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追忆朱厚泽（下）
（续前）朱厚泽对我说：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一段时间的报纸。从1985年9月党代会（会议期间正好学生闹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怀仁堂作报告，扭转左的局面，到十三大。这两年间发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着讲他亲历的事情：
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级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当时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怎么搞？党组织应当选用什么样的人？反腐败怎么搞？这几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前推。但是，改革中冒尖的干部就会受到打击。晋江假药案是整项南的。因为项南在福建搞改革很坚决。“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银耳”。假药是银耳做的，不能治病，但无害。用银耳做假药是不好，但打击这么重，闹得省委书记项南下台，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12月出现了全国性的学潮。耀邦还是想按照1985年处理学潮的办法，即对话、沟通、协商的办法来解决，没有成功，还引起左派不满。1987年1月，通过“生活会”这种方式把耀邦赶下了台。
批评耀邦七个半天生活会，生活会后就开政治局扩大会，小平只让通过公报，不让讨论。只有陈云作了发言。我参加了这个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的有二三十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第一个发言是余秋里。邓力群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木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就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材，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胡耀邦下台表面上就是这个会，至于背后还有哪些秘密，就不得而知了。
胡耀邦下台后我就下台了。1月28日，邓力群带着王忍之到中宣部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我在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邓力群紧接着说：“不要等历史作结论，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朱厚泽离开中宣部以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席（主席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厚泽向我介绍了他到全总上任前赵紫阳和他的一次谈话。赵问朱：“如果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况，工人和政府对立，工会站在哪一边？”朱厚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站在工人这一边。”赵紫阳满意地说：“这就对了。”一年多以后，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全国总工会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捐了10万元。这件事是经倪志福同意的，在清查的时候，朱厚泽承担了全部责任，当然也就离开了全总的领导岗位。
“四种试验”和“五个一般”
朱厚泽知道我一直研究改革的历史。他说，研究中国改革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只看这二十年，要放在人类20世纪的历史大框架上分析。他说：
在20世纪初，列宁说的那些问题是存在的。矛盾，冲突，战争，动乱。自由资本主义面临严重的危机，怎么得了？为解决这些危机，世界上出现了种种思潮、种种实践。归纳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实践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有三条：一是政治上否定公民的宪法自由，反对议会民主，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二是在经济上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三是文化上否定人权，反对人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希特勒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政治出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并不是像电影中所表现的那种疯子。
第二种实践是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新政，他对传统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政治上坚持民主宪法和议会民主制，坚持人权、人道和公民权利；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必要干预，通过福利主义调节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措施摆脱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
第三种实践是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中国也是走的这条路。
第四种实践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第二国际的思想对这条道路有影响，但不完全是一回事。
20世纪四种实践较量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被人类唾弃。列宁－斯大林的苏联体制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旗帜，共产党在一部分国家取得了政权，并建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能迅速动员资源，解决落后国家工业发展问题。但是，这种制度的危机日益加剧，最终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在一部分国家内得到实现。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经过一个世纪较量以后，这四条道路中，一个被消灭了。一个在一度辉煌之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另两种道路，即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基本合流。
当代世界有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罗斯福和北欧社会民主党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主体。这种制度在二战以后依靠技术革命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二战以后新的生产力超过了资本主义过去的100年。这一制度还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缓和了社会矛盾。革命的危机不存在了。第二股潮流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改革的潮流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一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受这股改革潮流的影响。
全球走向一体化。两股潮流将合流。全球化是大趋势。
谈到这里，朱厚泽问我：你对21世纪怎么看？我说：21世纪需要解决三个矛盾。他问：哪三个矛盾？我说：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这是指国际关系；第二是高消耗生活方式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这是指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交往规则矛盾，这是指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
我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朱厚泽就明白了。他说：我同意你对三个矛盾的分析，不过我觉得这三个矛盾最终会化解在“五个一般”之中。他认为，21世纪的大趋势是“五个一般”：
