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1日 星期五

延安老作家严文井的几件往事


  在我的老朋友们中间,虽然也有几位属于“三八式”、“老延安”、“窑洞大学毕业”之类的老革命,如我的小老乡、著名漫画家钟灵,老一辈戏曲、歌剧艺术家金紫光,以及在抗日战争中成为烈士(被康生错杀的“托派”分子)的姑父马霄鹏和死于“文革”的姑姑白涛等等。但是,按照级别、社会(政治)地位最高、知名度最为显赫者,则应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官居副部级,文名遍于海内外的老一辈儿童文学家、散文名家,一度领导过中国最大的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老大哥。

  说来十分凑巧,我是作为老友杨宪益的一名“信使”,与当时官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严文井同志相识的。那次,我奉宪益、乃迭之命带了几本由《中国文学》(英、法文版)选译出版的《熊猫丛书》(Panda Books),记得有沈从文的名著《边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这些开本不大的小册子似乎仿效英美出版的那类Pocket-book,封面十分吸人眼球。《熊猫丛书》当时就博得严文井的称赞与欣赏。

  那时候,我还住在东单新开(路)胡同的两间日式小平房,和严社长所住的中国作协宿舍(位于东总布胡同)不足一箭之地。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更由于在一种毫无利害关系,无所谓上下之分的情况下,两个尚具共同语言的“旧知识分子”或称“臭老九”在心灵上产生了某种共鸣。反正,就在我第一次去为杨宪益当信使后,我和严文井开始交往,不仅成为他的座上客和聊天的“忘年交”,还大胆地、相互之间毫无戒备地开始了不无“险情”的议文、议政性质的对话。

  不到一年,我被人事部门分配到中国外文局所属的一家“外宣”杂志,担任了“编采合一”的“高级”职务。由于我们编辑部自定的选题中需要一些适合“台、港、澳、侨”读者阅读的作品,我曾求助于严文井,并蒙他给我介绍过几位小说家,《中国建设》期刊后来选发的《徐悲鸿的故事》(长篇)就是他的“部下”孟先生向我推荐的。总之,虽然我和文井老大哥在文艺界的地位、影响颇不相似,但他处处想法照顾我这样一个刚熬过27年“贱民生涯”的小老弟。后来,他的公子和杨宪益兄的小女儿结为连理,我和杨兄的关系又是历经过1957、1966、1989年历史性灾难考验而不变的“铁杆儿”之交,因此,我在杨、严二位文坛名流之间的角色就早已不是“信使”的角色,而是更为亲密的“同行”关系了。

  之所以我和文井老大哥如此一见如故,在不少方面我们都有着共同语言。记得严文井最爱和我谈两个话题,一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和他的作品,特别是他后来和“第三国际”、苏联的交恶,并且被欧美的左派作家们围剿;另一个则是我在四川成都华西坝读大学时追随一位名教授学习研讨过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席格门特·弗洛伊特的某些学说(1953年,中共南京市委以“军管会”名义“加冕”我为“文艺界反党集团”为首者,其中一条“罪名”就是我向某些文艺青年、作家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谬论邪说)。当然,我和文井老大哥也并未深谈那些使人心情沉重的往事。然而,当他知道当年不惜罗织罪状、陷我于死地的是一位女性“打手”时,他立即表现出一种真挚的同情与理解。后来,我才知道,他虽然身居高位、拥有赫赫的革命资历,但他因言语欠谨慎,被类似的一名“女打手”攻击、诬陷,闹得几乎“翻车”。

