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鲜为人知的中日“伪钞战”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是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较量。为了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对中国抗战经济的破坏，日本当局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假钞为重要手段的货币战，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和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中国方面也被迫进行了反击。

　　日本为配合军事侵略发起“伪钞战”

　　近代军阀割据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货币不能统一。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4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在金融方面准备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甚至公开声称不惜以任何方式彻底阻止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此举“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实现”。于是，当中国政府要求各国在华银行交售白银以换取法币时，日本断然拒绝，并指示浪人大规模走私白银。1935年华北地区每月偷运白银高达400多万元银元。1935年1月至9月，由上海走私到日本的白银有1.44亿余日元。日本制定并抛出的《华北金融紧急防止措施要项》，明确严禁法币在华北地区流通。日本在无法阻止中国币制改革又感到中国的抗日准备正逐渐显示其成效时，便先下手为强，在中国币制改革后不久就对华发动全面侵略。

　　法币的行使流通，使中国政府总揽货币的发行和回笼，稳定并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也使中国方面能最大幅度地掌握现金和集中贵重金属白银等，以作为从国际市场购买军火之用，这对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十分有利的。正因为此，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研究对中国的货币战。法币有广泛的基础，在经济发达的华中、华北地区，又是法币集中流行的区域。至1937年6月所发行的14亿法币中，有4亿流通于华北，8亿流通于华中。因而法币成为日伪在沦陷区确立金融统制、推行伪钞和日本军用票的障碍。

　　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所限，停止了对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了取得在占领区金融上的垄断权，日本特务机构受命伪造法币的行动便秘密实施了。日本方面想借此打击法币信誉，扰乱中国金融。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伪造法币的行动。他出面网罗造币专家、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研究伪造中国法币。这一行动得到了当时日本陆军次长东条英机的支持，他指示山本、井上源从速策划，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力协助这一绝密计划的完成。制伪小组选中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试验对象，紧锣密鼓，制版印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匆匆印制出几十万元成品，火速运往中国，以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一部分作套购中国物资之用，一部分补特务机关经费之不足。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之时，却从中国传来了令他们震惊的消息。由于他们的粗心，精心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此时已退出中国流通领域，成了废币。出师不利，山本和井上源因此受到上司的严厉斥责。

　　日本的“伪钞战”给中国造成很大危害

　　日本资源贫乏，一直受到外贸入超的困扰。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淖，军费开支巨大，外汇问题日趋恶化。由于英美等国的支持，战时中国法币仍可以在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中外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日本又需要大量外汇到国际市场购买军用物资，因此对伪造法币格外倾心。1940年4月，他们成批伪造了中国农业银行1元、5元、10元券法币共500多万元。为不易被识破，这些假币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在外观上成为成色不新的旧币。这些运抵中国的假币，自然不便于在伪政权银行公开抛出，于是，他们便交付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或沦陷区的“商社”机构，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松机关”(南京、广东)、“梅机关”(开封)、“兰机关”(北平)、“竹机关”(青岛)，及其在上海的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等，真假币混和，鱼目混珠，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假钞的流行，是对中国的无耻掠夺，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套取真法币及谋取侵华军费的重要手段。在日本的支持下，1940年汪伪上台后，成立伪中央银行，发行新“法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攻占香港。日军特务机构查获了中国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强掠造币机器及相关材料。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新近印刷、由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10元券法币及一批印钞机也落入敌手。商务印书馆秘存的一批将由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5元券半成品及印钞机等也装入日本口袋。日本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人研究从香港掠来的法币半成品及编码、暗账废册，改进伪造技术。1942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20亿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不久，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一艘美国商船中查缴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缺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亿余元。日本又从盟友德国手中购进这批半成品，加工后，源源运入中国。据估计，战时在日本国内制造、加工而输往中国的假法币就达30亿之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了外国在上海的租界，并利用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四大银行钞票票版与印刷公司大量制造假法币。