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不能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注意，在社会主义后面没有“的”字）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般。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形容词，而是条件状语。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是经过20世纪反复较量的结论。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现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权力高度集中而且没有制衡非腐败不可。
现代公民社会一般。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国家必须服从社会，不能用国家来压制社会。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20世纪突出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希特勒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一大灾难。21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恢复社会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不断强化国家也是不对的。国家应当逐步从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
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新技术浪潮会波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20世纪是现代迷信的世纪，是造神运动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一元独断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国家大泛滥。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大灾大难。必须弘扬当代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精神。
他说，这“五个一般”也可以称为“五个进入”：入关，即经济全球化；入网，上信息高速公路；进城，城市化；回归社会，解决国家主义问题；返还人间，建立人的主体地位。
这“五个一般”是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这是历史的趋势。谁也避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实现这“五个一般”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种种摩擦和冲突。
听他说完了“五个一般”，我表示：你这“五个一般”具有历史的深刻，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过我认为，“一般”必须和中国的民族基因对接，才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
他说：是的。中国的民族基因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什么是精神文明？
有一次，我们从起草精神文明决定那段历史谈到精神文明建设，谈到社会道德重建。
他向我介绍说，对于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民族精神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他说，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如果不清理旧道德中的伪道德，则年轻人认为所有的旧道德都是欺骗。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没有从道德意义上来肯定三中全会：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言论和行动相统一。这些不仅是思想方法上和唯心论相对立，而且道德上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相对立。现在谁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道德意义？
他认为，新道德首要一条就是言论和行动一致。道德重整的前提是恢复言论和行动的统一。说真话，革除言行相悖的弊端。没有真话怎么行？
他自问自答：为什么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不一致？这和“铁的纪律”的党有关。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铁的纪律就没办法推翻旧的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党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在实现政权转移以后，要严格区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两个阶段，要促进民主化进程，领导、组织也要实行转变。高度集权的秘密组织是双刃剑，一方面，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战胜旧制度；另一方面，这样的组织也会腐蚀人。由于我们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我们的国家和过去的国家既有区别，也没有区别。恩格斯对旧的国家的判断，也落到我们头上来了。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建立了国家；而国家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又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又成为社会的桎梏。为维持公共秩序进行某些必要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有组织地、系统地使用暴力手段，这就很危险了。
他自问自答：中国靠什么统一思想？不能定于一尊。要多元化。社会就是多元。民主的前提就是多元的存在。没有多元存在，要民主干什么？
关于新民主主义
2004年9月10日，国家体改委原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安志文看望了赵紫阳。9月16日上午（星期四）我到安老办公室看望他。安老向我介绍了他和赵紫阳见面的情况。
安老说，赵紫阳24小时靠吸氧维持。见了老朋友，尽管鼻子里插着管子，还谈笑风生。他俩很放开地谈了两个多小时。安老向我全面介绍了他俩的谈话的内容，还说这些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看法。其中谈到如何启动政治改革问题。安老说，我们两人的看法是，当前启动政治改革的共识有两个，一是毛的新民主主义，二是邓的改革开放。在肯定毛的新民主主义和邓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克服毛、邓的局限性，进行制度创新，这样做可能推动政治改革。
我从安老那里回来后，向朱厚泽转述了赵、安两位老人的看法。
从过去的多次谈话中我知道，朱厚泽是很尊重赵、安这两位老人的。但听了我的介绍后他沉默良久，反而问我：你是怎么样看新民主主义的？我回答说：《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提出来的，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弱，只求“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希望在政权中分一杯羹。如果那时毛泽东有独自取得全国政权的愿望和预见，提出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策略，是为了团结中间力量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政权已经到手了，他更是不准备实行“各个阶层联合专政”了，那时喊新民主主义的口号，更是一种策略，借此在经济上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尽快恢复经济。
朱厚泽说：新民主主义是有策略层面，但如果不从理论层面说清楚，可能会产生误解。最近几年，不少人认为，1953年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太快了，太急了，认为这是中国后来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我一直不这么认为。如果说1953年转早了，1963年转早不早？1983年转早不早？不是早不早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有问题。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是和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丢掉新民主主义这个幻想。
朱厚泽这一段话使我如醍醐灌顶。众多有影响的、积极主张改革的老人还对新民主主义怀着深情厚意，朱厚泽却独树一帜地、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逻辑是专制主义。真是一针见血。这是他对新民主主义最早的看法，以后他对新民主主义有着更深刻、更全面的批判，在其他朋友的回忆文章中多有记述，不再赘述。
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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