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长江，寻找真实的陈独秀

唐宝林、朱洪：兜了一圈又转回来（2）


流经安徽南部的长江，水势已趋缓。在这仲春的天气里，可以看到临码头的江面上，有三二人击水。隔江望去，对岸大片的野树林在湿泥里扎根，好像抓住了这一江春水。

江北岸的小城安庆，是清末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城池的残垣已退入离岸百步的水滨，新江堤与旧城池之间的空隙，则为一条空阔的现代化“沿江大道”和路边的食肆填满。

从安庆向东百里，就到了长江下游的重镇南京。1853年太平军从武汉顺江而下，攻克安庆后，不出一月就占领南京。出生于安庆怀宁的陈独秀，18岁时作第一篇政论《扬子江形势论略》，就曾写道，“曾（国藩）胡（林翼）诸公初出山时，即以通靖长江为平荡东南之重计”，文中流露出对曾胡以长江为谋的深韬远虑的敬服。

第一次出远门，驻足南京长江边，外面涌动的新世界冲击着少年意气的心胸，“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三十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陈独秀从此踏上了远游之途，不再回故乡安庆长居。

据陈独秀的三子松年后来回忆，“祖母对父亲长期浪迹在外，总是担惊受怕，常常叹息自问：能否有儿子抱头送终。”


安庆：故居与坟墓

我们寻找陈独秀之旅从安庆开始。

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长江水道运输的依赖相比，如今江中的客运船只已极为稀少。安庆码头上，只有摆渡到对岸贵池的客轮停靠。

陈独秀最后一次到安庆，就是在水路从武汉往上海的途中。那是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被批驳为“路线错误”的他退出了中共领导层，被架上人生的岔口：去上海转道海路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认错，或者南下广州参与他所不能认同的武装暴动。

船过安庆，临江的振风塔钟声摇荡，让独对江上一轮孤月的陈独秀，更觉寂寥。此时在老家，尚有原配高晓岚带着一双子女，陪伴在陈的老母蓝氏身侧；而夫人高君曼则拉扯着另两个孩子，在南京艰难度日。

现在从江上驶近安庆，最先见到的仍是屹立此处四百多年的振风塔。这座始建于明朝隆庆年间的古塔，一度被当地人视作“陈家门前的一管笔杆子”，神乎其神。

陈独秀中年作《实庵自传》，自谦说，“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瞧不起的，全族中到了我父亲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我们兄弟又都是青年秀才，才遭人另眼相看。”

出身穷酸的读书人家，过继给官至四品的叔父陈昔凡之后，陈独秀出入城南煊赫的“陈家大院”，有了点名门望族的派头。传说中的“陈家大院”前后四进屋子，院中还带两个花园。因临江一边的大门饰有俄式石柱，又被当地老百姓叫成“陈家大洋房”。

从1980年代初开始研究陈独秀的安庆学者朱洪拍下的照片里，尚能看出陈家气宇不凡的轮廓。但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它因受陈独秀牵连而被当作“精神污染”一并扫除。

因为50年代毛泽东路过安庆时的一句话而被“保护”下来的陈独秀三子松年一系的后裔，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噤若寒蝉。现在安徽工大任教的陈松年之子长琦，一接起媒体的采访电话，直觉的反应是，“谈我祖父，能怎么谈？每次都是有‘统战’需要时，才让说两句。”

我们赶至原址时，此地只剩下半排矮平房，被周边居民区的公房包围，像是随处可见的城中钉子户。

眼前的景象也没有大出意料，我们曾寻访过陈独秀在北京的寓所箭杆胡同9号，旧址破败的宅院里如今挤了三户人家，周边被征地建成了检查局和上访接待站。巷子里的老住户，一听“陈独秀的名字”，也只报以茫然的眼神。

在这名不副实的“陈家大院”屋门口晒太阳的周阿婆，“土改”以后便住在这里，她指着墙上的黑漆铭牌“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说，“陈独秀的女儿来要过这里的房子，但他们家的正房早不在了。”她掉过扇柄，往东一指，“喏，隔壁自来水厂原来是陈家的宅基”。

陈独秀早年加入柏文蔚的讨袁一党，在朝为官的嗣父陈昔凡还只是做做样子“要和他断嗣”。但等陈独秀抛开结发妻，反爱上了小姨子，则“深为家族所不容”了。这个使“家门不幸”的“逆子”，若干年后所造成的影响，至今未有盖棺定论。

随便跳上一辆安庆的的士，听出乘客外地口音的的哥，都会招呼，“我们安庆就两个地方有点看头，一个是振风塔，一个是独秀墓。”

