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当年带走多少黄金（上）
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圆桶外的封条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这是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运台的最有力证据。
核心提示：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1948年底，预感到将要失去大陆的蒋介石，开始有计划地将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由于种种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黄金运台之事一直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它流于各种野史中，却极少见于正式史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开始了这段复杂而艰涩的调查。吴兴镛的父亲吴嵩庆曾担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15年之久，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期间所管理的军费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难时期（1948~1949），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吴兴镛的调查，让我们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事件。
口述◎吴兴镛 主笔◎李菁
浮出水面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美国留学，每年放假回台湾，我都去书摊上看看。我在台大读书时，有一位同班又同寝室的好友叫王尚义，他的妹妹王尚勤与李敖相恋并生下一女。王尚义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时我会翻看被称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书，也想看看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书摊上随手翻看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竟然在书中发现了一张我父亲的肖像，文章称我的父亲吴嵩庆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让大家“别忽略这个人”，还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注：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
李敖的文章让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过，那时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医学上面，对父亲的事情没什么兴趣。另外，黄金运台之事，在台湾一直是个禁忌话题，父亲在家里也从来不谈公事，所以我压根儿没有想过向他核实李敖书中所说之事。
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朋友陆铿恰巧也在台北，有一天我请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绍他跟我父亲认识。陆铿以前曾任职国民党《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对国民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别前他突然问我父亲：“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父亲迟疑了一下，但马上断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90岁的父亲在台北去世。父亲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父亲保留下来的日记，从1946年一直写到去世的那个星期。91岁的母亲将父亲留下的日记都交给我，让我带回美国。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公务员，他在日记中很少点评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个人情感，只是忠实地记下每天的工作。
父亲的这些日记带回来后，我也一直无暇顾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当年离台赴美国的那一天，父亲是否记了什么，结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记录一天的公事外，一点也没提送我上飞机的事情。
1996年，是父亲去世5周年，台湾《传记文学》邀我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纪念文章。这时，我才开始仔细翻阅那些日记，我也渐渐意识到，父亲曾经经历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写的《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后，还引起一些轰动，大陆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有关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两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黄金运台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继续搜集资料，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寻访父亲的老朋友、老下属。
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蒋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记。得知这个消息，我几次从洛杉矶驱车赶到旧金山去看这批日记，没想到在里面发现了非常关键的资料，之前很多的推测也得到了核实。蒋介石的这批日记里多次提到了“吴嵩庆”，也就是我的父亲，每次日期都与我父亲的日记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无论是父亲的日记，还是我走访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都是零散的、枝节的，蒋介石的日记让我看清了黄金运台的整个大脉络，就像一幕剧一样，剧情一下子就清楚了。
“预支军费”
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父亲，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预算财务署”的署长，这一职位级别是中将。财务署以前的名字叫“军需署”，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顾问团建议下，“军需署”改成“财务署”，其目的是希望将军费纳入到国家财政的预算体系，军队的开支由国家拨款给财务署，再由财务署去中央银行支取这笔费用，由财务官发放到军队里。1949年9月，又改组为“预算财务署”，兼管军事预算。
我后来看蒋介石日记发现，蒋介石对旧的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财务署，能与国防部与财政部协调，核算确实军队人数，清除国民党队伍中“吃空饷”的积弊。
那时候，国共内战已经开始，父亲也很难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战争机器一开转，国民党政府便要不断增加军费预算，父亲在日记里也记下，他一次次开会追加财政预算之事，“中央银行已感觉吃力”。作为财务署署长，父亲那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给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饷与战费。父亲1949年1月9日的日记记着：“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万。”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虏，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杀。
从1949年1月初开始，父亲的日记里开始频繁出现“中央银行”的字眼，也屡次提到财政部长徐堪、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等人，似乎是在商议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记里，父亲又提到他专程赶到上海，“与俞（鸿钧）、刘（攻芸）二总裁等洽办”，并“拟草约”之事。
父亲的举动，在蒋经国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书里，得到解读。蒋经国在书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这一天的日记：“今日父亲（注：指蒋介石）派我赴上海访问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这里的“现金”，就指国库里存的黄金和银元。父亲日记中所提到“草约”之事，也与此相关。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内外交困，他更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而国库黄金是他“东山再起”的重要砝码。此外，当时还有正在与中共交手的200万国民党军，包括胡宗南的30万精锐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挥不动。蒋介石不想放弃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觉得要对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们最终像邱清泉和黄百韬那样走上自杀之路。这个目标的实现也需要真金白银支持。