  当时,杨宪益主政的《中国文学》聘来一位“牛津才女”白霞(Patricia Wilson),她对严文井的作品《南南和胡子伯伯》、《唐小西在第二次开船港》等都有极大兴趣。她希望和严文井做一次专访,并向西方的读者、中国文学爱好者撰文加以报道。于是我受杨宪益(《中国文学》主编)及白霞女士的委托,与严文井约定在其家中进行访谈。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就以“义务翻译”兼友人的身份,用中文写出了一篇四千多字的“访谈记”,供白霞参考。后来,白霞署名的英文专访稿反映良好,皆大欢喜。文井老大哥对于我的“多事”、“好事”倍加赞誉,于是在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话题,也有了不少心灵上的默契。比如说,在欧洲近代作家中间,他和我一样酷爱德国犹太作家斯提芬·茨威格和早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就轰动世界的雷马克。文井老大哥对于后者的《凯旋门》赞不绝口,奉为经典。一句话,他喜欢不平凡的文采和不一般观点;从来不用日丹诺夫式的框框评价作家。显然,他对不同的文学流派、不同的文学风格具有兼容并存的、较客观而科学的态度,从不以“唯上”的态度对待这类问题。

  我必须追述一件当时令我颇感意外的事情。从这件事中,人们可以看出即便是一位在革命圣地学习、战斗过的老干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二”负责人(第一负责人为诗人何其芳),也存在着心灵深处的困惑或矛盾。这里我要说的是,文井老大哥作为一面老根据地“革命文艺旗帜”的形象,也在一次“家庭遭遇战”中发生了动摇,被冲击得相当狼狈。

  记得那是1982年间,王蒙因为尝试在小说中使用“意识流”手法,而遭到几位死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敢超越雷池一步的老作家们的批判与质疑。批评者几乎把这位后来的文化部长推向“崇洋媚外”、“向西方文化投降”的审判席。一时间文艺界陷于紧张,大家为王蒙捏了一把汗。就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时刻,严文井挺身而出,在报刊上(首先是《北京晚报》副刊)为王蒙尝试运用“意识流”的新作进行辩护。文井老兄认为,“党的双百方针”允许每一位作家在其创作活动中发挥自己特有的“创新精神”,文艺创作如果丧失掉“创新”,还如何推陈出新、还怎样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增加新的精品?文井老大哥对于“党八股”式的文艺批评的迎头反击极为及时,也十分精彩。这种以一位老作家身份为其后辈据理力争的行为使人感动,也应为之喝彩。

  然而,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当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清晨,走进严文井社长的客厅时,立刻感到一种紧张气氛,一种夫妻失和造成的压抑感。随后,虽然主人以平静的语言向我解释了当时他与其“续弦夫人”K女士(也是一位文艺期刊的资深编辑)的争吵,但由于向外人泄露了个人的隐私,文井老兄也实在难以掩饰其尴尬而苦恼的神情。当然,严文井和他仗义支持的王蒙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与其论敌们的交锋中获得了优势,而中国作家向外国文艺作品学习的禁区也随之被突破。但是,从这次意外的发现中,我颇有所悟,也有所思。应当说有两点收获与心得。一是文井老大哥的思路是可贵的,其创作思想是超前而有预见性的。其二,则是在中国作家们的妻子是往往由于爱人的作品或论点可能触及禁区,而感到担忧与不安。

  当年,从评判胡适——俞平伯的“红学思想”,到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文艺界揪出“丁、陈反党集团”等等。试问,有哪一场“阶级斗争”,不使成千上万的丈夫、儿子们陷于囹圄之灾,甚至逼得人们家破人亡?文井老大哥的夫人由于丈夫可能“闯祸”而大发雌威,难道不对吗?难道不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为吗?这一场家庭悲喜剧使我立刻想到一副著名的楹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只为稻粮谋”。于是,我回到自己的“雀儿斋”(当年我的书房被老演员谢添命名为“雀儿斋”),为香港《镜报》月刊写出了那篇书简体文章《让妻子们不再担忧》,衷心希望这样的记忆在现实生活中永不重复,从今以后文字无狱,言者无罪。

  顺便介绍一下,严文井同志是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的“抗大”早期学员,后来长期担任“鲁艺”文学系教员、副主任。1945年他奉命赴东北担任《东北日报》总编辑。建国后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兼社长,以及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亚非作家协会中国地区主席等职。严文井同志生前还担任过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

  立此存照,祝愿他在马列主义的“天国”里平安、快乐。

邹霆,《经济观察报》 201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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