陈的三子松年，把父亲的尸骨从四川江津（现属重庆）运回安庆时，棺盖板上却连“陈独秀”的名字也不敢刻，而是用了他鲜为人知的科考名“陈乾生”。每到清明，陈松年都会拖儿带女到墓上祭扫，唯在“文革”中断了十年，“因为怕墓暴露，被‘造反派’挖掉。”

陈独秀尚在世的孙女陈长璞还记得，1977年找到久无人祭扫的墓地时，还不敢确认。因只剩一簇“柴草缝里冒出的小土堆，面积不过一平米，顶高不过两尺，‘先考陈公乾生之墓’的墓碑已经不见了。”

墓地几经迁易，现在占地1.37平方公里的陈独秀墓园，则是安庆市政府2005年规划建造的。白色大理石铺成了三个阶梯广场，要是再多出几十级阶梯，气势堪比中山陵。但这盛大的墓园里，却遍寻不到一块铭文。

只有一座《新青年》纪念碑，坐落在从入园口高耸的陈独秀像到墓室的百米长廊的中轴位置。上面镌刻了陈独秀早年言志的《敬告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特别的设计有甚奥妙？墓园管理处主任何翔只淡淡地说，“原本那准备搞个《共产党宣言》纪念碑，但《共产党宣言》字数太多了，刻不下。”

从墓园返城的途中，我们顺路搭载了一位独自前来谒陵的白发老人。他从镇江来，专程为瞻望一眼陈独秀的墓地。“怎么说他也是我们党的创立者，现在这样对待他是应该的。”我试探性地问，“那之前说陈独秀犯下的错误呢？”老人在副驾驶座上坐直，扭过头来说，“要是说他有错误，我觉得就是没有抓住‘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条。陈独秀是这样，孙中山也是如此。”


武汉：滑铁卢与缺席者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上海则是共产党创立的地方。陈独秀在彼的事迹，已被断诸公论。但在长江水道中的往来，才载着陈独秀一生的沉浮。

1927年那次船过安庆，陈独秀是从武汉搭英国客轮“公和”号匆匆出发的。上船前，他特意戴了一顶宽檐大风帽，以避人耳目。同遭大革命失败的冲击，陈的两个儿子陈延年与陈乔年，则滞留武汉。仍在党内任要职的他们和党组织一起转入了“地下”。

不久后，陈延年就在武汉俄租界内的隐蔽所被搜出，和在上海被逮捕的弟弟乔年，同在龙华遭处决。陈独秀闻延年是遭国民党左派吴稚晖出卖后，写了他生平最失风度的一句诗，“吴家哲嗣今应斩，绕室汪汪犬吠声”，直骂吴是没有种的老狗。

1926年北伐军一路西进时，斯大林还期许“武汉将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左翼力量强盛的城市，就成了共产党遭血洗的滑铁卢。现今汉口江滩的老使馆区，俄领事馆大楼、南洋大楼内的汪精卫政府……老建筑的遗迹像一副多米诺骨牌，刻着那个年代不断被推倒的政局。

陈独秀初到武汉时，住在四民街61-62号（现胜利街185号），隔一个路口就是中共中央机关办事处（现胜利街165号），再向南拐个弯，转到鄱阳街125-135号，就是召开中共“八七”会议的地方。前一处于今已被征地拆迁，后两处则保存完好。“八七”会议遗址改成了纪念馆，更高挂着邓小平题写的牌匾。

和另外几处遗迹相比，“八七”会议纪念馆可谓修旧如新了。闹中取静的位置，荫蔽在江滩占尽风头的西式建筑之后，很容易让人想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格局。

经过改造的纪念馆，把原来的会堂布置成了三个展厅，讲述着中共如何从大革命的失败中走上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路，从而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

整个展馆最耀目的展品是一个镭射灯箱，演绎了“八七”会议的“实况”。一段不出两分钟的台词滚动播放着：先是一个木讷的书生推推眼镜，向围拢在桌边的二十来人宣读此次大会的议程“一是纠正过去的路线错误，二是改组中央机构成员……”明眼人一望便知这书生是瞿秋白，身边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时向他交代着什么，此时，一个声如洪钟的湖南口音迸了出来，让展厅里寥落的参观者不免一惊。“须知中国的革命，只有从枪杆子里出政权”。拍案而起的身影正是毛泽东，陈独秀则是这次历史性会议的缺席者。

记得在安庆的陈独秀纪念馆，“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也成了布展的一段空白，单单选取了陈“成立中共第一个监察委员会”、“查处第一起中共腐败案”等几个旁枝末节。我询问了展馆负责人，他说，“布展时，经过市党史办、市委宣传部几家单位一块儿讨论，结果就是‘大革命’这段没法展开，也说不清。最后决定就说一下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和他被开除党籍的时间点。至于开除党籍的直接原因是什么，都不提了。”