蒋介石的计划是，让我父亲以“财务署署长”的身份，用“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黄金提出来“保管”。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长徐堪对此都犹豫不决，副总裁刘攻芸等人甚至公开反对。所以蒋石想出的办法是签“草约”，我推测，蒋介石是希望通过此举告诉央行领导人：“这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的，有什么事情你们不必负责。”为了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妥协，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他提议“先支半数”——也就是国库黄金银元外汇的一半作为预支军费。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的身份仍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笔军费的支出，应该说也算是合法的。虽然等到真正开始运输黄金时，他已不在台上。
关于这一批黄金的运输时间，大概可以从美国合众社1949年1月21日这一天发表的一条新闻中推理出：“国民党政府昨晚深夜在外滩戒严……当时中央银行运出许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贵重的物资。据推测，这批箱子装的是金条等固体担保物。该行正将这批担保品运往华南某城市或台湾安全地方，据信国民政府正将财宝南运，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
现在看来，这一批黄金的运出，显然是在蒋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这一批90多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由父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交给海军，用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运的，先从上海运到厦门，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里，也就是在现在鼓浪屿岛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以后，这笔黄金才被转移到台湾财务署在台北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
蒋介石显然为黄金转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台北财支处主任，是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这样，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2007年，我特意从美国到厦门，想实地考察一下当年这条上海—厦门—鼓浪屿—台湾的运金路线。我跑到鼓浪屿的中国银行，找来了经理冒冒失失地问：“你们的地下仓库在哪里？”经理回答：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没有地下金库，他也不知道原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哪。正在我沮丧之际，我后面出现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叶力，是一位建筑师。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负责把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打掉的。他带着我看了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原来仓库的位置，现在建了个钱币博物馆。
实际上，被父亲以“预支军费”名义转走的金银以及7000万美元，当时已引起国民党政府一些人的警觉。1949年6月1日，立法院还专门质询此事。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写道“……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二亿七千万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报有四亿之多，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其实，有无“7000万美元之逃避”，蒋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在日记里心有余悸地称“幸”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7000万美元的外汇，据李宗仁回忆，在蒋介石下台前，曾让国民政府拨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供空军在美采购，后来毛邦初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生矛盾，卷款而逃，成为国民党政府在美国轰动一时的丑闻，当时我父亲还奉蒋介石的亲笔手令调查此案。
启动黄金转移
其实父亲与俞鸿钧、蒋经国以“预支经费”而转走的90多万两黄金，从时间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了第一批黄金转移。
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滩全面戒严。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两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从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侧门走向海边，此时，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海星号”正停靠在黄浦江边上。不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巡航监视。
这个情景当时被住在华懋饭店（注：今和平饭店北楼）的《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George Vine）看到了。凭借新闻记者的敏感，他断定挑夫所挑的那个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他立刻从黄浦滩路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华商报》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转载了这条消息。
黄金归中央银行所有，为什么当时却是从中国银行运出来的呢？我后来几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档案，实地勘探外滩，才终于明白：原来“中央银行”的国库黄金和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库里。
因为运送黄金的行动极为秘密，国民党官方档案也绝少提及，那么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所报道的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这一次究竟运走多少黄金？各种正史和野史，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历来众说纷纭。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由费正清等主编的《总税务司在北京》一书，中国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李度的文章后来被广为引用，他所说的80吨，相当于260万两黄金。而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回忆，央行的黄金实际上是分两次运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从上海运走了200.4万两黄金，由海军“美盛号”护航，直接由上海运到基隆。第二船次，57万两黄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万块银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后来转运台湾。
运送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是美国“二战”后退役的猎潜艇。为什么要选择海关的船只而非军舰运送，我推想，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党高层已经认为海军不可靠了。因为国民党海军内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政府的海军共有90多条军舰起义，连这次护航的“美盛号”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当时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星号”船员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运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起吊时不小心将木箱跌碎，才发现运的是黄金银元。在海关潜伏的地下党于是动员船员拒绝再为国民党运黄金，所以父亲经手的那笔黄金，才又“冒险”启用军舰运送。
黄金运到台湾，必须有保存地。因为当时中央银行在台湾没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号”到基隆，由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的金库存储保管。260万两黄金保管人名义还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张学良的旧属，也是刘攻芸的妹夫，但陈诚曾向蒋介石打过密电，告沈祖同“人极滑头”。
需要强调的是，这第一批被转移到台湾的260万黄金，是中央银行的金圆券准备金。名义上仍属于中央银行国库，只是蒋介石为安全考虑而转移储存地点，从性质上讲，它与父亲经手的第二批黄金转移应该有所不同。而此时，父亲正在忙着给被围的杜聿明军团空投补给品，以及策划撤离南京之事，所以他应当没有参与第一批黄金运台。这一次转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是主要负责人。俞鸿钧对蒋介石应该是功劳不小，但奇怪的是，他们后来在台湾的关系有些疏离。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蒋介石每年替陈诚做寿却过俞家而不入。蒋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记曾提及，俞鸿钧不愿意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别，离开广州赴香港，“顿感悲戚”，等到台湾局势稳定之后，俞鸿钧的家人才从香港搬到了台湾。也许这令蒋介石对其耿耿于怀？（未完待续）
口述/吴兴镛，主笔/李菁，《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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