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1日 星期五
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下)
(续前)问:我特别想知道魏斐德先生的史学理论是什么样的。
答: 叙事历史。
问:叙事历史在当时是倍受攻击的,但他却独竖此面大旗。这让人如何理解呢?他认为历史跟小说是不冲突的,历史学家与小说家在叙述的王国相遇。历史学家的史料的选择、情节排列都是有一定的主观性的,那么就有人问道:叙事历史的客观性有多少?梁禾曾在《王寅采访梁禾》中作了回答: “历史与小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是已经发生了的,后者是可能发生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便是将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为一体。因为是历史家,他写作时非常注意虚构和史实之间的平衡,不让虚构“喧宾夺主”,而坚持强调叙述的史实性。虚构反映作者的想象力,史实体现责任心,二者的结合方能突出作者的才能。这种才能是构建宏大叙事的基础,但还需要加上辽远的视野才行。他在声色并茂栩栩如生的讲述同时,罕见地得以保持心理上必要的距离,不让自己的感情左右叙事。沉浸在叙述里的魏斐德则并无明显的好恶褒贬。即使在回忆本人的往事,无论是关于无辜挨父亲的揍,还是童年在古巴时受反美学生的围攻打骂,他的叙述里都没有任何怨气或遗恨。这种心理距离,是一种超然,是他精神上的高大所在。”
答:对,基本上可以说这是他的观点。这在《讲述中国历史》中提到过。
问:这可以算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吗?
答:《讲述中国历史》一文就在阐述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其中他用了大量笔墨所谈的就是叙事历史。当然像《历史与意志》这一类的文章除外。他的叙事历史包括《大门口的陌生人》、《洪业》、《上海警察》等等。这些叙事史都有它们的逻辑。这逻辑就是在你为你的主题和框架结构选择材料的时候,你非常明确你没有主观臆断。没有感情用事,尽最大努力不带个人偏见。
问:魏斐德先生是在尽量做到客观?
答:在中国,人们通常会谈到“客观”、“主观”,但在西方,我们很少提及这些。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主观的,每个人都尽量想做到客观。我个人认为,那些声称自己很客观的人其实是非常主观的。所以,在美国,近年来,我们很少谈及“主观”、“客观”。我们只是在在选择历史史实的时候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主观因素,尽量做到忠实于历史本来面目。但我们从不叫嚣说我们这样就比别人更加客观。你如何判断你比别人更加客观?是什么使你得出这样的判断?
问:那么当时在美国对魏斐德先生产生影响的史学思潮是什么?
答:在他去世后,我和我的师兄、师弟们谈论了很多。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界,社会史、地方史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的年鉴派、社会科学派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上层人物”、“精英人物”、“官方史学”、“外交史学”不再是史学关注的焦点,广大民众、社会底层开始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关注。另外,法国的“全面史”对当时的美国中国学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它提倡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内部”、“外部”等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而不是只对其中的一个方面孤立地加以分析,因为这些因素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这就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思潮。所有这些因素对魏斐德先生的影响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大门口的陌生人》、《洪业》、《控制与冲突》、《中华帝国的衰落》、《上海警察》、《上海歹土》等等。作为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中国学家,他开始慢慢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重要的是,他的风格既不同于以研究“精英人物”、“官方人物”、“官方史学”、“机构学”“外交史学”为主的费正清学派,也不同于当时伯克利的史学风格。
问:有人提出法国的年鉴派、社会科学派太过于注重细节,忽略了整体,缺乏全局性的视野。您认为魏斐德先生有这样的问题吗?
答:我认为魏斐德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不存在这个问题。例如,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虽然他研究的是地方史,但同时他还具有全局性的大视野,他除了关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外,他还关注中外外贸、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思想的变化、清朝政府、中外局势等等。
问:我们能否说魏斐德先生是个竭力倡导“中国中心观”的美国中国学家?