个人言行的痕迹湮没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恐怕莫如于此。我们行走在武汉的江滩，看着入夜后混重的江水被各色霓虹灯、射灯的光线切割，江边夜总会震耳的节拍盖过了江上船只马达的声音。在这“打响中国近代革命第一枪”的城市，时有夜色中转出的欢情男女，微醺地停留江边的“打靶”小摊，操弄着气枪，刺破一颗颗五彩气球……


上海：落魄时隐匿

长江的尽头上海，是陈独秀政治命运的重要起点。这个长江口的大城，现在是消费主义行于中国内陆的橱窗，当年曾是舶来各种“问题与主义”的交汇之所。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向孙中山进言，寄望上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每次被通缉、被放逐，他能想到的第一个安身之所，似乎总是上海。在这里，他大隐隐于市，即便落到不名一文，仍同千万人一样“漂”着。

从上世纪初年到30年代，陈独秀曾五次客居上海。境况稍好的《新青年》创立和建党时期，他的居所散落在现淮海中路商圈的附近。

这里原属法租界，以绰约的法国梧桐和青砖洋房闻名，霞飞路（后称淮海路）上的咖啡馆后来被“新感觉派”奉为海上小布尔乔亚情调的渊薮。刘呐鸥等辈在这里欲拒还迎地切磋“罗曼蒂克”，陈独秀大谈特谈“布尔什维克”，也不煞风景。《新青年》的创刊号封面，就是用了法文的翻译“LA JEUNESSE”。

陈独秀借寓在哪里，哪里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它起初在嵩山路吉益里，我们赶到时，早已被几所知名会所所覆盖。后迁至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在七年前，还挂着一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招牌。门口的大理石铭牌上，一笔带过，“一九二一至—九二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却只字不提陈独秀。今番再来，只见大理石面上加钉了一块铁牌“补丁”，上书“《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渔阳里向北走到胡同底，6号是原团中央所在地，现在被改造成了团中央旧址纪念馆。展品中《新青年》和《共产党》并陈，被标示为“中共党组织早期主办的刊物”。这在当年的胡适看来却是一个遗憾，陈独秀离开北大再回上海之后，《新青年》亦随之越发左倾，直至变成了一份政治宣传刊物。胡晚年在美忆及，仍不肯松口，“真正的《新青年》只有开头的六期”。

陈独秀晚期在执一支自由之笔，对党内党外均不留情地加以批判时，他本人在这座过去建立功业的城市，却不得不隐匿起行迹。

此时的陈独秀，一面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一面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在法租界中也难以容身，不得不一头钻进虹口江边的“下城区”活动。半是荒弃的永吉里（在今岳州路舟山路口），无人再知陈独秀。当时落魄的陈独秀，在此认识了南洋香烟厂的女工潘兰珍，两人相好了三年，潘还以为自己的男人是“南京的老张”。要不是陈独秀在1933年4月被公审，她恐怕这辈子都会被蒙在鼓里，更何况外人？

江上轮船的汽笛，穿过这片低矮的居民区，听来仍很真切。陈独秀在此地，会否想起家乡安庆那迂缓长江水？


江津：晚年的归宿

陈独秀飘摇的晚年，仍是在江上行舟。1937年出狱后，他在武汉稍事休整，就溯江而上，前往战时的陪都重庆。如今因三峡工程，武汉到重庆的航路已停开了十年，我不得不坐了一个昼夜的火车。

想当年，战时民生公司的轮船，在长江里抢运人口、物资撤向大后方，头顶上是日机的轮番轰炸。陈独秀的通讯地址和居所，因此几乎总是分隔两处。隐居于重庆城中石板桥的川源纸行，要通过友人转交与外界往来的信件。

原打算在重庆安顿下来的陈独秀夫妇，发现难以负担连日上涨的米价，不得不迁往生活成本较低廉的江津县。

重庆上游七十多公里的江津山中，七十年过去了，现在仍是一片小自耕农社会的风貌。面对长江，背靠鹤坪山，散落在陈独秀晚年寓所附近的屋村，仍然是不闻世事，蒙昧如初。陈独秀也在此圆了母亲蓝氏的心愿，老来伴在身侧为母送了终。

我们来到江津石墙院时，正逢陈独秀故居在翻修改造。一队村人沿用过去的建筑手法，扁担挑水泥、毛刷砌屋顶，对现代机械的依赖程度仍很低。门口一位老汉，手里编着竹荚，风景在他浑浊的眼中似乎凝然不动。