　　日本侵略者在将假法币偷偷输往国统区套购物资、扰乱中国金融的同时，也将制造假币的罪恶之手伸向中共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敌后抗日财政的需要，大部分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开办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这些货币又称“抗币”。1938年，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晋东南上党银行发行上党票，冀南银行发行冀钞，山东胶东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1940年，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农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皖南事变后，自淮南根据地创办淮南银行起，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办自己的银行，如苏中的江淮银行、苏北的盐阜银行、皖江的大江银行、淮北地方银号、鄂豫皖建设银行等，共发行抗币57种名称476版制。这些在各自根据地内流通的抗币，是根据地内的本位币。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国民政府的法币、中共的抗币、汪伪政府的伪币都进入根据地流通。根据地巩固后，抗日民主政权便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为了掠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资，破坏人民群众对抗币的信任，日伪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抗日根据地。1940年在晋冀鲁豫的冀南分区，出现了大量的5元冀南币的假票。1941年6月，日伪印制大批假冀钞，面额有5角、1元、5元、10元4种，由汉奸或奸商携入根据地内，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此类案件数起。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冀鲁豫边区发现的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余处。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又印制了6000万假冀钞向晋冀鲁豫边区大量倾销。在冀南大名以南地区，一段时期70%以上流通的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这些假抗币，或用来骗兑真抗币，或用来高价抢购粮食和其他物资。山西日伪军就用假抗币收购了大量的小麦。

　　中国国民政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迫不得已进行反制

　　日伪的“伪钞战”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引起中国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对假法币，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对策，通令严禁假币的流通，凡贩卖牟利者严行究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警示世人。1943年广西桂林、全州等地贩卖中行百元券、浙皖等地1940年中华版假钞案，江西吉安、泰和等地中行、交行50元券假钞案的破获，都及时予以报道。1943年10月，在广西敬德县参议会秘书周某住所，捕获推销假钞贩子胡持中等3人，当场从他们身上搜出伪造交通银行50元券共15000元。1943年、1944年，又追踪报道在香港被敌缴获并加工后流入内地的1940年中华版券的动向，提醒百姓加以识别，帮助中央银行“查缉和吸收”。

　　在反假钞的斗争中，国民政府还采用“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资料表明，为扰乱日伪统治区的财政金融秩序，蒋介石曾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伪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为这一计划的顺利实现，中国政府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原中国银行造币厂中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戴笠通过汪伪汉奸周佛海，获取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炮制，其成品总数超过15000箱。这些伪造的货币被悄悄运抵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从这里偷运到日伪控制的地区。

　　1943年的一天，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匆忙宣布，该行发行的10元票面的储备券有大量假币在市场上流通，该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一时间人心惶惶，市场混乱，厌恶汪伪货币的情绪倍增。被宣布的假币正面纹样以蓝色为主，印刷质量与汪伪储备券几乎不差毫厘，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的一个小点有些斜，一般人不仔细分辨是很难觉察的。不明底细的百姓猜测种种，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这批货币也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在日本印制的，只因海运途中，船只被美国飞机炸沉，后由中国第三战区顾祝同部捞起，再交由当时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抛到市面上，大发横财的。李士群在日军赐宴中被毒毙后，人们还联想可能与此举有关。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这既挫抑了日伪货币的信用，又使国民政府套购到大量的紧俏物资。

　　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也开展了持久的反假币斗争。各根据地采取严厉措施，严惩制假贩假的罪犯。通过布告和建立“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票。1940年8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并附以识别的办法。边区各地银行和合作社在乡镇广发票样，或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街头闹市。有的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巡查布市、粮市等地，发动群众举报，收到明显效果。陕甘宁边区在民众防奸锄奸活动中，就破获假钞案20多起。在华中地区，因日伪伪造法币毫无限制，市面上法币真假难分，蒋汪难分，广大劳动群众深受其害。因此，1943年9月起，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开始限制法币的流通，只准使用中央银行民国31年美国版和英国版的10元券等6种较难伪造的钞票，以减少因敌伪造假所致损失。1943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也专门发布关于查禁假江淮票的布告。

　　在敌后艰难的环境中，各根据地欲以精良的技术来防止抗币被假冒，是很难做到的。富有智慧的敌后抗日军民便发明了“用落后的办法防止假冒”的办法。1942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以下经验: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尽可能在自造土纸中加些小玩意儿(加点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敌伪要假冒，非先花长时间仿造土纸不可;在印好的钞票上手工加盖印码，使敌仿造非常麻烦，土纸不能长期使用，一般为期只有半年，因破旧，老百姓会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回流。这时只要将旧票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了。敌伪伪造纸币上市起码费时半年，却不知半年后新票的颜色。因新票颜色已变换，旧票已退出流通，这样，敌伪造的抗币一进入根据地内，就会被发现。

杨燕、杨振，《文史精华》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