，你必须从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开始，所以地方史的维度在社会史的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

   问: 那么, 魏斐德先生是否想通过对广东社会不同阶层以及方方面面探讨，来进一步研究地方官员、政府特派官员甚至中央政府？ 
    答：他非常清楚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是极其重要的。他们不仅会影响政策的制定，而且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所以，任何一个研究地方史的人必须研究当地的官员，包括知县、知府、巡抚、总督，还得研究国家政策及政策的制定者即国家级的官员，以及当地的各种势力和各种各样结社以及这些结社的运转状况。另外，当地的经济状况也不可忽视。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这种研究方法在法国是非常普遍的。别忘了魏斐德先生曾在哈佛学过一段欧洲历史。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棒极了。他曾博览群书，花了大量的时间去了解如何研究史学，例如，法国革命史学。因为法国的年鉴派所写的很多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同样也是地方史。

     问：我想知道魏斐德先生为什么会不断地转换研究的课题？如明清史研究、上海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我还是想继续刚才的问题：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无必然的联系？
    答：没错, 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联系。但我认为主要是个人兴趣，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并不是说一定有一个逻辑的因果关系。比如，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历史与意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它就纯属偶然。他原来就想写一篇文章来追念他的导师列文森。但后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本书。而且那本书写得特快，一年之内完成，其中涉及的内容相当复杂：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西方史学、中国政治、西方政治等等。一般搞中国史的或搞“文革”史的学者，不会考虑到黑格尔、康德，魏斐德先生主要是想探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源，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的指导思想。因此他从早期毛泽东的知识环境一直探讨到当代的思想体系。

    问：据说此书出版后争议很大，魏斐德教授本人也不再提及？
    答：是的。一般研究中国政治或毛泽东以及“文革”，都要研究中共党史或遵义会议以后的毛泽东。我能够肯定的是，他后来承认，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等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分析都非常重要，但他在《历史与意志》一书中却丝毫未作讨论。因此，此书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分析是非常不完善的。但我认为作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次严肃的探讨，魏斐德先生无疑也做出了一份贡献。谈到魏斐德先生的想法，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魏斐德先生写此书时正逢“文革”后期，当时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都在谈“文化大革命”，都非常想了解它。魏斐德先生之所以创作此书，是因为他想弄清楚毛泽东早期的知识环境、思想意识与这场运动的理论根源间的必然联系；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政治的产物，它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甚至改变历史。不仅如此，它还是人们操纵他人的工具。所以，在论著中，他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学术文章热衷探讨的历史话题之一；第二，他的导师列文森刚刚去世。列文森一直是研究思想史的，《历史与意志》所研究的就是典型的思想史 。所以，此书的创作也是为了纪念他的导师列文森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所做的贡献，同时书中也体现了列文森主流意识：强调意识形态、儒家理念以及现代中国转变的重要性。

     问：那么。魏斐德先生治史的前提是什么？
    答：确凿的史料和浓厚的个人兴趣。在创作《历史与意志》的时，他在斯坦福大学发现了毛泽东对德国哲学家佛莱德瑞克.帕森(Frederich Paulson)文章中译本所做的注解，非常兴奋，因为他发现了毛泽东早期对西方哲学的反应和看法。在斯坦福校园里他还发现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小字报、“内部参考”。他对这些新发现非常感兴趣，并因此而产生了研究毛泽东意识形态的欲望。可以说，他对于最新发现的与研究题目相关的主要资料来源的把握是他能够成功完成研究的原因之一。所以，讲究真实确凿的史料来源是魏斐德先生治史的一贯作风。这也是他培养他的弟子的方法。

     问：魏斐德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清史研究，您是否同样认为他的清史研究和他个人经历虽然有一定联系，但主要还是个人兴趣所致？
    答：是的。他研究清史，主要是因为个人兴趣。搞清楚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是他最感兴趣的。我想他研究清史，除了因为能把握有确凿的资料，最主要的，是他想搞清明朝是如何灭亡的，而满人又是如何重新构建起一个大清帝国。我认为，60年代当我还是他所教课程的一名助教的时候，他已经在对清史问题深思熟虑了。他的文章如《控制与冲突》、《中华帝国的衰落》、《历史与意志》等所探讨的问题，已经是他当时课堂所涉及和讨论的大问题。如果你研究一下早期的美国中国学作品，你就会发现，清朝仅仅被当作一个循环往复的朝代而已，大清王朝满族的特性并没有得到美国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大清王朝——一个由满族人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与明朝有那些不同之处？满族的特性是什么？满族的特性和儒家的理念是如何体现在满清的国家制度中的？满清政府运用何种独特的手段缓解了满汉冲突、使得满汉得到调和？满清王朝特有的机构如“军机处”和王朝等级制度、政治制度是怎样的？他对这些问题，经历有十多年的探索与研究，才有了后来《洪业》这样的著作。还有一点，也是魏斐德先生一直关注和感兴趣的：我在哈佛跟随费正清学清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费正清学派一致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我的观点与魏斐德先生一样，认为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644年之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早期的美国中国学界也存在着很大的欠缺与不足。我想，魏斐德先生大概已经发现了这里的欠缺和不足，所以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的。

   问：他的上海研究是怎样开始的呢？
    答：首先，这是他浓厚的个人兴趣；再者，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了1949年前被带出中国大陆的上海市警察档案。

     问：魏斐德先生上海研究的动机是怎样的？据他的夫人梁禾说，魏斐德先生对上海的兴趣，自然与他对多元文化、多方权力激烈争斗感兴趣有关。晚清的上海，从开阜到成为二、三十年代的东方巴黎、多租界状，到抗战时期的暗杀恐怖中心，以及国共两党对这个城市的长期争夺，更是中国政权建立的序幕。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都在这个城市碰撞、交错，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都深深吸引着他。此外，上海市民群体也十分复杂——宁波帮、广东帮、福建帮、安徽帮、苏北帮等等，这都使上海成为世界上最多元的城市之一。这都对他有挑战和刺激，您认为是这样吗？
    答：在他的文章《航行》中，他提到了“世界主义”，尤其提到了文化多元的加利福尼亚。《航行》是他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候的就职演说稿，其中他讲到了自己的背景出身以及他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看法。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地区。那里有当地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日本裔美国人……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里浓缩有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等各地不同的民俗和风格，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同样，这里的住宅小区、百货商店也风格迥异，还用各种语言办新闻报纸。来自世界各地的、讲不同的语言人，虽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彼此和睦相处，相互包容——这就是加利福尼亚地区的特色。所以，魏斐德先生所思考并所希望研究的，就是这样的地区，既是地方性的，又是世界性的——既有自己地方的特性，又有人类的某种共性——都属于这个大大的地球村；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他所想阐明的是，上海在某种程度与加州有相似之处。（未完待续）

作者：周锡瑞、王平，《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