上前攀谈，问起陈独秀，这位82岁高龄的刘姓老人连说带画，“我小时候看见过他，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女的，天天傍晚的时候打这里经过。”老人指指坐下的树桩，“就在这附近散步，他们一个劲说话，我们听不懂。”但他一意认为，三人中的另一个是国民党派来监视陈的间谍。

从台静农、郑超麟等陈独秀晚年朋友的记述中看，在江津常伴他左右的有两个人，女的是潘兰珍，一手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男的则是高语罕，为他接挡访客的应酬。虽然语言不通（安徽乡音和四川话相距悬殊），陈独秀还是会应乡民之邀，参与社戏等集体活动。为了换几个皮蛋或一缸咸菜，陈独秀写了不少条幅以为酬谢。

石墙院的藏品中，至今保留有一件蓝底小红花布旗袍，据说是陈独秀为了酬谢屋主杨家人而赠的。“当年娘娘出嫁时，陈先生没钱送礼，陈夫人就把平时自己也舍不得穿的一件旗袍送作了贺礼。”杨家第四代杨恒勋说。

直到1997年江津政府拨款重修石墙院，杨恒勋一直住在院内，维护和看管着陈的旧居。当年出现在陈的丧礼照片中的一个杨家小孙女，为陈独秀戴孝，后来因此被打成“右派”，孤苦一生。除了陈松年一系，陈家的其他子嗣如四子鹤年、养女陈红和他们的儿女，多被打为“右派”，在八九十年代飘零国外。

陈松年和杨家第三代在江津还曾同住一屋檐下，松年继承了乃父的耿直脾气，无功不愿受他人之恩惠。推辞了别人为其介绍的在江津中学（原国立安徽九中）教学的职位，而甘为一乡间木匠，自食其力。在战乱的年月里，押着父亲的灵柩返回安庆故土。

杨恒勋自称没读多少书，在看护老宅的那么多年里，时有身居高位的人前来拜访。他开始听说“陈独秀这个人物遭遇了历史不公的评价，将来会慢慢扭转”时，还不敢相信。直到不多时前，安庆陈独秀纪念馆有人跑来瞻望，带来的一个消息才让他渐信为真：今年“五四”，安庆市陈独秀墓园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项陈独秀的孙女长璞从1998年开始申请的项目，终算有了点眉目。

杨恒勋眯起眼睛说，“我越听越觉得，陈独秀是没什么错的。”

（感谢安庆师范学院朱洪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教授给予的帮助；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对本文的校订）


【陈独秀逸事】


制作炸弹

陈独秀和刺杀五大臣的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甚至比吴樾还要老得多。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还曾有这样一重身份——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陈独秀年轻的时候与许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是暗杀的狂热拥护者。他与蔡元培、章士钊、鲁迅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

吴樾刺杀五大臣时的炸弹正是陈独秀与蔡元培共同制作的，但这些炸弹性能不佳，结果发生了意外，在与卫兵冲突的过程中就爆炸了。五大臣只受了轻伤，吴樾抱憾而死，刺杀行动宣告失败。后来，陈独秀还写了一首诗来吊唁吴樾：“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不问家事

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叔父为嗣子，虽然叔父对他很喜爱，但陈独秀却对叔父没有感情。后来他参加革命活动，叔父怕被连累去办了退继手续，暗中却给陈独秀接济。陈独秀并不买账，不肯取得叔父的赞助。有次陈独秀去北京，他家开的铺子掌柜邀请少东家去看看，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陈独秀不问家事，与叔父很疏远。

但他对母亲和嗣母却感情深厚，他从日本回家穿着西装，嗣母看不惯说他穿得像鬼，他立刻换下西装。但陈独秀本人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在家时间少，加上夫妻关系不和谐，几个儿子对父亲颇少感情，陈独秀也对孩子缺乏必要的关心。高氏常常向潘赞化哭诉，当朋友向他提起此事，陈独秀还说：“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要胡适离婚

胡适曾说“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但就全体来说，我对孔子和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他一边教导儿子，不要以“忠孝”为人生的信条，另一边却又尊崇母命，一生与母亲包办的农村妇女江东秀相濡以沫，这让许多倡导新思潮和主张自由恋爱的同仁十分不解。

陈独秀曾经拍着桌子对胡适说，“你要认我是个朋友，今天就跟你的老婆离婚，这么丑的老婆，这么小脚的老婆，没有文化、没有思想，你居然能够容忍，证明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马上跟她（离婚），拍着桌子要离”，胡适说，“我现在的婚姻，其实对我还没有什么吃亏，也很好。”

（资料整理：蒲思恒）

记者：黄修毅  实习生：李韵 蒲思恒，安庆、武汉、江津、北京、上海报道，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20期