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2日 星期六

想把中宣部变“思想解放部”,注定他成为悲剧角色

杨继绳:追忆朱厚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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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杜导正、杨继绳、吴思在医院探视朱厚泽(杜明明摄)

  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初识

  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任校长。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1989年初,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就对我说:“你到北京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的是朱厚泽。

  唐先生给我讲了朱厚泽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当局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我拿着唐先生的信,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别人叫他朱部长。我说:“你已经不是部长了,为什么还叫你部长?”他满脸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可以赐予,也可以褫夺,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我不以为然。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他对我很信任,谈话毫无保留。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给人以震撼和光亮。他要言不繁,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即使在领导岗位上他也是看书的,1987年以后,他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他家藏书丰富,由于书太多,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间房子当作书库。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谈政治,谈学问,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外面有什么会,他总是告诉召集人:“别忘了通知杨继绳。”他虽然丢了官,还有部长的车。到外面开会,我可以搭便车(搭他的便车的还有孙长江),会后,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正是我撰写《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1958-1962年大饥荒纪实》等著作的时候。他十分赞赏我的工作。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后在他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从而被广泛传播。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了他的支持,还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


在夹缝中开拓“三宽”

  朱厚泽担任部长以后,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朱厚泽的这种努力注定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他向我谈了这一段经历。

  朱厚泽说,1985年8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由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去,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被安排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去北戴河的专列上。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议。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11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那边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把我调来换下了邓力群),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胡耀邦对计委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是指胡耀邦下台,主持计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放火”了没有?
  朱厚泽说:当时的情况哪能“放火”?

  是的,1986年政治形势诡谲。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在较量,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滚滚。这种情况是不能“放火”的。但他不消极等待,而是采取了特有的开拓方式。朱厚泽介绍说:

  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中央讨论通过后,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3月8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3月9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4月4日在光明日报社,4月21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4月22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5月2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我的观点。

  3月8日参加音乐家座谈会时,我拉上了周巍峙、高占祥一起去的,我是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一个食堂里讲的话,提到要为文艺工作建立宽松的环境。第二天在出版工作会议上我讲到对待知识分子要“宽容”、“宽厚”。

  1986年1月3日,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议的艺术家时,发表了即席讲话。我讲了政治思想工作要摆清事实,摆明道理,疏导思想上有疑问的同志。我讲了党委和大学生之间要经常交往、交流、交心,互相理解,建立真诚的、互相信任的关系。

  我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

  这些讲话,《文艺报》发表过,1986年7月15日和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过。新华社对这些讲话没有发表过,穆青按兵不动。我在上海讲话时,新华社一位女记者写了一篇稿子,送给我审,我压下了,没让发。

  我问老朱:你讲“三宽”,如何与“四项基本原则”协调?他说,我是这样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有人说我把四项基本原则架空了。黄菊向中央问朱厚泽讲的对不对,向中央报告没有。胡启立说“他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其实我没有报告,胡启立主动为我承担了责任。不过,他也作了一点让步,在讲话中把“宽松、和谐”改为“团结、和谐”。

  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我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朱厚泽在政治“夹缝”中努力挤出“三宽”,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丝暖意。“三宽”虽然被“夹缝”挤杀,却永远留在知识分子的记忆中。


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况

  1994年,我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对朱厚泽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如实记录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历史。请你谈一些你所经历的情况。

  朱说:我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离开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后,我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更内部的是围绕“精神文明决定”的起草展开的。

  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左派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并用这个机会整胡耀邦。一讨论就有分歧,一讨论就吵架。最终,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盘,陆定一发言引出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的那段话。左派更得势了。从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了八九政治风波;有了这场风波就有赵紫阳下台,这是连着的。

  从北戴河争到北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出现了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情况。在人大会堂,胡耀邦念完了决议,准备举手通过了,陆定一站起来发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陆讲完了引起了热烈鼓掌。在主席台右边的中顾委席上掌声最热烈。当时的座位是,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右边是中顾委委员。我到中顾委席上说:“你们这么大劲,闹不好可能帮倒忙。”当时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感到很难办。主席台上议论起来了。最后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强调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当时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不好传达。耀邦说,先不要传达,怎么传达,由书记处研究后再定。(未完待续)

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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