答:“中国中心观”的提法源自于柯文(Paul Cohen)。我本人对柯文的这种提法持反对意见。我与魏斐德先生曾就此做过多次讨论。魏斐德先生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历史,但他反对把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世界史的模式,以欧洲为核心,认为这个核心的发展是世界文明的基础。他认为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去待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停滞”说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有鲜明的特性的:中国不但有历史,而且中国的历史是环环相扣的、延续发展的,中国的历史从未停滞过、从未断裂过,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动态的、鲜活的。但同时他认为,外部的因素不可忽视。史学家应该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去寻找原因加以分析。魏斐德教授一再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要注意到世界性网络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和欧洲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与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相依存,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柯文的史学文章写得不错,但我个人认为他的“中国中心观”的理论走了极端。中国中心观”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分强调中国发展所有动力皆来自中国内部,它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西方的入侵才导致了中国发展的论调是两个极端。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看《洪业》,你会发现魏斐德先生已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文中将17世纪中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中国与中亚的贸易关系、中国发生的货币贬值和粮食匮乏、财政赤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大门口的陌生人》又是明显的一例: 广东的秘密结社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大门口外来了陌生人。二者共同作用,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警察》也一样如此。1930年,作为世界上最好的警察队伍,柏克利警署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加州柏克利警察署为当时蒋介石政府提供了许多的技术支持,培养了大量秘密警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本已腐化的蒋介石“儒家法西斯”政府一步步走向灭亡。魏斐德教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一个世界性网络中,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研究,他一直将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轨道上。所以,在魏斐德先生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
问:可否说他研究的一贯主线是控制与反控制吗?
答:我认为那是他治史的一种角度,你可以在《洪业》中找到答案。
问:可以说满清利用儒学作为满汉调和的工具,使前明的贰臣全力效忠于清朝?
答:是的,儒学是他的作品中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
问:我们可否这样理解魏斐德先生的《洪业》:在魏斐德看来,满人之所以能够成功统治中国,与他们成功地传承了汉人的儒家文化密切相关。清朝统治者正是继承并利用了汉人的儒家观念,才找到了满汉调和的支点,降清的汉族官员和清初统治者们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无论属于什么民族,都应该忠于儒家的理念。儒家的教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保卫了儒家思想也就得到了身份的认同。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属于明朝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连之后,清朝政府才能以毫无矛盾的心理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转变。
答:我同意这种观点。
问:魏斐德先生为何会在他的大多数明清史作品中提到“elites”,“gentry”和“tribe clan”?
答:“elites”“gentry”就是士绅。这里终究没有一个好翻译,一般多翻成精英阶层。我认为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翻法。他和我更明显地觉得,明清的精英或士绅阶层,到民国时期就没有了,因为科举制没有了。所以士绅这个概念就变得挺模糊的。因为士绅的头衔不一定是经过科举制的,也可能是买的,也可能是世袭的,比如有功名的家族。所以我们逐渐就开始用 “elite”(精英)这个词汇, “gentry” 就是有功名的——就是举人、秀才等等经过科举选拔的。在满清时期很多地方上有势有力的人是没有功名的,不过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却很大。我们必须得给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所以就有“elite”这个词。 而且我们也试着在分析满清时期的精英和民国废除科举后的精英到底有什么关系。从此角度讲,“elite”这个词所指还是比较广泛的,不一定跟科举有关。他们仅是一个阶层而已:有钱、有势、有军权、有大片的土地,或有学问,经常参加学社运动。各地情况不一。就是因为这些人在这个崇尚儒家的社会有权有势、对社会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特别重要。这就是魏斐德先生为何在他的明清史研究中的大部分作品里都要提到他们的原因。
问:魏斐德先生与费正清先生,一个在西海岸,一个在美国东部,观点不同,治史的风格迥异。那么他们培养弟子方法和风格也大相径庭吗?
答:是的,截然不同。让我来对比说明。在哈佛读本科的时候,我是费正清的学生。当时有很多研究生和费正清探讨他们的硕士论文。他的学生们常常会问:“我该写什么?我该以什么作为我研究的题目?”费正清手头通常会有许多有待研究解决的课题,他会回答:“我认为你该写“20世纪的燕京大学”,他该写“中国的海关”,这里还需有人做如下题目:“内务府”、“曾国藩研究”、“李鸿章研究”、“协和医院”……他总有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并且他有严格研究计划和时间安排,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来写的:“冲击—反应”。其实,我本人非常喜欢费正清,他对我有过非常慷慨的帮助。这里我想说的是,哈佛训练学生的模式非常特殊:费正清期望他的学生们在他已经构思成型的研究框架中选择其中的一个题目去研究,以协助他完善他的“冲击—反应”理论。而魏斐德先生则完全不同。如果你问他同样一个问题,他会回答,“我不知道。”接着,他会问你很多问题,直到你有了答案。他首先会问你,你对什么感兴趣?你手头有何资料?接着他会和学生探讨他们的各种想法。他总要问问学生自己对研究题目有何构想,将会采取什么方法。他总会鼓励学生“那将会很有趣”。他总是在发掘学生的创造性,他总是让学生自己做最后的决定。他从不会告诉学生该做什么课题、不该做什么课题。他只是作指导和批评。他的学生们研究的领域也是极其的广泛:经济历史、社会史、满族史、毛泽东研究……
问: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那么他对学生所作的指导也涉及到各种不同的领域?
答:没错。他似乎博览群书,通晓一切。他所涉猎的领域不仅仅是历史,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可以说包罗万象。如果说有伯克利学派的话,或者谈到魏斐德先生在伯克利大学创建的学风,那就是多元化和培养、鼓励学生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为自己设计发展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在纪念魏斐德先生退休的会议上,我们这些人发现真的很难去勾画出什么是伯克利学派的原因:因为它太不同了,太多元了。它的学子们对太多的东西感到好奇,它能够包容太多异质的成分。这也许真的就是伯克利的特质。
问:您的解答让我受益匪浅,周教授,不早了,您也该休息了,在您一只胳膊还吊着绷带的情况下接受我一天的采访,我感到深深的歉意!非常感谢您!
采访感言
我十分感激周锡瑞教授接受我的采访。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解答了作为美国著名中国学家魏斐德的中国学研究一生的重要治史理念和方法论,以及他的很多历史观点和历史理论。他的这席演讲,不仅使我受益匪浅,我想,对于对他或对整个美国中国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都会有积极的启示价值。实际上,他最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总结的,是他为什么开始中国地方史研究?为什么做基层民众史研究?为什么要展开上海史研究?为什么提倡叙事史?如何看待清朝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以及如何看待曾经影响很大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周教授的很多解释,有相当的权威性,是我们理解当代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他的众多解释和介绍中,我对他对魏斐德视野中“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诠释印象很深。他说:魏斐德先生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历史,但他反对把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当作世界史的模式,以欧洲为核心,认为这个核心的发展是世界文明的基础。他认为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去待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停滞”说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有鲜明的特性的:中国不但有历史,而且中国的历史是环环相扣、延续发展的,中国的历史从未停滞过、断裂过,一直是动态的、鲜活的。但同时他认为,外部的因素不可忽视。史学家应该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去寻找原因并加以分析。他说,魏斐德教授一再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要注意到世界性网络的影响:中国和欧洲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与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相依存,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
我觉得这是周锡瑞教授对魏斐德重大观点的非常重要的阐述。这一点,魏斐德的很多其他同事和朋友也提到了。现已退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总校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魏斐德先生生前的朋友尔文·山尼(Irwin Scheiner)先生也告诉笔者,魏斐德先生的学术生涯,某种程度上受到史华慈的影响:在他全球化、大视野的研究中,外部因素绝不可忽视。他认为无论是内部的变化还是外部的因素都十分重要,所以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去对待中国学研究。他认为,在魏斐德的作品中,既不存在“西方中心观”,也没有“中国中心观”。魏斐德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他始终站在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高屋建瓴地研究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以求进一步了解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魏斐德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强调在中国内部寻找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强调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轨道上,置于一个世界性、全球性的网络中,一个比较研究的框架中。山尼强调,魏斐德全球化、大视野的中国学研究,一直是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紧密相连的。
世界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jel N.Eisenstadt) 教授也在他的论著中提出这样的问题:“魏斐德的分析指向了一个在比较社会—历史研究中即世界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与其大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并非局限在中国,但却没人能够像魏斐德分析明、清中国那样清晰地呈现给大家,魏斐德实证性地指出了该领域存在的误解与盲点,“他远远地超过了前人的学术成就,将中国史学研究领导了一个新高度,并在比较史学与世界史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魏斐德将中国研究推向新的领域和方向,提供了分析中国在世界之位置更为复杂的方法。”
山尼和艾森斯塔特这些分析,都是对魏斐德中国学成就的精辟总结和阐述。诚然,我以为,这也是周锡瑞教授这份谈话的核心观点。
参考文献
魏斐德著,梁禾编:《讲述中国历史》(上、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6月
(王平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师)
周锡瑞、王平,《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4期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